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康熙朝晚期的“九子夺嫡”事件后，雍正皇帝为避免皇位传承过程中再度出现祸起萧墙、手足相残的夺嫡祸事，而创设“秘密立储”制度，算是杜绝了明面上的皇位争夺事件。 对于雍正皇帝的皇位传承而言，因为爱新觉罗·弘历被早早密立为皇储、雍正帝子嗣稀少，在加上雍正皇帝对皇三子弘时的冷血处理。皇五子弘昼的“荒唐避祸”，皇六子弘曕年龄较小，雍乾两朝之间的皇权更迭并无明显波澜。 但实际上，雍乾皇权更迭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所在。在雍正皇帝的子嗣中，仅仅有四位皇子活到了成年，除了乾隆皇帝以外，皇三子弘时被活活逼死；皇六子弘曕被活活吓死；仅剩一个算是“得以善终”的皇五子弘昼，还只能用“性喜丧仪”的荒唐行径才得以保全。由此算来，乾隆皇帝的皇室兄弟无一幸免，较之康熙皇帝的皇子们，更为悲惨。  除了早在雍正朝，在雍正皇帝一系列打击下，因“放纵不谨”而被“削宗籍”，以至于在雍正五年便抑郁而终的皇三子弘时，早早的被动退出皇位之争； 皇六子弘曕出生于雍正十一年，不足以和皇四子弘历形成对立之势，毫无竞争优势外； 仅有一个皇五子弘昼拥有和弘历在皇位继承上，一较高低的资本。 和爱新觉罗·弘历同生于康熙五十年的爱新觉罗·弘昼，除了没在康熙六十年被其父爱新觉罗·胤禛引荐给康熙皇帝；于雍正元年被雍正皇帝写入传位诏书外；弘昼和弘历在雍正朝得到的政务能力培养、爵位晋封等方面几乎完全相同。 《清实录·雍正朝实录》有载：
也就是说，在雍正十一年，已经21岁的弘历和弘昼，才和自己的小叔叔，年仅18岁的胤秘一起，因为“年岁俱已二十外”，才被晋封为亲王爵位。  在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驾崩的当年，才开始“设办理苗疆事务处，命高宗与弘昼领其事”。 雍正八年，雍正皇帝在给鄂尔泰的朱批奏折中，甚至还有着对弘历、弘昼这等评语：
也就是说，在雍正一朝，雍正元年就被密立为皇储的皇四子弘历，和皇五子弘昼所得恩宠并无不同，都只是轻描淡写的政务培养和恩宠。 对于后来的乾隆皇帝，当时的皇四子弘历而言，这或许并不是一种好现象；但对于自知不如，想尽办法自保，躲避夺嫡伤害的皇五子弘昼而言，却是一种难得的情况。 但在皇四子弘历接过雍正皇位以后，这个唯一对乾隆皇帝能形成皇权威胁的王爷，却开始了另类人生。  《啸亭杂录·和王预凶》有载：
《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有载：
也就是说，乾隆朝的爱新觉罗·弘昼，非但没有接受前朝历代皇室宗亲被清算诛杀的经验教训，反而在嚣张跋扈、恃宠而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更可疑的是，乾隆皇帝对这个行使荒唐而且嚣张到在共同场合殴打当朝大学士钮祜禄·讷亲，甚至直面质问自己的弟弟，却采用了容忍乃至放纵的态度。 乾隆皇帝对待唯一政敌——爱新觉罗·弘昼的反常举动，后世学者试图从弘昼所作《金樽吟》中找到答案。
这首被后世称为“救命诗”的传世名作，明确表述了爱新觉罗·弘昼无意皇权帝位、只想把酒言欢及时行乐的心迹。似乎让乾隆皇帝看到了弘昼只想做一个富贵王爷而无意皇权之争的真实念想，才会对弘昼的荒唐、嚣张、跋扈行径予以了容忍乃至放纵的态度。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认为，乾隆皇帝之所以如此“厚待”爱新觉罗·弘昼，乃系出自一下三方面的考虑： 01 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鉴于康熙朝晚期出现的“九子夺嫡”事件的重大影响，雍正皇帝继位之初，皇位坐的并不安稳。昔日参与皇位争夺的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乃至雍正帝的亲兄弟皇十四子允禵，对于雍正皇权的巨大威胁远未消除。在雍正皇帝的施政过程中，胤禩、胤禟等人予以了“不识时务”的掣肘和负面舆论诬陷。  为了维护皇权稳固、新政推行，雍正皇帝不惜冷血清算胤禩等人，在朝堂乃至皇室宗亲中刻意营造了紧张、恐怖的政局环境。在皇权得以稳固的同时，极大程度的恢复了“康熙盛世”，并为清朝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绝对基础。 客观而言，雍正皇帝对皇室兄弟的冷血无情，是雍正皇帝对于当时政局环境、官场生态乃至大清王朝健康平稳发展的理性考虑，更是迫不得已的必然结果。 但经过雍正皇帝十三年的殚精极虑、朝乾夕惕，爱新觉罗·弘历从其父雍正皇帝手中接过的是一个蓬勃发展、诸事完备的健康王朝。也就是说，对于乾隆皇帝而言，继位初期最大的任务并不是排除异己、清肃政敌，而是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拉拢人心，在赢得皇室宗亲的大力支持下，逐步实现皇权集中。 也就是说，雍正皇帝将基础全部打好，将“恶人”做完了以后，乾隆皇帝开始拉拢人心，树立一个“老好人”的形象，才能为乾隆王朝奠定良好的基础，让大清王朝真正迎来鼎盛状态。 乾隆皇帝是如何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拉拢人心的呢？  我们以两个具体例子，予以说明： 1、对雍正帝政敌的宽大处理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五》有载：
这件上谕发布自雍正十三年十月，也就是雍正皇帝驾崩不到两个月以后。上谕中提及的“允俄、允禵”两人，在雍正朝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清算，其中允俄被处以“夺爵，逮京师拘禁”；允禵被处以“与其子白起并锢於寿皇殿左右”的圈禁处理。 乾隆皇帝在雍正皇帝刚刚驾崩之际，就急于对两人“酌量宽宥”，就足以说明乾隆皇帝对于皇室内部失调关系的急于弥补，以营造宽松环境，来拉拢人心的政治目的。 另外，《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还记载了乾隆皇帝对被雍正皇帝“圈禁至死”的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两人的处理意见：
 胤禩、胤禟对于雍正皇帝而言，有多大仇恨和敌视，自然不必多言，但就两人能在被圈禁后迅速“病逝”就足以说明问题。但乾隆皇帝认为，两人虽然“结党妄行，罪皆自取”，但乾隆皇帝依然以“皇考晚年意颇悔之”为由，给予了“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的巨大恩赏。 这对于乾隆皇帝而言，在争取皇室宗亲极力维护、鼎力支持其皇权统治方面，意义非凡。 2、对自己兄弟的恩佑有加 乾隆皇帝继位以后，其幼弟雍正皇六子爱新觉罗·弘曕，曾经在乾隆皇帝面前出现过“大不敬”的罪过。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中，以乾隆皇帝谕旨的形式，对此事做出过说明：
这里的“圆明园阿哥”，即为雍正十一年出生于圆明园的雍正帝帝十子，序齿皇六子——爱新觉罗·弘曕。  在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面前，年仅4岁的弘曕，犯下了两项大罪： 一、前来给皇太后请安，却没等候乾隆皇帝，径直返回了圆明园，乃大不敬； 二、称呼乾隆皇帝为“汗阿哥”，乃系僭越违制，仍属大不敬； 但是，对于这个年仅4岁的弟弟，乾隆皇帝非但没有对其进行惩罚，反而拿出了平常人家“长兄如父”的标准模样：
乾隆皇帝不但将弘曕的“大不敬”全部归罪于随侍太监，对弘曕宽宥有加，而且还特恩弘曕在当朝皇子面前，不能按“卑礼相见”，必须以“长幼礼节”行之的巨大恩宠。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专门为其请来当时的著名学者——沈德潜，予以教导，恩宠之大，可见一斑。 甚至对曾经威胁过自己皇储之位的皇三子弘时，乾隆皇帝也予以了特别恩宠。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有载：
对于“罪大恶极”的前朝罪人们，对于犯下“大不敬”的皇室兄弟乃至曾经威胁到自己皇储位置的“昔日政敌”，乾隆皇帝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能给予绝对的宽容和恩佑； 皇五子弘昼，更是一个能够直接展现乾隆皇帝恩待皇室成员的活生生例子，为了拉拢人心，为皇权集中打下坚定基础，乾隆皇帝对于皇五子弘昼的特别恩宠，也属必然结果。 02 “弘晳逆案”对乾隆皇帝造成的巨大影响 前面已经提及，雍乾两朝之间的皇权更迭过程看似风平浪静，实则不然。在乾隆皇帝继位初期，就发生了著名的“弘晳逆案”。 爱新觉罗·弘皙，乃系康熙朝废太子爱新觉罗·胤礽的次子，因胤礽长子早夭，其嫡福晋又未有生育，所以弘皙就成为了胤礽事实上的长子。作为康熙皇帝的嫡长孙，弘皙被康熙皇帝的喜爱和恩宠程度，远胜于弘历。  雍正皇帝继位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特别恩宠以及严苛的政局环境下，让爱新觉罗·弘皙既没有谋反之心，也没有谋反实力。 乾隆皇帝继位以后，弘皙的“皇帝梦”再度燃起，在纠结了一干拥有绝对实力的皇室宗亲后，意图发动政变，夺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皇位之位。 在弘皙周围支持其夺回皇权的皇室宗亲中，就包括了乾隆朝初期“辅政四大臣”之一的庄亲王允禄；恒亲王允祺长子——弘升；“铁帽子王”爱新觉罗·胤祥二子——弘昌、弘晈等等当红皇室宗亲子弟。 “弘晳逆案”虽然在未形成事实之前，就被乾隆皇帝以雷霆手段予以了镇压和清缴，并未对乾隆皇权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但这一严重挑战皇权的事件，让乾隆皇帝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并非自己亲亲的皇室兄弟，而是来自旁支皇室成员。 在乾隆皇帝以雷霆手段严厉处置“弘晳逆案”一干皇室宗亲的时候，曾经对此案做出过处理说明。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有载：
 也就是说，在刻意营造宽松的政局环境，缓和了皇室内部关系以后，乾隆皇帝清醒的认识到了种种宽松措施后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将来会出现“群相趋奉、尾大不掉”的必然结果。所以，在严厉打击“生有异心”的皇室宗亲外，乾隆皇帝还必须拉拢和团结自己的皇室势力，以缓冲乃至杜绝类似“弘晳逆案”的再次发生。 对于皇五子弘昼的特殊恩宠，就是乾隆皇帝在此情况下的理性选择。 03 爱新觉罗·弘昼的个人原因 除了乾隆皇帝的正面考虑和主观因素外，爱新觉罗·弘昼自身的“荒唐”行径，也是让乾隆皇帝对其打消清算、迫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金樽吟》乃系皇五子弘昼为了自保而刻意表明自己毫无夺嫡心志的“救命诗”，那么弘昼在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做出的种种荒唐行径，乃至嚣张狂悖的行为，都是对《金樽吟》的行动证明。 《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有载：
 在乾隆皇帝的特殊恩宠下，弘昼得到了雍正皇帝潜邸的所有旧有物资，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贵”王爷。而且，弘昼对于人生在世，有着无法理解的“看淡”态度，喜欢为自己置办丧礼，还经常自己制造冥器，毫不避讳的放于床榻。 另外，弘昼对于“弋腔曲文”还有着特别的喜爱，“将《琵琶》、《荆钗》诸旧曲皆翻为弋调演之，客皆掩耳厌闻，而王乐此不疲”。 这在世人看来的绝对荒唐行径，正是弘昼对于自己所做《金樽吟》的实际行动证明，毫不疑问，这正是弘昼向乾隆皇帝予以明确的“无威胁”证明。 但是，和乾隆皇帝同生于康熙五十年，年幼时光一同渡过，甚至达到了“相亲相勗于平日，晨夕之与俱，笔砚之与共，尔我形骸之悉化”状态的爱新觉罗·弘昼明白，此等荒唐行径，绝不足以让乾隆皇帝放松对自己的戒心和提防。 于是，弘昼决定“兵行险着”、“以毒攻毒”，用更为直接的行动，“反其道而行之”，以彻底打消乾隆皇帝对自己的忌惮。 《啸亭杂录·和王预凶》有载：
《清史稿·列传七·诸王六》有载：
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和乾隆皇帝的面，公然殴打当朝大学士、乾隆帝宠臣钮祜禄·讷亲；在监考八旗子弟之时，正面质问乾隆皇帝；就是皇五子弘昼的“险着”。 乾隆皇帝一向以“精明自诩”，在他看来，越是公然的僭越和擅权，越是表明弘昼仅仅是“恃宠而骄”，仅仅是“毫无心机”的“明目张胆”；就足以表明弘昼绝对是毫无威胁的浪荡之徒、纨绔子弟。  或许，这才是乾隆皇帝让弘昼活了一个甲子的真正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弘昼的荒唐行径乃至“救命诗”都不是保命的根本原因所在，弘昼的“嚣张”表现和乾隆皇帝的客观考虑，才是弘昼得以善终的真正原因所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