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广东民间武装

民国初年的广东好像是个硝烟四起的大战场，除了军阀混战外 ，随时还有规模不等的其他战事：军警剿匪、盗匪火并、乡村械斗、团匪对抗、军团冲 突等；关于这些战事的报道，经常都会提到新式武器。在广东(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 武器进入了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华侨聚居的台山、开平、恩平等县建立了大量 碉楼(多数是合民居和堡垒为一体的建筑)，仅开平一县，全盛时期有3000多座，现存还 有1800多座，大多数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所有的碉楼都有多个射击孔，华侨还从 国外购回枪支弹药、探照灯、发电机、报警器作自卫之用。 

究竟当时广东有多少民间武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以著名的粤省商团(广州商团)为例。商团事变期间，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发布告示说：“粤省商团，比年以来，极形发达；枪 枝之多，不但为他省所无，即各国亦所罕有。”《申报》的报道称，广州商团有常备军4000 人，后备军4000人，每人有长短枪各一支；附城(近郊)商团与城中商团全副武装者，合 计有27000人。这样看来，仅广州一地商团的枪支便数以万计。

一个店员这样回 忆当时银号店(多加入商团)拥有武器的情况：“亲见各银号账房内，挂着驳壳枪，六八 、七九步枪，驳壳、碌架手枪、配壳的大号左轮等，挂在夹万之旁。大字号如西盛、全 昌、顺安、心泰、明兴等，多者驳壳两三枝，长枪两枝，左轮、碌架一枝或两枝。较小 的店号，亦有驳壳、长枪、左轮等各一枝。各类枪均配有子弹一至百发”。(“ 夹万”即保险柜。)

国内其他城市的商人，很少能像广州商人那样对政权更迭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有一支武器精良的商团军。商团事变的前因后果虽很复杂，但导火线则是“扣械”，政府和商团围绕着被扣武器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较量，以至商团方面事后仍把事变称作“广东扣械潮”。

事变中全省各地十几万商团、乡团卷入对抗政府的政治行动，也是因为拥有大量武器而有恃无恐。

由于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广东各地乡团经常介入政治派系之间的军事斗争，如1923年上半年，粤汉铁路沿线一带的乡团站在孙中山一方击败沈鸿英的部队，孙中山在表彰通令中，称他们是 “深明大义，乘机杀贼，或协助我军作战，或扰乱逆贼后方，致收迅克之功”。而粤北仁化县的乡团， 却以武力抗拒听命于孙中山的谭延闿部湘军通过。1925年9月，大元帅府命令粤军将卓仁机旅缴 械，执行缴械任务的是卓旅驻地台山县的乡团。 

历届广东政府都禁止私人非法藏有枪支，是否合法以有无“枪照”为断。1913年 “二次革命”失败后，龙济光政府在省城收缴枪械，重申“如藏有枪支子弹，未经领有护照者，无论个人购买，或在政府请领，均不得私自藏储”；但对违反者，如非政治上的敌人，处刑并不算重。当时报纸有这样两则消息：一李姓民人因私藏枪支， 被判罚监禁2年；而另一姓张的因代人私藏军器，也被判罚监禁1年 。

面对日益增加的民间武装，历届广东政府也想加以限制， 希望其协助政府维护秩序，同时收缴非法持有的武器。

1912年，广东军政府遣散民军，曾表示“所有器械由政府给价收回”。1917年3月广东当局也曾公布一个《收枪给价条规》，要求“自通告之日起，限一月内报缴，如逾限不报，或以多报少，一经查觉，或被告发，即以私 藏军火论罪”。但是， 政府收枪的价格却远低于“市场价”，在政府无力“言出法随”的情况下，其结果也就 不难想见。(注：收枪和“请领”价格就有很大差距：每支驳壳手枪收价30元，领价90元；六咪厘八步枪收价20元，领价60元；曲尺手枪收价20元，领价60元；黎意枪收价10 元，领价34元；村田枪收价10元，领价45元)。 在政府无力“言出法随”的情况下，其结果也就不难想见。

尽管民国初年的广东有如此多的民间武装，但没有出现伍廷芳这样割据数县的土皇帝，也没有产生“老洋人”率领的那种超过万人的特大匪伙。这是广东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决定的。

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是比较富庶的地区， 所以，不会出现赤地千里的灾荒和成千上万的灾民。而数量巨大而又高度分散的民间武器，使各种武装集团之间形成了某种制约，遍及全省的商团、乡团就使盗匪难以形成大股。因为民间武器非常普遍，所以，乡团中也难以一家独大。

此外，民国初年广东是军队较多的省份之一，政府虽无法有效控制和收缴全省的民间武器，但只要某些民间武装团体对政府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政府集中军警力量仍有能力控制局势，毕竟军队在组织、指挥、训练、作战经验等方面都远胜于民间武装团体。

民间武装是广东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具体象征，广东从晚清开始的地方军事化的进程， 到了1920年代可说登峰造极。直到1920年代末陈济棠在广东建立了稳定的统治之后，民间武装这个因素对广东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才有所减弱。但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以至1940年代末，广东民间仍有相当数量的武器，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