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界流行有这样一句话：“若无瓦岗散将，焉有贞观盛唐？” 这句话衍生于通俗演义小说《说唐》。 其本意是说，瓦岗军解散后，众瓦岗英雄纷纷投唐，从而帮李渊、李世民父子打下了李唐江山，并且，同心协力，协助李世民开创了贞观盛世。 这种说法，无限地夸大了瓦岗英雄的作用，属于戏曲、小说家语。 但不可否认，在隋末风起云涌的众多起义军中，先期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瓦岗起义军。 唐高祖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正是因为瓦岗军牢牢牵制住了隋朝东都、以及江都的主力，他们才可以顺风顺水地攻取下长安，进而号令天下英雄。 如果把“若无瓦岗散将，焉有贞观盛唐”这句话说成“若非瓦岗败亡，天下归属尚未可知”，这样的说法，相对比较适当一些。 按照《旧唐书》里面的说法，瓦岗军曾“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绐以欣戴”。即瓦岗军号称为百万之师，处于隋末起义军的盟主地位，不但为窦建德等枭雄乐于推举遵从，也是唐公李渊欣然拥戴的对象。  那么，如此声势浩大，气焰张天的瓦岗军为什么会迅速败亡了呢？ 戏曲、小说里面的说法，是瓦岗军领袖李密贪图个人享受，用玉玺去换取天下第一美女萧妃，因此冷了众英雄好汉的心，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瓦岗散将”局面。 毫无疑问，“用玉玺换美女”这样的情节，只能出自小说家的头脑，不可能是政治家的想法。 瓦岗军领袖李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家。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李密的早期经历。 李密的来头可不简单。他的曾祖父李弼在西魏时代与安定公宇文泰、陇西郡公李虎、广陵王元欣、赵郡公李弼、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同为“八柱国”。 这个安定公宇文泰，就是后来的北周太祖。 陇西郡公李虎，就是李渊的爷爷。 李密的曾祖父李弼与宇文泰、李虎同列为“八柱国”，可知其权势之盛。 李弼在北周时为太师、魏国公；李密的祖父李曜，为北周的太保、邢国公；李密的父亲李宽为隋朝的上柱国，封蒲山郡公。 一句话，从李密的曾祖父李弼到李密，他们一家是“四世三公”。 关于李密的父亲李宽，《隋书·李密传》是这样描述的：“父宽，骁勇善战，干略过人，自周及隋，数经将领，至柱国、蒲山郡公，号为名将。” 李密本人在隋开皇九年袭父爵蒲山公，因为年纪尚幼，没有被朝廷安排具体工作，到了隋炀帝即位，才凭借父荫任左亲卫府大都督、千牛备身。 这千牛备身属于皇帝的禁卫武官，是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位。 李渊在开皇初年，也是担任了杨坚的千牛备身。 李密志向远大，《隋书·李密传》说他“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他认为千牛备身是个琐碎差事，不屑为之，借病辞职，专心致志读书。 读书之余，散发家产，周赡亲故，养客礼贤，无所爱吝。 李密曾听国子助教包恺讲授《史记》、《汉书》，听得精神感奋，从此彻底爱上了这两部书，手不释卷。时出访友，就骑在黄牛背上，把整套《汉书》挂在牛角上，自己一手捉牛靷，一手翻书阅读。 这两部书中，他最爱读《项羽传》。 某次，他读书读得太入神，牛撞入了越国公杨素的车队。 杨素见了李密勤奋读书的样子，大奇，问道：“何处书生，耽学若此？” 李密知道对方是杨素，连忙下牛叩拜谢罪，自报姓名。 杨素问他所读何书。李密不假思索地答：“《项羽传》。” 杨素愈加惊异，与语，大悦，回头对自己的儿子杨玄感等人说：“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 杨玄感很能打，《隋书》称：“玄感骁勇多力，每战亲运长矛，身先士卒，喑呜叱咤，所当者莫不震慑。论者方之项羽。又善抚驭，士乐致死，由是战无不捷。” “每战亲运长矛，身先士卒，喑呜叱咤，所当者莫不震慑”这句话，正是《史记》中司马迁借韩信之口对项羽的评价。 所以，“论者方之项羽”，即隋朝人认为，杨玄感打仗是最像霸王项羽的人。 杨玄感还生得一副美姿容，史称其“体貌雄伟，美须髯”，活脱脱是美髯公关云长从画里走出。 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杨玄感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并且，他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其父将吏，在朝中极具威势。 他听父亲这样盛赞李密，就与李密倾心相交。 李密胸怀大志，以救世济民为己任，得杨玄感礼遇，也很想结交杨玄感以成就一番大事业。 杨玄感曾与李密私语，说：“皇上多忌，隋历且不长，中原有一日警，公与我孰后先？” 李密微笑回答：“决两阵之胜，噫呜咄嗟，足以詟敌，我不如公。揽天下英雄驭之，使远近归属，公不如我。”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春，隋炀帝发动了第二次东征高丽的军事行动，杨玄感负责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粮草。  杨玄感深感隋朝的朝纲已紊，炀帝猜忌日甚，而自己树大招风，日不自安，趁此机会，悍然起兵反隋。 他串联起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先是故意扣押粮草，让隋炀帝所在的部队断粮挨饿；接着让弟弟武贲郎将杨玄纵、鹰扬郎将杨万硕把带到前线的队伍悄悄撤回；然后谎称前线大将来护儿造反，自己以讨伐来护儿为名，发起了叛乱。 一开始，进展顺利，声势浩大。 李密从长安应召而来，积极为杨玄感出谋划策。 李密提供了上中下三策。 李密说，现在天子出征，远在辽外，离幽州有千里之遥，南限钜海，北阻强胡，他所发布的号令，只能从榆林一线传达。如果我们鼓而北上，直扼其喉，那时，高丽在前面阻止他们的去路，我们在后面截断他的归途，不出旬日，他们一定兵疲粮困，那时咱们举旗招降，大搞政治攻心，很快就能涣散他的军心，然后传檄而南，天下可定。这是叫做“釜底抽薪”，乃是上上之策也。 中策是西入长安，夺取京师。京师此时正虚，留守京师的是庸才卫文升，不足为意。如果我们经城勿攻，全速抄到长安，掩其无备，关中是四塞之地，一旦我们得手，就可以据函、崤制诸夏，于是隋亡襟带，我势万全。这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策，所谓“以逸待劳”是也。 下策是因近便利，先取东都，但是顿兵坚城之下，既不能马上决出胜负，就会很快就陷入隋军主力的围攻，所以这个计策也叫“火中取栗”。 杨玄感认为，所谓的上策和中策，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都太久远，不容易实施，反倒是下策最佳。 他对李密说：“公之下计，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属皆在洛，当先取之，以摇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武？” 于是，他以李密的下策为上计，引兵从汲郡(今河南淇县东)渡过黄河，围攻东都洛阳。 杨玄感挥军抵达洛阳后，频战皆捷，自谓天下响应，功在朝夕。 当他抓获到隋朝的内史舍人韦福嗣，即委以腹心。 从此，征战大事，不再由李密一人主持。 韦福嗣本来就不是共同举事的同谋，只因战败被执，不得已委身于杨玄感，内心无时不在思谋逃回隋杨阵营，所以，他每次参与军事行动的筹画，皆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杨玄感让韦福嗣这位担任过隋朝内史舍人的政治高参帮自己起草讨隋檄文，韦福嗣固辞不肯。 李密一眼看穿了韦福嗣的小心思，偷偷对杨玄感说：“韦福嗣既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必为所误，请斩之以谢众，方可安辑。” 杨玄感哪里舍得斩韦福嗣这样的高级人才？不以为然地说：“何至于此！” 李密知道事不谐矣，对自己的亲从说：“杨楚公好反而不图胜，如何？吾属今为虏矣！” 隋左武卫大将军李子雄因事获罪被捕，本应被押送到炀帝的行宫去处罚，但他在半路上杀掉押送官员，前来投奔杨玄感。见了杨玄感，极力鼓动杨玄感称帝，说是加强反隋的影响力。 杨玄感蠢蠢欲动，向李密征求意见。 李密大惊失色，劝阻说：“秦朝末年陈胜自欲称王，张耳劝谏而被驱逐；东汉末年曹操向汉献帝求九锡欲行废立事，荀彧制止而被疏远。今日李密若正言，恐重蹈张耳、荀彧的覆辙；但阿谀顺意，实非李密之本图。何者？兵起已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身先士众，早定关中。若急于称帝，反倒是示天下人不广也！” 这次，杨玄感听从了李密的劝告，将称帝一事搁置不理。 不得不说，李密真是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而也正如李密前面所说，杨玄感顿兵坚城之下，既不能马上决出胜负，很快就会陷入到了隋军主力的围攻中了。 杨玄感左支右绌，又听说隋朝将领宇文述、来护儿等人率领军队源源不断入援洛阳，不免有些手忙脚乱，向李密问计：“计将安出？” 李密建议杨玄感抓紧实施自己先前说的中策，西入长安，夺取京师。 他说：“元弘嗣统强兵于陇右，如今可以佯称他举兵造反，派遣使者来迎接您，用这个理由率领部队进入潼关，就可以瞒住手下的广大兵众，不致于溃乱。” 杨玄感连声称妙，整军向西。 大军来去，犹如山迁岳移，盖因李密策划周密，丝毫不乱。 倒是那个首鼠两端的韦福嗣，一如李密所料，一道烟逃入洛阳去了。 杨玄感的大军西进途经弘农宫，遭到了弘农太守杨智积的寻衅挑战。 李密告诫杨玄感兵贵神速，不要多管闲事。 杨玄感不听，坚持要先灭了杨智积。 李密苦口婆心劝谏说：“公今诈众西入，事宜在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潼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 杨玄感还是不听，发兵围攻弘农宫。 围了三天都没能攻克，只因后面追兵太急，不得不带上队伍向西走。 结果在阌乡县被追兵追上了。 一番激战过后，杨玄感败亡，全军覆没。 李密虽在乱军中逃脱，却在进入潼关后被缉捕归案。 隋炀帝驻跸于高阳县，李密和同案七人一起被押送到高阳受惩。 李密口才好，在路上尽出私藏金钱请押送官员喝酒，找机会逃了出来。 经过三年多的逃亡，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密流落到了韦城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 这瓦岗寨的队伍，是东郡（今河南滑县东）人翟让发展起来的反隋农民起义军，规模并不大。 还是那句话，李密口才好，他给翟让大谈了一番争天下的道理。 他说：“当今主昏于上，人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眼下正在巡视扬州、越州，已经委弃了京师长安、东都洛阳，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士马精勇，席卷二京，诛暴灭虐，则隋氏之不足亡也。” 补充一下，伙同翟让一同举事的人有单雄信、徐世勣等等。 单雄信也就算了，徐世勣后来和李靖并称为开唐两大名将，绝对是隋唐年间重量级的人物。 徐世勣和翟让一样，都对李密大为敬慕，由此可知李密的人格魅力。 李密又向翟让自告奋勇，亲自去游说周边的各小股义军。 凭着他过人的口才，说得诸路义军纷纷来附。 瓦岗的声势越来越大。 李密继而向翟让建议夺取荥阳，以筹积粮草，待得兵强马壮，再跟别人争夺天下。 荥阳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南面峰峦如聚，北面邙岭横亘，东面京襄坐断，西面虎牢扼关，同时也是通洛渠入黄河的枢纽地带，素有“东都襟带，三秦咽喉”之誉，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的晋楚争霸、汉末的楚汉相争都曾在这儿鏖战连年。 翟让依计而行，先攻克金堤关(今河南省滑县南)，然后攻打抢掠荥阳等县城镇，战无不克。 让天下英雄震惊的是，在迎战荥阳太守杨庆和通守张须陀时，李密巧妙设伏，他本人亲自带兵上阵，大破其众，斩张须陀于阵。 张须陀是大隋王朝柱石式的人物，他的死，让天下各路反隋阵营里都炸了窝了。  李密一夜暴得大名，并且名满天下。 最主要的是，对隋王朝而言，其只有掌握了河南，才能保持长安、洛阳、江都三地的通畅，才支撑着一统天下的局面。 张须陀阵亡，河南二十八郡基本脱离了隋室的掌控了，天下很快就要分崩离析了…… 可以说，张须陀的死，是一个时代开启的符号，它意味着东汉以来又一次群雄割据的时代到来了。 翟让不能没有点表示，他让李密建立自己的营署，单独统率一支部队。 李密将自己这支营署命名为“蒲山公营”。 李密不但仗打得好，管理部队也很有一套，史称：“密军阵整肃，凡号令兵士，虽盛夏皆若背负霜雪”。 瓦岗军从此气象大变，变成了一支有板有眼、一本正经地要争夺天下的队伍。 李密继续向翟让建议说：“昏主蒙尘，羁绊于吴、越之间，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 听了李密的志向和高论，翟让自知浅薄，自惭形秽，既羞且窘，弱弱地说：“仆起陇亩之间，声望远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后殿。得兴洛仓之日，当别议之。” 李密当仁不让，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带领七千名精兵从阳城向北出发，跨越方山，从罗口袭击兴洛仓，竟然一击得手！ 李密下令开仓放粮，恣人所取。 一时间，方圆百里的老百姓，无论老弱襁负，都闻风而来，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 洛阳城里的越王杨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五千人讨伐李密，也被李密的七千人一举打败，刘长恭仅以身免。 这种情况下，翟让心悦诚服，推举李密当首领，称魏公。 李密在巩县城南郊外设立祭坛，祭天登位，以洛口为都城，年号为“永平”。 即李密的西魏政权算是正式建立了。 山东长白山贼寇首领孟让带领人马前来归附；河南巩县长史柴孝和、侍御史郑颐献出县城投降；隋朝虎贲郎将裴仁基带着儿子裴行俨献出武牢归附…… 李密拥众三十万，号称百万，豪气冲天，顾盼自雄。 李密让军中文书祖君彦起草讨隋檄文。 该檄文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移郡县书》，文中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制定了政治目标，还详细地列举了杨广的十大罪状。其中“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创造了“罄竹难书”的成语，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句。 柴孝和向李密建议说：“秦地阻山带河，西楚霸王项羽背之而亡，汉高祖都之而霸。如愚意者，可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您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东洛，传檄指捴，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 柴孝和的这个建议，其实正是四年前李密进献给杨玄感三策中的中策，按理说，李密不会反对。 但李密当年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现在他当家了，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他诚恳地对柴孝和说：“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乃上策。但隋帝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全是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雄雌。若然者，殆将败矣！” 所以，李密和当年的杨玄感一样，只能实施他当年提出的三策中的下策，全力攻打洛阳。 这样，隋朝的主力，基本被李密牵制在东方了。 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顺风顺水地杀向西方长安。 李密和柴孝和都知道李渊一旦占据了长安会意味着什么，急得直吐白沫。 为此，李密命令柴孝和带领一万人马赶去拦截李渊。 但柴孝和刚走，李密在攻打回洛仓时遭到了隋将段达、庞玉、霍世举的联合反击，他身中流矢，被抬了回来起来疗伤。 随后，派出去接战的裴仁基大败而归，大将杨德方、郑德韬双双阵亡，形势很不妙，李密只好放弃回洛仓，灰溜溜地退回都城洛口。 听说李密这边战败，柴孝和一时没了主意，带领人马退了回来。 既然没法拦阻李渊，李密就以盟主的身份让祖君彦写信给李渊，称：“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要求李渊率步骑数千来河内与自己面结盟约。 李渊如何肯听？他对自己的行军主簿温大雅说：“李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随后，他让温大雅写回信大大地恭维了李密一番，坚拒面见结盟，说：“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 李密接信之时，他一生中的敌人——江都通守王世充进驻洛阳了。 至此，他无暇西顾李渊，专心与王世充开战。 李密与王世充大大小小一共战斗了六十多次，虽然胜负不分，但武阳郡丞元宝藏、黎阳义军寇首领李文相、洹水义军首领张升、清河义军首领赵君德、平原义军首领郝孝德、永安土豪周法明、齐郡义军首领徐圆朗、任城县的大侠客徐师仁、淮阳郡太守赵佗等等，犹如百川入海，不断前来归附，瓦岗事业还是处于上升势头。 瓦岗军为何会出现突然崩亡的现象？ 很多人，包括历史教科书都说，是因为瓦岗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内讧，李密为了争权夺势，杀死了瓦岗军最初的当家人翟让，让瓦岗上下寒心，瓦岗的军事实力遭受重创，一蹶不振。 此说大谬。 李密之所以要杀翟让，是因为翟让受其部将王儒信、其兄翟宽等人的蛊惑，要对李密下毒手。 李密为求自保，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李密的手段干脆利落，流血范围很小，仅仅是杀了翟让、翟宽、王儒信几个人，对翟让的老部下如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等等，仍是重用有加，并未波及其余。 再者，李密未加入瓦岗军之前，瓦岗军不过是几千人之众而已。 李密建立西魏政权后，拥众三十万——这三十万人都是倾慕李密前来投奔的。 一句话，瓦岗的实力并未因翟让被杀而受影响。 王世充原本也预料到翟让与李密会有一场内讧，他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瓦岗的内乱发生。 但李密处理事件的方法得当，瓦岗的内乱很快平息。 王世充大失所望，扼腕叹息道：“李密天资明决，为龙为蛇，不可测也。” 李密除掉翟让后，又挥兵攻占了黎阳、偃师等地，斩杀了隋朝虎贲郎将杨威、王辩、霍举、刘长恭、梁德、董智等。 隋廷掌管土木营建的官员将作大匠宇文恺甚至李密是天命所归，毅然决然地叛离了东都，投奔李密。 东到海滨、泰山，南到长江、淮河的所有郡县都派使者前来联系李密，表示归附。 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卢祖尚、周法明等人都向李密上书，劝他早登皇帝位。 李密手下的官吏也都劝说李密抓紧称帝。 这种情况下，李密还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真正导致瓦岗军上下离心、士众溃散的，是李密做了下面这件愚不可及的傻事、蠢事。 话说，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了隋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自率十万大军北上。 消息传到东都洛阳，城中段达、王世充、元文都、韦津、皇甫无逸、卢楚、郭文懿和赵长文等隋朝大臣拥立了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即位，改元皇泰。 王世充执掌军权，专横跋扈。皇泰主杨侗想借李密之手除之，派人册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许诺李密平定了宇文化及便可入东都辅政。 按理说，李密是不应该理睬杨侗这一手的。 毕竟，他是胸怀大志，要建立政权以济世安民的人。 但是，这个时候的李密，一方面要应对王世充的攻击，一方面又要对付南来的宇文化及，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他接受了册封。 他不仅接受了册封，还按照杨侗的吩咐，引兵到黎阳迎战宇文化及。 李密这个做法，大失瓦岗士众之心。 清史学家王夫之感叹说：“李密，本来是隋朝之世臣，并无大怨于隋，他自己也没有可恃之势，却无故而畜乱志以干杨玄感。杨玄感败，他亡命而依附翟让。隋朝有足够的理由来仇恨李密，李密却没有什么缘由来仇恨隋朝。他让人起草檄文历数其君之罪，斥之如仆隶，并声称像周武王灭纣、汉高祖执子婴那样对付隋帝，那已经是与隋不两立，君臣之义永绝了。但宇文化及弑立，将趋黎阳以逼之于河上，李密为了解除腹背受敌的困境，竟然奉表降隋。隋炀帝本来是李密要像周武王灭纣那样要灭的人，他却责怪宇文化及‘世受隋恩，反行弑逆’；越王杨侗本来是李密要像汉高祖执子婴那样要执的人，他却北面称臣，受其爵命；则诸将视之如犬豕，而知其不足有为，尚谁为之致死以冀其得天下哉？”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李密虽然在童山险胜了宇文化及，却在邙山脚下惨败于王世充被。 这场惨败，一溃千里，无可收拾。 没有办法，李密只好与王伯当像丧家犬一样西入长安投奔李渊。 不过，也诚如王夫之所说，“其降隋也，非元文都之愚，未有信之者也；其降唐也，唐固不信其果降也。” 李密归唐后果然复叛，最终在陆浑县南邢公岘（今河南省卢氏县官道口镇的邢公山）被唐熊州副将盛彦师击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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