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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陈忠实  从网络微信渠道惊悉陈忠实老师不幸驾鹤西归的消息时，我正在石家庄北站准备乘车返回太原。时下的网络微信实在发达，若无资讯如此发达的网络微信，我无论如何不可能这么快就得到陈老师仙逝的消息。然而，我终归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愿意相信微信所传递的消息就是真实的。微信误传消息的先例，是非常之多的。这一次，我多么希望也是一次被误传的消息。于是，马上把电话打给了我的朋友，《小说评论》的主编李国平。李国平暗哑低沉的声音，证实了微信消息的确凿无疑。顿觉中国文坛的一座大山轰然坍塌，我的心情一下子便沉重至极，仿佛一下子就沉入了水底一般，眼中有控制不住的泪水要喷涌而出。 最早得知陈老师身体状况不好，还是在2015年的7月底8月初。那时候，我到北京八大处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活动，又一次见到了老友李国平。也就是在那一次的谈话中，李国平告诉我，陈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从前，因为被检查出罹患有舌癌。从那个时候起，我内心里就开始有了对于陈忠实老师病情的深切牵挂。只要有机会见到西安文学界的朋友，就总想从他们那里了解陈老师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是否已有所好转？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拜托现代医疗手段，陈老师的身体状况的确有所好转，这样才有了由西安工业大学与陕西省作协联合举办的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暨陈忠实文学创作研讨会的隆重召开。虽然未能躬逢盛会，但从新闻看到陈老师能够亲自参加这个研讨会，从内心里还是为他老人家身体的有所恢复而倍感欣慰。但到了今年年初，从各种渠道传来的，却都是陈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好的消息。于是，曾经数度打算跑一趟西安，专门去看望一下陈老师。一次是今年三月，我参加由七彩云南组织的“全国著名作家七彩云南翡翠采风活动”。活动结束时，就已经与七彩云南西安旗舰店的老总高聪约好，要在3月中旬专门去看一下陈老师，没想到回到太原后因学校有事耽搁而未能成行。另一次，是今年四月中旬，因去南京参加“朱辉创作研讨会”而再次和李国平相遇。当时，在了解到陈老师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糟糕的时候，我再次对李国平表达了想去西安专门看一下陈老师的愿望。但李国平说，为疾病所严重困扰的陈老师，实际上并不想让朋友们专门到病榻旁去看自己。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我便一时有所犹豫，但就在我依然还有所犹豫的时候，却就在今天，在2016年4月29日的上午，获悉了陈老师已经不幸辞世的噩耗。就这样，终归还是造化弄人，我还是和我素来敬仰有加的陈忠实老师缘悭最后的一面了。而陈老师留在我心中的音容笑貌，自然也就永远地定格在了2014年9月20日的那一天晚上。 回想起来，我与陈忠实老师一共其实也不过只是见过三次面。知道陈忠实老师，当然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由于一直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这一特定文体的追踪阅读的缘故，早在1993年那次具有文学史意义的“陕军东征”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熟悉陈老师的代表作，那部沉甸甸的《白鹿原》了。那次后来被称作“陕军东征”的文学事件，同时推出了五部陕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在经过时间不无残酷的淘洗与检验之后，其中最起码有陈忠实的《白鹿原》与贾平凹的《废都》被证明是两部具有经典意味的作品。这样一来，“陕军东征”自然也就成为了被载入史册的重要文学事件。实际上，也正是凭借着这部厚重的《白鹿原》，方才从根本上奠定了陈忠实老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然而，尽管对陈老师敬重仰慕已久，但我的第一次见到陈老师，却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的2011年了。那一年盛夏时节，我和时任《名作欣赏》杂志执行主编的续小强一起专程前往西安组稿。最主要的组稿对象，一位是贾平凹，另一位就是陈忠实。行前与李国平电话联系，当李国平礼貌性地询问，到西安后，除了事先已经约好的贾平凹之外，我们还想见谁的时候，我脱口而出的一个名字，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陈忠实。这样，由于有了李国平的居中牵线搭桥，终于给我创造了一个拜见陈忠实老师的机会。那次见面时心情的激动，以及陈老师那满脸老农式的标志性皱纹，自不必说。至今难忘的几个重要细节，一个是陈老师的雪茄。尽管我至今都弄不明白陈老师那又粗又长且冲劲儿十足的雪茄究竟来路如何，但正是在那一次，我第一次知道了陈老师不仅烟瘾极大，而且只抽这种专门的雪茄烟。大约是第一次见面的缘故，陈老师非常客气地拿出他的专属雪茄来要我尝一尝。因为支气管炎的缘故，我早在2000年就已经戒烟成功，但碍于情面，我还是接过了陈老师的雪茄。一抽之下，果然烟味十足，冲劲极大。后来想一想，自打戒烟成功之后，我曾经先后陪三位先生抽过烟。一位是林鹏，一位是贾平凹，再一位，就是陈忠实老师了。为什么一定要陪他们三位抽烟呢？一来是表示对他们的敬重，二来是抽烟很明显有助于我与他们之间的深度交流。再一个是陈老师的皮包。我真的不知道陈老师的那只皮包到底已经使用了多少年，但从皮包上面那早已经变得斑斑驳驳简直如同成年的老树皮一般的外表来判断，怕只怕用了二十年也不止了。陈老师当然不是买不起一只新包来用。他之所以依然背着这么一只皮包，究其实，恐怕也还是与他的某种恋旧心理有关。  再一个细节，就是陈老师令人记忆格外深刻的那种关中大汉的豪爽大气。虽然不过是初次谋面，但或许是觉得陈老师特别平易近人，谈话也特别投机的缘故，我斗胆提出的一个不情之请，便是向陈老师讨要他老人家的墨宝。尽管我早已做好了请求被谢绝的精神准备，但没想到，陈老师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我从西安返回太原之后，很快地就收到了陈老师专门给我发来的快递。除了应我的请求而完成的一个书法条幅外，其中还附有陈老师写给我的一封短信。全信内容如下：“春林：您好。西安相聚，深以为幸，盼再来。遵嘱写一幅毛笔字，称不得书法，用毛笔写的字而已。刘勰这句语录，在我理解，用今天的话说，‘得物婉转’似为生活体验；‘于心徘徊’，当属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了。愿与君共勉。祝愉快！陈忠实 2011、7、4”。陈老师写给我的这个条幅的内容，自然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那句名言：“既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细细想来，其中既有陈老师自己的艺术体验，也更有对我的勉励有加。 与陈忠实老师的第二次见面，是一年之后的又一个盛夏时节。还是我和续小强一路同行，所携带的依然是他的组稿任务。只不过，这一次，我们是自己驾车从高速路直抵西安城的。由于去年已经有过很是愉快的会面过程，这一次与陈老师的见面，就已经完全是一种故人的感觉了。这一次的做东者，依然是李国平。我的记忆中，在坐者应该还有作家红柯、吴克敬等。这一次，陈老师依然背着他那只斑斑驳驳的老皮包，依然手持雪茄。而我呢，也同样还是要陪着陈老师抽雪茄。记得也就在这一次，我主动向陈老师提起，我不仅要重读《白鹿原》，而且还要把我的心得体会撰写成文。李国平听到后，马上接过话头，要求我写出来之后，一定把文章交由他们《小说评论》杂志发表。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就是那篇后来发表在《小说评论》杂志2013年第2期上的《重读白鹿原>》。我的文章本来还有一个正标题叫做“文化的自觉”，但不知道李国平出于何种考虑，去掉我的正标题，把我的副题干脆移做了正题。这是一篇我自己至今都觉得有所心得的文章。文章中，针对南帆先生曾经撰文提出过的“文化的尴尬”命题，我主要从“文化的自觉”的角度展开了自己的论述。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只要认真地读过《白鹿原》的人，恐怕就不能不承认，在这部小说那样一种只能以盘根错节称之的复杂矛盾纠葛背后，其实潜隐着两大文化价值观念根本对立的阵营。一方面是包括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鹿三等人在内，当然绝对少不了关中大儒朱先生，由他们组成的中国乡村宗法文化阵营（在这里，有一点需要略加辨析的是，尽管说在围绕争夺白鹿村以及家族自身的统治权力方面，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存在着不无尖锐的矛盾冲突，但如果着眼于一个更为阔大的社会历史层面，那么，白嘉轩与鹿子霖显然还是属于同一个文化阵营的。明眼人对此不可不察）。另一方面，则是由鹿兆鹏、鹿兆海、白灵、黑娃、白孝文等人组成的所谓革命者阵营（请注意，尽管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党派之争，但如果与白嘉轩他们那个阵营相比较，他们显然能够被归入同一个革命阵营之中）。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这两大对立阵营的构成中亲缘关系的客观存在。从血缘亲情的角度上，前一个阵营，可以被看作是父一代，而后一个阵营，则可以被看作是子一代。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朋友都知道，‘父—子’冲突，乃是新文学作品所集中书写表达的重要主题内容之一。然而，同样是对于‘父—子’冲突的艺术表现，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作品截然相反。如果说其他那些作品的基本价值立场主要是站在叛逆者的‘子一代’来反对保守传统的‘父一代’，那么，《白鹿原》就显然构成了一种反向书写。尽管说对于‘子一代’的人生选择也不无‘理解之同情’，但相比较而言，陈忠实的价值立场，显然还是更多地站在了白嘉轩他们‘父一代’的一边。进一步考察，即不难发现，其他那些作品之所以会站在‘子一代’的立场上反对‘父一代’，潜隐于其后的，显然是一种追新逐异的历史进化论逻辑，一种过于相信未来许诺的时间神话。相比较而言，陈忠实的《白鹿原》则明显地反其道而行之，当他毅然决然地站在白嘉轩、朱先生他们的文化立场上对于“子一代”的人生选择进行否定性指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依托于传统的文化资源对于所谓的革命现代性提出了真切深刻的质疑与反思。”质而言之，具有突出现代革命历史反思意识的《白鹿原》的根本价值，就在于陈忠实老师干脆就把白嘉轩写成了自己。或许与陈老师对我文章的满意度有关，至今犹记，读过这篇文章之后，陈老师曾经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里用很长的时间来和我讨论这篇文章。其中，自然少不了从前辈的角度对我勉励有加。我想，陈老师后来之所以会相继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鹿原》手稿本与作家出版社的《白鹿原》宣纸本全都邮寄送我，大约是由此认定我是一位《白鹿原》研究专家的缘故。非常遗憾的是，除了这一篇文章之外，我并没有再写过其他关于《白鹿原》的专门文字，这是至今想来都倍感惭愧，都感到对不起陈忠实老师的一点。 本来，紧接着的2013年，我还有一次机会可以见到陈老师的。那一年的5月25日，我应邀专程去西安参加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的学术研讨会。那一天晚上，陈老师本来已经和我约好要在我所住的宾馆见面，没想到我与其他朋友在外边喝酒一直到很晚才散。因此，当陈老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只好万般无奈地告诉陈老师，自己耽搁在外，实在赶不回去，只好向先生诚恳地告罪了。没想到，宽宏大量的陈老师在电话中“呵呵”一笑，说既然你在外喝酒，那我就不过去了，你好好喝，我们找时间再见面好了。让我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料到的是，那一次我们虽然没有见上面，但就在第二天，陈老师竟然委托邢小利专门给我带过来两盒陕南本地产的茶叶。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陕南不仅产茶叶，而且这茶叶竟然还口味颇佳，入口相当地沁人心脾呢！  然后，时间的脚步很快就到了2014年。这一年的秋天，这一年的9月20日，我专程赴西安去参加陕西青年作家侯波的小说研讨会。由于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陈忠实老师，所以内心便非常牵挂。这次，一到西安，就马上给陈老师打电话报告行程，并主动提出要去陈老师府上专门去拜望一下老师。陈老师一听说我到了西安，不仅非常高兴，而且还坚决要求晚上要专门请我吃饭。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陈老师，要请我这样一个后生小子吃饭，我自然倍感诚惶诚恐。然而，一番推辞之后，陈老师无论如何都不肯退让，坚持自己一定要做一次东。并且一再强调，我们早就在电话中约好了，再到西安后他要请我吃羊肉泡馍的。面对陈老师的盛情，我实在不好再做推辞，只好悉听尊便服从他老人家的安排了。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座的，除了李国平之外，还有来自于山东的青年批评家张艳梅女士以及西安的几位青年作家。但有一点，是我至今想来都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的。那一次，也可能是与我出发迟了一点有关，在由宾馆去往饭店的路上，我们居然遭遇了空前未有的一场大堵车。等到我们匆匆忙忙赶到饭店的时候，陈忠实老师他们差不多已经多等了一个小时。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潜伏在陈老师体内的癌细胞实际上很可能已经在兴风作浪，在悄无声息地吞噬陈老师正常的细胞了。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居然让老人家在饭店硬生生地多等了一个小时，真的是不可饶恕的极大罪过。同样没想到的是，那一次陈老师的请客，竟然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陈老师的音容笑貌虽然依然能够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但实际上，我们却已经是天隔一方，我再也无法听到陈老师那爽朗的笑声了。 “自古多情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残酷病魔的无情袭击下，陈忠实老师就这样等不及我再去看他，就这样匆匆地撒手人寰遽归道山了。我再怎么悔恨，再怎么不肯原谅自己，也都不可能再一次聆听陈老师的谆谆教导了。除了默默垂泪，还只能是默默垂泪暗自伤心。不管怎么说，今夜我注定会是无眠了。不知道已然远行的陈老师，在这样漆黑一团的暗夜里，是否会有寒冷孤独的感觉？反正我自己，除了写这篇充满哀伤的文字之外，今夜是注定什么都做不了的。好在我已经订好了5月4日赶赴西安的车票，无论如何，我都要赶到西安去，去送我敬爱的陈忠实老师最后一程！ 陈忠实老师一路走好！陈忠实老师安息吧！长歌当哭，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我，在这样的深夜里，唯能以真诚的心香一瓣，奉献于陈忠实老师的灵前了！ （文章经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标明出处） 轻音乐 —《思念》 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出品 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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