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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毕业的牛人们——15.郑洞国(4) 大约4月中旬，我曾嘱尚传道先生在市内进行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后来统计的结果表明，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市内存粮只能吃到7月底为止。为此，我日夜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将军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内及四郊搜购粮食。 进入6月份以后，长春四面被解放军合围，郊区粮源断绝，市内存粮日益减少，粮食投机倒把随之盛行，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更加不安。囤积居奇的粮食数量虽不太多，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最后竟涨至三亿元一斤。由飞机空投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已无用处，我不得不要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的，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临到长春快解放前，一两黄金也换不得几斤高粱米，货币实际上已失去作用了。当时，市内税款收入，尚不够税务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后来把终日无事可干的省政府工作人员也纷纷遣散了。 最令我恼火的是，新7军的个别军官竟背地里参与粮食投机活动，事发后影响极坏。为了安定人心，我不顾李鸿、曾泽生将军的再三求情，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买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但对其他人却未敢深究，因为我也担心操之过急，很可能激出事变。 当时，新7军的日子还好过些，第60军的处境就非常困难了。自长春被困以后，该军官兵先是吃豆饼掺高粱米，以后高粱米吃光了，只好去酒坊挖陈年酒糟来吃。有的连酒糟也挖不到，只好去抢。特别是第60军暂52师官兵，一见哪家居民烟囱冒烟，便去抢粮，弄得那一片防区内的老百姓有点粮食也不敢举炊，怨声沸沸。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长春日报》上披露了此事，并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结果引起了曾泽生将军很大不满，他为此事专门找我，气愤地提出抗议。我只好抚慰他一番，并替尚先生作了些解释，委婉地劝他尽量设法约束士兵，免生意外。 在粮食紧张的同时，城内的燃料也将用尽了。一些部队、机关开始拆无人居住的房屋当柴烧，后来连市内树木、柏油路也遭到砍伐、挖掘，虽一再明令制止，亦无济于事。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我曾企图在长春东郊开采煤矿。特命第60军暂52师自农学院向外出击，但很快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该师第3团团长彭让等二百余官兵被击毙，余部只得狼狈退回。 我感到这种局面很难支撑下去了，一面继续电请卫立煌将军加紧空投粮食，一面发动各军师长官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先生，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情况，请他速想办法。不久，我和各军师长官分别收到蒋先生的复电。他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我明白蒋先生的这道命令完全是个“杀民养军”的办法，但又苦无他计，只好分别找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商议措施。他们见了蒋先生的命令也都连连摇头，说千万使不得，如果这样一来，城内必定要大乱了。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复电给蒋先生，表示很难执行这个命令。为了制定出一个粮食管理办法，以后我还是指定崔垂言先生、尚传道先生等人，共同拟订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中规定：允许人民留自吃粮食到9月底，剩余粮食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缺粮吃的市民派代表参加工作；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该法令的，均处以极刑。 这道当时被称为“战时粮管法令”的条令公布后，有些暗中与军队勾结的商人，自恃有后台支持，依然我行我素，抬高粮价抢购。我知道后很生气，亲自批准处决了三名被查获的“不法”商人，以后市场上的情况一度稍稍好些，但民间存粮毕竟有限，几经折腾，也未搜集到多少粮食。 到了8、9月份，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各部队指挥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几乎天天来找我，请求设法解决粮食、燃料之急需，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我曾设想利用市内宽阔的马路，开辟出一个简易机场，以进行空运。但工程刚一开始，马上就招来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只得作罢。无奈，我只好再三哀请蒋介石先生和卫立煌将军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电报催得愈急，飞机来得愈少。开始每天还有十一二架飞机来空投，以后减到每天三四架，而且一逢阴天下雨就停飞。这点粮食对于十万大军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尤其恼人的是，空军与新7军曾有摩擦，因此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飞机飞得既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结果常把许多粮食误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气得直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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