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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期，世界秩序趋于稳定，中国、印度、沙俄、西班牙等国均建立了强大的集权国家，欧亚大陆人口逐渐呈增长趋势。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促成人口增长和相对繁荣的因素有两个，第一个是农作物的广泛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第二个因素出乎意料，居然是大炮的发明和传播。 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作为环球航行的成果，一批新农作物传到欧洲和亚洲。马铃薯、西红柿、花生和木薯等能生产出比原有作物更多的热量。在新作物普遍种植的地方，人口密度上限相应提高了，中国非洲和欧洲全都深受影响。 美洲粮食作物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单位卡路里产量的提高。比如，西红柿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在现代地中海和印度人饮食结构中占有突出位置。显然，新农作物的出现是人口增长的最活跃因素，它们提高了人类生存的上限。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给人类带来大规模杀戮的大炮居然也促进了社会稳定和人口增长。理由是大炮的全球性传播使得小政府有能力维持广大地区的政治和平。大炮的传播和植物相似，沿着全球的海路行进。在大炮出现的地方，压倒性武力便开始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大炮非常昂贵，其制造需要大量金属，而驾驭大炮也需要特殊技能。不过，在这一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一门大炮可在几小时内轰开最为坚固的堡垒。  本来固若金汤的堡垒在大炮面前变得不再坚不可摧，大炮的力量极大削弱了地方诸侯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谁，只要拥有这样一些新式武器，或掌握了其生产技艺，就可以比以往更压倒性地有效推行自己的意志。自然，这也巩固了为数不多的“火药帝国”，中国的晚明和清朝、莫卧儿、德川幕府、奥斯曼、莫斯科、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帝国都可列为“火药帝国”。 “火药帝国”操控在垄断了决定性武力的集团手中，而决定性武力由各帝国政府所雇用的炮手来操作。这些帝国的大炮能够摧毁任何竞争者，领土随之扩张，统治更加稳固。帝国的竞争者被消灭后，战争和掠夺相应减少，行政控制的范围愈来愈广，并逐渐渗入偏远且大多人烟稀少的边境。 这就意味着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从17世纪晚期起，开始享受“太平盛世”，人们得以活着、交配和繁衍。  自公元前2000年末期起，青铜时代的曙光使武器比以往大为廉价，并由此提高了人类自相残杀的能力。而2500年后大炮的发明，却使武器装备转而趋于昂贵，并将有组织的暴力引向更为狭窄的渠道，使死于战火的人更加有限，尽管在战争中，装备精良的军队具有制造更大伤亡的能力。 支撑新装备的税收是沉重的。大炮赋予的新权力加上政府的官僚机构，巩固了统治者对强大军事力量的控制。征税在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地区可能变得更加固定了。但对于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言，经常性的税收即便难以承受，也不会比武装匪徒的掠夺更具破坏性，特别是从公元前1200年佩带铁制刀剑和盾牌的野蛮人攻打中东文明的堡垒以来，这种掠夺一直绵延不绝。 因此，大炮与帝国官僚的共存，有助于17世纪晚期至今的文明社会人口增长，必须被视作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  直到21世纪的今天，由核武、轰炸机和航空母舰组成的“超级大炮”依然维持着世界的军事平衡，使得“散户”竞争者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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