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竹林七贤”，我们首先会想到一群放浪形骸，视功名如粪土的世外高人。这七个人生活在魏晋时期，都崇尚老庄思想。传说他们谈吐风流，不拘礼法，一有空便凑在一起喝酒吟诗。这种逍遥快活的生活，很为当时人所羡慕，也被后来的文学家涂上了浓重的美学色彩。 你可以把 “竹林七贤”视为一帮文人的自嗨。放到今天，有点类似于知识分子的文艺沙龙。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他们七个，仍旧会发现很大的不同。而且据学者的考证，“竹林七贤”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过五六年，之后便各奔东西了。 在他们中间，真正称得上纯文人的，只有阮籍、嵇康和向秀这三位。剩下的四个，山涛与王戎后来去朝廷当了官，而且身居高位。至于刘伶与阮咸，则更像是打酱油的。刘伶一生嗜酒如命，除了那篇著名的《酒德颂》，好像啥也没留下。阮咸是阮籍的侄子，精通音律，应该是一位音乐家，可惜存世的作品不多，在“七贤”中名气最小。 为何“竹林七贤”的命运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何后世没有再出现类似的团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七个人的生平。  1/5 嵇康 先说说“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嵇康。 嵇康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天才的艺术家。他给后世留下了很多传世之作，文章有《与山居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等，都被收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还有著名的琴谱《广陵散》，至今仍作为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流传甚广。  嵇康不仅有才，人也长的帅，人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后两句出自朋友山涛之口。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意思是，嵇康的人格如松柏一般挺拔，如果他喝醉了，就像是一座玉山坍塌下来。 一个在品行、才能甚至相貌上皆无可挑剔的人，往往会遭到老天的嫉妒。我们都知道，嵇康后来被司马昭处死了，而幕后黑手，是魏国的大臣钟会。 这个钟会也不简单，熟悉《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他率兵攻灭蜀汉之后，一度想效仿刘备割据一方，但事情败露，很快就被部下给杀了。钟会曾经崇拜嵇康，有一天前去拜访，他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对方至少会 向他礼貌地打声招呼。没想到，嵇康全程连看也不看一眼。  钟会影视形象 钟会非常气恼，转身就走，嵇康这才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的回答也很巧妙，他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人的初次对话以尴尬收场。 据说，嵇康就因为这件事得罪了钟会，给自己惹上了杀身之祸。钟会在司马昭面前进献谗言，诬告嵇康图谋不轨，嵇康也因此被杀掉了。 然而，如果说这就是嵇康被杀的根本原因，恐怕有点牵强。要知道，钟会的权力再大，在朝廷中顶多就是个校尉，犯不着为这点破事和嵇康过不去。真正想要嵇康死的，还是司马昭。 嵇康有一个显赫的身份，他是曹操的孙女婿，与曹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你可别小看了这层关系，魏晋时期是个门阀社会，你和大家族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你的政治前途。  司马氏得以掌权，得依靠门阀士族的支持，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门阀士族既然能支持你，也可以颠覆你。司马氏是通过诛杀曹氏宗亲上位的，而嵇康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必然反对司马氏，不仅如此，他还差点采取过行动。根据裴注《三国志》记载，淮南的毌丘俭造反时，“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足见嵇康反司马昭，不止是说说那么简单。 当然，上述说法缺乏充分的考证，我们也只能猜测。如今人们熟悉的版本是嵇康替好友吕安鸣不平，最终触怒了司马氏。吕安的妻子被他的兄长迷奸，而对方却恶人先告状。嵇康看不下去，挺身替好友作证，结果引火烧身，把命也给丢了。即便这事确有发生，也不足以让嵇康掉了脑袋，充其量只是个导火索。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政治上的，嵇康和司马昭不是一个阵营的人，而且他也的确反对司马氏。 2/5 阮籍和向秀 说完了嵇康，我们再谈谈阮籍。阮籍是个诗人，相比嵇康，阮籍的人生要平淡一些，但他和嵇康一样自命清高，对俗人“以白眼对之”。除此之外，阮籍对礼教也不屑一顾，曾著有《大人先生传》，讽刺了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 嵇康被杀的理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按照这个标准，阮籍同样该杀。可他却活的好好的，这就进一步证明，嵇康之死有政治上的原因，所谓诋毁礼教，不过是随意扣上的帽子罢了。  阮籍生前曾被任命为步兵校尉，所以他还有个称号，叫做“阮步兵”。阮籍早些时候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但司马氏掌权后，他不愿效力，又不敢像嵇康那样公然反对。于是整天喝得烂醉如泥，用装疯卖傻来伪装自己。有一次，司马昭曾想让阮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儿子司马炎，阮籍却天天喝酒，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最终只好作罢。阮籍至死也不会知道，司马炎后来当了晋朝的开国皇帝，这位大诗人险些做了国丈。 与嵇康和阮籍比起来，第三位出场的向秀，则没有前者的傲岸与浪荡。 嵇康与阮籍有艺术家的气质，他们都嗜酒如命，而向秀却不善饮酒，他更热衷于研究《庄子》，是个学者型的人物。  当年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时，向秀就在旁边。他目睹了嵇康对钟会不理不睬，并因此身首异处的下场。所以，他颇为识时务地向现实妥协。就这样，向秀做了朝廷的散骑常侍。不过，他这个官当和没当没啥区别，因为他基本上是不做事的。 向秀的成就主要在哲学领域，他给《庄子》做的注，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在“竹林七贤”中，向秀不算个重要的角色。 3/5 山涛 嵇康、阮籍和向秀，他们都是文人。这里的文人不仅指文章写得好，更是一种生存状态。虽然这三人皆有官职，但他们更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文人的理想主义成就了他们的名声，也造成了他们政治上的失败。 接下来的这两位，山涛和王戎，就比前三位世俗的多了。  我们中学时都学过一篇课文，嵇康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写给山涛的（山涛字巨源）。文章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嵇康听闻山涛投奔了司马师，并引荐他一起去做官。但嵇康不愿意侍奉司马氏，于是向好友表达了自己志存高远，不愿受礼法约束的意愿。总的意思就是：你想当官就去当吧，我只想图个逍遥自在！ 光看这篇文章的名字，你会被“绝交”二字给吓倒。这个山涛到底如何得罪了好友，竟让对方以“绝交”二字相送？然而，嵇康在临终之前，却把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毕竟，再清高的文人也知道，想要儿子将来有出息，还是得找个大人物才靠谱。嵇绍后来也在晋武帝的朝廷里做了官，显然和父亲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山涛为人正直，做官也非常清廉。他在晋武帝时期任吏部尚书，选贤用能，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世说新语》评价其“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意思是说，凡是被山涛选中的官员，基本上都很称职，可见其有识人之能。 山涛还有着极强的政治嗅觉，当年做地方官的时候，他就看出了司马懿称病不朝的真实用意，于是辞官回家，从此远离政治。知道司马师上台后，山涛才回归政治舞台。 在“竹林七贤”中，山涛的政治名声最好。晚年一再向晋武帝上表辞职，却屡被拒绝。最后，山涛以78岁高龄得以善终。 4/5 王戎 与山涛同样入朝为官，并取得高位的，还有王戎。他也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比阮籍小了24岁。 很多人听说过“王戎识李”的故事。有一次，王戎和伙伴在路边玩耍，他们看见有一棵树，上面结满了李子。大伙都抢着去摘，王戎却直摇头。他对同伴们说：“如果树上有那么多李子却没人摘，证明它们肯定是苦的。”结果的确如他所料。  《世说新语》用这个故事，来证明王戎的精明。他的长处是机智并善于审时度势，很难想象，这样的人竟能和“竹林七贤”这帮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在一起。阮籍曾对王戎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意思是说，像王戎这样的俗人，时常来败坏他们这群高洁之士的雅兴。 王戎不仅热衷做官，也善于做官，当然，这里不是说他有特别的政治才能，而是指他特别能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又不失良好的名声。王戎是个官二代，所以起步就比别人来得高。王戎先是接替父亲的位爵位，之后相继出任散骑常侍、河东太守和荆州刺史。五十岁那年，王戎成了朝廷的吏部尚书。  晋惠帝上台后，天下败像已露。王戎升为太子太傅，后来又相继担任了中书令和司徒。后来，八王之乱爆发，王戎被司马囧任命为尚书令。此时的他早已无所作为，不过是随波逐流，甘愿做个“甩手掌柜”，把大事都交给下属去办理，也许正是凭借此道，王戎得以在西晋晚期的腥风血雨中幸免于难，并以七十二岁高龄安然地过完人生。 “竹林七贤”里最后的两位，刘伶和阮咸，之前已经说过，他们都谈不上重量级的人物，刘伶拒绝做官，逍遥了一辈子。阮咸和嵇康一样是个音乐家，但成就不及前者，为官更是政绩平平，没啥可说的。 5/5总结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竹林七贤”，究竟有何与众不同。 从个性的角度来看，他们人人皆有非凡的一面。嵇康的洒脱、阮籍的癫狂、向秀的冲淡、王戎的机智、刘伶的豪放······他们都藐视礼俗，敢做常人不敢做之事，这当然是“竹林七贤”最闪亮的标签，但我们不能忽略另一个关键点，就是这群人的身份。  “竹林七贤”中，嵇康是曹魏的姻亲，山涛是司马懿妻子的亲戚，王戎出身琅琊王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相比之下，阮籍、阮咸、向秀和刘伶的出身要稍低一些。这七个人中间，谁与当权者或门阀士族的关系越近，谁和政治的关系就越近。山涛、王戎皆身居高位，而嵇康则因为政治而死。除了嵇康以外，其余六人皆得以善终。 “竹林七贤”活跃于魏晋鼎革之际，门阀社会虽已形成，但尚未固化。所以，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得以聚在一起，因为有着共同的趣味，他们相互切磋，彼此欣赏，过一阵无拘无束的生活。 然而，美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随着司马氏掌权，中原正式步入门阀社会。世家大族制约着皇帝，也让高层政治陷入到了长期的倾轧之中，社会的日益团块化，使得原本基于自然生态的士林阶层濒于瓦解。知识分子被迫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向现实妥协，要么被现实离弃。 “竹林七贤”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的多样性。它并非纯粹以玩世不恭自居的团体，尽管其成员常常表现得浪荡不羁。事实上，每个人的志向都不相同。有人甘愿做个闲云野鹤；有人一心要当官；有人品行端正，左右逢源；有人只想单纯地做学问。 至于后来的中国社会，士大夫要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保持缄默，彻底变得消极颓废。要么在科举制度的洗礼下成为一个个严肃古板的道学先生。总之，他们的生命失去了弹性，从而也丧失了更多可能。 所以，什么是有生命力的组织？不在其成员的行为在表面上如何高度一致，而是它能否容下更多有不同背景，不同志向的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