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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而不猛的于右任行书＼王镛 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前期主要是以魏体楷、行书自成家，后期则致力于草书的研究。先生在学习传统中下过一番苦功。同时反对死临，主张精读与记忆，反对斤斤于点画技巧，力图从艺术高度把握书法的根本规律。遂能博采约取，融会贯通，终于以其个性独具的风貌，开拓了现代书法的审美领域。1932年出版的《右任墨缘》，集中体现了于右任先生前期的行书成就。  简洁直率，似不经意。这可以说是于书用笔的最大特点。古法中的“藏头护尾”，以及行笔转折中的种种顿挫，在于书中都被最大限度地简省了。如果细察于书原迹，即使斗大的字，尺长的笔画，起止处也是直入直出，十分简洁。这一来，摒弃了一切无谓的“小动作”。笔笔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却满紙流露出弥漫的精力、博大的胸襟和过人的才识。初看给人一种似不经意的感觉，其实处处透出深思的痕迹。这正是先生追求的“威面不猛，亦是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若以方圆论，则并无定规，完全是信手而成。这“不计工抽”的大写意手段，恰恰反映出先生“超乎字外”的创作心态。如此说来，拘于形迹的更具体的分析，就显得多余了。      行书用笔能熔铸篆隶，也并非于右任先生发明。但能运用自如而又不露痕迹，则是先生高人一筹之处。如图的“宫”、“问”、“雄”、“慨”、“哉”等字，均在不同程度上有着明显的隶意。却又不能说哪一笔就是完完全全的隶书。于此可见先生非同一般的溶汇消化能力。    在结字上，先生更敢于打破固有模式，创出个性明的艺术语言。其基本特点，就是重心低稳、体势开张。字的外形多呈梯形，如附图中的“从”、“在”、“城”、“神”等，其中的“气”、“公”、“年”、“画”几乎成了三角形，这类造型重心都处于下部，在视觉心理上给人以均衡安定之感。   其中的“神”、“城”、“年”、“中”等字，舒其上，敛其下。或有竖画，亦引面不发・令其短。下部若有一横，则笔重力足，左右开张，有托举千钧之势。另外，先生能于稳中造险，然后随机应变，把握重心。如“宫”字是一个中心对称结构，写得不好，会十分呆滞。先生把下画的“ロ”.字右移，使重心线恰恰落在其左下角，造成动势。“贞”字的处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字由于口写得左重右轻，便依势将中竖立在右部，以取得整个重心的视觉平衡。 “生”与“熟”，是传統美学中的重要课题。古人云:“书必先生面后熟，亦必先熟而后生。学力未到，心手相违也。熟而后生者，不落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底具化工也。”可见生与熟是审美观念中互相渗化而又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由熟生之“生”，与开始阶段的“生”，有着质的差别。如果不能进入由熟面生的境界，艺术就会困顿于熟练技巧所带来的程式化之中，就会满足于审美惰性所构筑的既有模式之内。于书的率意之处，正是由熟返生，进入更高艺术审美层次的标志。 熟，则笔笔在意料之中，令人感到平淡乏味。生，则出乎意外，使人获得新鲜的审美感受。如“曳”字，其“戈钩”笔不衫不履。“慨”字在原作中比起其他字十分粗大，尤其末一笔』看上去似欠精到，《生”得很，但这一笔若按常规去写，便不好收场。“雄”字，不拘常态，极力夸大右部，空其中下，整个造型，却实在使人感受到那雄视岡步的气概。“哉”字更反常，舒左做右，“戈钩”笔之钩十分弱小，但放在整体中又十分贴切自然，“生”趣十足。 先生说:“古人论画，谓其无定法而有定理，吾谓书道亦然。”可见打破成法，寓生于熟，时出新意，正是先生的创作给予我们最可宝贵的启示。 在行书章法上，先生并不追求激烈动荡的节奏，通篇呈现出一种自然和谐的情调。其笔法、结字、章法所构成的那种自在超脱之中又不失奇险雄强的意境，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欣赏于右任先生的作品;若不能首先从整体上去把握，而仅仅着眼于一点一画的得失，便无法领略此中的真意。 于右任先生名伯循，号神州旧主、骚心、大风、太平老人等。1879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1964年病近于台湾，享年86岁。先生是国民党元老，真诚的爱国者、诗人和书法家。他自幼立志反清救国，曾被清政府下令“拿获即行正法。”后加入光复会。1906年在东京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南京政府任职，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在陕的反动统治。大革命时期，先生赞成国共合作，拥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1931年任监察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先生痛心疾首，赞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力主团结抗日。临终前两年写下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悲歌，表达了先生热爱祖国，切望统一的郁愤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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