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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历史研究】乖巧一代,还是叛逆一代:40年来美国青少年日常活动模式变化

 颐源书屋 2020-05-04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419 篇推送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何对待青少年是世界范围内的政策争论热点。两类彼此有些矛盾的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假定青少年“缺少摔打”,长久无法脱离儿童心态,因此应当为促进青少年独立给其更多锻炼机会;另一方观点担忧青少年“乖张失控”,远离社会预埋的“正轨”,因此应当为其扎紧防护墙笼,避免玷污“纯真”。

当代青少年究竟更接近哪种状态呢?当各方已经厌倦无尽的举例和畅想,基于量化历史的证据,常常可以带来新见。对此,Twenge和Park的研究是典例之一。基于1976-2016年间针对美国青少年的7种全国抽样调查,她们发现:四十年来,美国青少年发生务工、饮酒、驾车、性行为、出门玩耍等“成人行为”的比例大幅下降。







该文研究方法相当简单。前述调查大多针对初高中学生(八、十和十二年级学生),少数则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各调查均在全美范围内抽样,受访者数量达上万到数百万不等,总数超过八百万[1]。问卷包含行为部分,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是否曾从事特定行为,和/或从事特定行为的频率。直接描述统计,可观察青少年行为模式的历时变化。

简言之,美国青少年变得愈发“乖巧”。40年间,各类家长担心的“成人行为”全部呈现出“断崖下降”的趋势。譬如,风险最低的“出门玩耍”,今日高中生出门的比例相当于四十年前的初中生。又如,最受担心的“性行为”,1990年代有54%高中生曾有性行为,现在下降至41%,等等。作者检验了部分结果。例如,青少年持有驾照比例的大幅降低,可佐证驾车行为的显著减少。此外,在考虑了性别、地区、种族等社会经济差异下,此处趋势普遍存在。

图1 1976-2014年间,青少年尝试各类“成人行为”的比例。右侧图例自上而下:驾车、饮酒、约会与务工







为何会有如此现象?文章坦言没有能力识别因果。不过,从时间层面看,过往研究已经验证的、众多通常导向“慢节奏养育方式”的变量,与这种转变相关。青少年出生时社会平均家庭规模小、家庭中位收入高、个体预期寿命长、母亲生育年龄迟,以及成长时期流行病发病率低、暴力犯罪比例低,等等,都与“乖巧”呈现显著正相关。当然,这些相关(和暗示的因果)都需要进一步检验。

文章的另外一个发现也尤其有趣。之前,研究者反复想象、构拟并强调互联网对新一代青少年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让孩子变得更“乖巧”。诚然,青少年行为模式确实发生了变化;不过,从调查数据看,转折出现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因此,存在另一颇有说服力的解释:正是因为青少年更“乖巧”、更“宅”,比较安全的互联网才会成为青少年的通行娱乐。







总之,基于历史数据,美国青少年的行为模式发生了稍显反直觉的变化。如何为相关发现溯因,也会成为有关领域接下来的热门研究工作。本文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具备额外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互联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引出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史。量化历史与互联网,因此有了跨越时间轴而接轨的可能;另一方面,许多变化是世界普遍的,或许不止于美国。但是,有的变化却不一定直接“套用”到发展中国家。例如对于中国,孩子变得更乖还是更不乖了呢?

[1] 从今日视角看,部分早期调查的抽样方法难言科学。不过,由于所有调查得出的结论均一致,这一点应当不是致命缺陷。

[2] 参见Twenge, Jean M. 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 Simon and Schuster, 2017.

文献来源: Twenge, Jean M., and Heejung Park. 'The decline in adult activities among US adolescents, 1976–2016.' Child Development 90.2 (2019): 63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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