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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有关研究著作通常会特别注意国民党内处理商团事变的策略分歧，认为国民党内右派、军阀向商团妥协，特别是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出面“调停”，实际上是勾结商团反抗革命政府（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周报的文章一再表明了这种看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谈到商团事变的论著基本上接受《向导》的观点。如徐嵩龄《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的北伐与广州商团事变》（《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其实，范、廖对孙中山抗命不遵有之；“想藉此与商人接近，见好商人，然后从中剥夺”（注：伍豪：《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向导》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大概也是事实。至于说他们想勾结商团推翻孙中山，则太不合情理（注：9月初，粤海关得到的情报说“据闻，滇军将领正与商团暗中磋商，图谋推翻孙逸仙的政府”。见《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7页。）。因为滇军如果抛弃孙中山这面旗帜，在广东的驻扎便失去了合法性；而且范、廖深知广州商人一直对“客军”持有敌视态度，商人罢市又会使滇军收入大减。所以，范、廖没有勾结商团反对孙中山的理由，他们的“调停”并非商团反抗政府或反抗行动升级的原因。从当时披露的文件看，商团反认为自己上了范、廖的当（注：商团代表质问范石生的函件见《广东扣械潮》第2卷，“文件”，第93-94、98-99、104-106页。）；而当时并未披露的一些资料，更能说明范、廖勾结商团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注：《峨山彝族自治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9年）、第6辑（1993年）刊登了范石生的一些资料和信函照片；万寿康的“范石生与广州商团事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藏未刊稿，暂编号“权65-1331”）收录了范石生的一些信函和“范石生醉挥书”，这些资料都反映了范并没有“同商团勾结”。李殿元的《论商团事件中的范石生》（《民国档案》1992年第3期）对范石生在商团事变的表现作出了新的评价。）。 广东政府当时还强调事变与陈廉伯的策动有关。孙中山《告广州商团书》说，陈“欲藉商团之力，以倾覆政府”，“以陈廉伯为广东督军，取消独立，投降北方”（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550页。）。陈廉伯是否真有这样大的魄力？陈身为商人，从事变前的经历看不出他有什么政治理念，更没有显示出他有何种军事才能。北京政府收到的秘密情报称陈廉伯“人本凡庸”（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下册，第772页。）。从他在事变中的表现，可知情报所言是准确的。说陈想当督军，恐没有证据。商团军谈不上是一支军队，陈廉伯既没有军职经历，又不可能震慑各路将领，在当时的中国，怎会异想天开要当督军？陈廉伯当然与这次事变有很大关系，但如果说，他和几个人就策动了事变，无疑夸大了他的个人作用。实际上，商团始终缺少一个比较有力的领导核心。8月11日，因军械被扣、交涉无效，商团全体职员辞职，12日商团在总公所集会，“磋拟暂由全体团友负责”（注：《广东扣械潮》第1卷，“事实”，第11-12页。）。虽说陈廉伯等人仍在幕后操纵，但商团公所不仅对广州一般商民不可能行使权力，就是在商团内部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在事变中议事和决定，大体都按清末民初广州商人团体惯用的方式。例如，8月24日，商业维持会在总商会召集七十二行开会，一个商董报告与政府谈判还械事尚未有结果，“即有一部商董起言，既无办法，明日罢市。一唱百和，人声嘈杂，主席制止不住，散会。敬（24日）夜各行集议，讨论应否罢市，主罢市者占多数”（注：《申报》1924年8月26日。）。可见，罢市决定也是在乱哄哄的情况下作出的，但得到多数商人的支持。要说陈廉伯蒙蔽了全体商团团员和整个广州商界，那也应该解释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政府为了平定商团叛乱和处理善后，自然要把打击面集中在陈廉伯等少数人身上，而把一般商团成员与广州商人说成是受胁迫的，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实际上，从孙中山给部属的函电看，他也清楚地知道是广州商界在同政府对抗（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67页。）。 可以说，在整个事变进程中，无论是英国还是南北军阀，都没有给予商团任何实质性援助。事变是因商团及其背后的广州商界同政府的对抗而引起的。那么，广州商人为何会如此不自量力地同政府对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要全面认识商团事变的发生和发展，除了从革命政府方面研究之外，应加深从商团角度的研究：第一，了解清末以来广州商人团体同历届广东政府的关系；第二，注意民国初年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广州商团发展的历史；第三，分析商团事变发生之前广州商人同政府关系的变化。 二 广州商人团体敢于同官府对抗，是从清末开始的。在近代中国，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广州商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投资近代工矿交运企业，创办新式学堂、报刊，主持社会救济（善堂基本被商人掌握），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作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大革命的策源地，新旧势力在广东斗争激烈，广州商人团体的向背往往对政权更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在辛亥年广东独立、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中反映得尤为明显）。因此，无论是清朝官员，还是革命党人或者军阀，他们在广东执掌政权时，都希望得到广州商人在政治、财政等方面的支持。清末的两广总督，民国的都督、督军莅任之初，都会接见商人团体的代表；他们实行重要政策时（如维持纸币、开办清乡、筹集军饷），通常会召集商人团体领袖征询意见。政府对商人越来越优容，商人团体领袖在社会上的威望越来越高，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自然也就越来越敢于同政府抗争。 民国成立后十余年，多数广东政府对北京中央政府来说是公开或实际上独立的。这些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一直面临挑战。由于对基层缺乏有效的控制，省内随时都有敌对力量，加之难以克服的财政困难，它们都非常注意争取广州商人团体的支持。但是，无论哪个广东政府，只是有求于商人，在制定经济政策、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商人权益等方面都没有什么作为，更没有为商界创造发展的机会。所以，尽管广东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广州的商人和商人团体，但商人对民元以来历届广东政府都不满意。当然，他们知道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不会也不可能保护他们。因此，无论对北京政府还是广东政府，广州商人都既不拥护，也不惧怕。他们认定只有加强自身的力量，包括武装力量，才可以在乱世中维护商界的利益。广州总商会、七十二行、粤商维持公安会、广州商团以及主要由商人控制的善堂往往联合行动，造成很大声势。当广州商人认为某项政策严重损害商界利益时，有时便采取罢市等方式抗议，而政府通常也会很快妥协。像广州商人团体这样在地方政治发挥如此大的影响，以及为维护自身利益敢于对政府持如此强硬态度的，在国内其他城市很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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