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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团实力雄厚,对抗孙中山的军政府,是无知还是大胆?

 浩然文史 2022-11-08 发布于山东

旧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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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很低,自从商鞅变法、秦统一中国以来,商人都被放在社会阶层的最底端,商人不能乘车、不能做官、也不能穿丝绸衣物。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有这样一群商人,不仅地位崇高,而且还敢对抗政府,甚至喊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要求孙中山下野。 

一、广州商人团体

清末民初时,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商人团体实力强大,影响力广,对政治的参与度也较高。广州商团,原名“粤省商团”,一开始是由粤商维持公安会牵头组建的,而粤商维持公安会的前身是晚清时期的粤商自治会,从一开始,广州商团就带有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基因。

位于华林寺的粤商自治会旧址

在黄景棠、陈惠普、李戒欺等一批商人倡议下,1907年11月,粤商自治会宣告成立。粤商自治会领导了反对英国窃取西江权益、抵制日货、维护领土主权等一系列爱国斗争运动,但在辛亥革命前夕,自治会的骨干人物发布了一份《广东各团体因乱事布告中外同乡书》,批评革命党人的起义运动扰乱了商务和治安,甚至提出华侨不要对革命党人提供支持。这样的操作导致粤商自治会声誉受损。

民国后,粤商自治会不复存在。民国时的广州商人政治性团体是粤商维持公安会,但也是原粤商自治会的主要骨干人物发起创建的。

1912年初,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了粤省商团,后改称“广州商团”,一开始商团的定位是商人团体的自卫武装,因为时局动乱、匪患严重,商团开始扩张,到1916年已有10个团,成为广州城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商人团体的力量被承认,在广州格外明显,清末民初,广东地方政府大员到任之后,都会会见各商人团体的头面人物,以获得商界支持,在广东能否取得商人团体的支持与合作,成了官员甚至政权能否顺利实施统治的关键。

二、孙中山军政府入粤

1923年,孙中山率领讨贼军(粤、桂、滇联军)进入广东,讨伐陈炯明,粤军第一、三师通电起义响应,陈炯明的军队迅速溃败,土崩瓦解。孙中山又一次在广东建立了大元帅府,任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组织政权。

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权后,迫切希望把广东作为革命的策源地,然后北伐,解放全国。1924年1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的共产主义路线引起商界恐慌。

军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就向商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各路军队包烟包赌,纪律很差,经常跟商人发生冲突。所以商界对军政府越来越不满,双方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解。

商界就开始以广州商团的武力为后盾罢市。1924年3月底,所有的银号与华资银行罢市;5月,为抗议征收轮渡附加费,航商全体停业罢航,为抗议特种药品捐,药业各行罢市;6月,当押行也罢市了。除广州以外,广东省其他地方也不断发生罢市事件。

三、商团事件爆发

1924年8月,军政府扣留了广州商团购买的9000余支枪械和300多万发子弹,理由就是枪支数量多于买枪护照中申请的数量,而且运输军火早于申请买枪护照的时间。

商团多次组织商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返还扣留武器,都遭到政府拒绝。很快,商团再次号召商人罢市,威胁政府返还枪支。军政府宣布广州戒严,商团也开始策划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以实行联防等。

在事件的早期阶段双方进行了谈判,都做了一定的退步,政府返还了部分枪械,商团按照政府要求通电拥护大元帅等。

大元帅府旧址

局势稍稍缓和。

结果,10月10日,又爆发了商团和工团的冲突,商团拥有精良的武器,致使工团伤亡惨重,局面再次紧张起来,商团在西关地区构筑街垒,张贴标语,要求孙中山下野,推翻军政府。

孙中山下定决心武力解决广州商团事件,加之苏联的武器援助抵达,10月15日凌晨,黄埔军校的一、二期学生联合部分军队和工农军,在鲍罗廷等人的指挥下,一举击溃商团军12000余人。团长陈廉伯逃往香港,副团长陈恭如投降,当天晚上西关商业区开市。

其实,在孙中山下定决心采用武力之前,并不是没给过商团机会,1924年6月29日,大病初愈的孙中山出席军、警、团会操,向商团授旗,并讲话称“民能自卫,更宜扶植”。廖仲恺也曾邀请商团首领加入国民党,但被拒绝。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最后成了一场流血冲突。

黄埔军校学生进入广州

广州商团事件的发生责任不在单独一方。商团方面意图维持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甚至扩大,以致有人提出“以扣械始,以倒孙终”,试图推翻革命政府,不过商团的权力是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府都不可接受的。政府方面不可能接受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存在一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且不受控制的武装团体。所以说,商团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文史君说

商人试图与政府对抗,甚至想要颠覆政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难以想象的,是那个特殊时代下的产物。商团的存在本就是一种畸形,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枪就有发言权”的制度变态的产物。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国民党争取工农力量的背景下,商团是不可能和革命政府走到一起的,所以双方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

参考文献

吴群力:《“广州商团事件”鸟瞰》,《广东史志》1994年第4期。

邱捷:《近代广东商人团体与广东政府》,《近代史学刊》2001年00期。

丁身尊:《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的斗争》,《华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3期。

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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