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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 入古出新 ---论翟万益的书法、篆刻创作和理论研究 刘云鹏 翟万益先生是一位享誉当今书坛的全能性书法家，在书法、篆刻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尤其翟万益先生从创作实践中获得真知，又把真知体现在实践中，从而还原真知的现实价值的做法，吸引我去不断研究、理解。本文尝试对翟万益先生的书法、篆刻创作和理论研究做一解读，抛砖引玉，以求正于方家同仁。 一 翟万益先生在甲骨文书法的创作和研究上倾注了三十多年心血，已是当代甲骨文书法创作的一面旗帜。在甲骨文书法的研习和创作上，他站在书法史的高度，以大书法的开阔视野，立足于商人甲文，滋养于三代、汉唐文化，从楚简、草书、金文中寻找互补，突破了前人在甲骨文书法创作上的狭隘观念，拓展了甲骨文书法的取法范围，把甲骨文书法的创作引入到一个广阔而又纯粹的新天地。在用笔上，他以甲文刀笔为底质，融楚简之神秘、金文之质朴、隶书之浑厚、草书之飞动，充分运用绞转、拧动、拖拉、推戳笔法，将指力、腕力、臂力以及全身的力量注入笔端，把笔锋所有成份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一种大写意笔法。在用墨上，翟万益先生打破了以往甲骨文书法创作惯用小墨法的做法，而是自如的运用大墨法，水墨交融，浓淡、枯润、涨渗、飞白自然生成，氤氲满纸，仅墨法本身就能表现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在章法营造上，抓住龟卜章法原态，块面之间相互取势，文字排列任其自然，消除界格的框定，正文、落款和印章有机结合，纸面所有元素彼此之间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动态平衡中产生出强烈的张力。可以说他在笔法、字法、章法和墨法上形成个性鲜明的甲骨文书法语言体系，将甲骨文本有的精神气质充分张扬出来，形成了大气、雄厚、神秘，具有“篆意草情”的风格。 翟万益先生的草书完全可与其甲骨文书法并称，只是翟先生以前展示不够充分，没有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我这几年的创作以草书和隶书为主，所以特别关注当代草书的创作动向。草书是当代的主流书体，在展览中占很大比重，有人也提出了草书是各种书体中最具艺术性的偏薄观点，此论不论正确与否，足以说明今人对草书的偏爱，但是当今的草书创作普遍存在着表面化的复制古人，平面化的拷贝今人，进行毫无表情的抄写现象，很多人的草书只有草书表象形态，而没有内在的草味气象，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搔首弄姿，真气全无。究其原因，虽然许多人好作草书，但胸中无作草书的气魄和情怀。看看古代的草书大师，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勇气，内心坚韧，胸怀宽广，豪情万丈。翟万益先生无疑具备这些品质。在草书的创作上，他是站在时代这个场域中，以“我”存在为前提，直接与古人对话，将怀素、徐渭作为榜样，一心要写出正真的草书来。先生作草书时，特别强调书写性和情感宣泄，风驰电掣，有“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的神采，在书写中不断加快行笔速度，挥洒不停，笔头墨尽，仍不罢手，蹭擦绞转，尽意尽兴，任意挥洒，不加任何修饰和雕琢，将爆发力发挥到极致，表现出一种酣畅淋漓、纵横开阖、苍茫大气之美，将一笔书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翟万益先生的甲骨文和草书是狂想曲，那么他的小篆和隶书则是轻音乐。翟万益先生的隶书源于汉隶，在结构上不追求奇异，字形根据笔画繁简随形定势，字繁则大，字简则小，突出文字之间的大小差异，在整齐排列中求天然与变化，在凝重中出舒展与开放，在整饬中见奔放与活泼。在用笔上，融入汉简笔意，呈现出一种汉隶原质的书写意味，再加上涨墨、飞白各尽其致的表现，形成一种沉稳舒朗之美。他的小篆以秦汉小篆为骨架，参以清人笔法，在“一画”之中呈现出微妙的变化和情感的流动，沉稳而典雅。从这两种书体可以领略到先生沉静的一面。 如果说翟万益先生的草书和隶书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那么他的陶文书法与甲骨文书法一样，是具有原创新的书体。陶文作为小宗的古代书法资源，除了在篆刻上有人汲取之外，历代还没有人单独把陶文作为一种全新的书体进行创作。翟万益先生对陶文的兴趣同样也是从篆刻开始，他首先将陶文引入到篆刻创作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激发了他进行陶文书法创作的冲动。但要将陶文引入到书法创作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有两方面：一是古代陶文在笔法和结构上难以形成统一的格调；二是与甲骨文一样，目前遗存下来可识读的陶文只有一千二百多字，在创作上存在缺字的问题。他经过较长时间地思考和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结体上，对陶文中没有的文字，采用较为宽泛的借用方法，从殷商甲文、秦汉金文碑额中随意取置，进行缺失文字结构的重构，这样就解决了文字的阙如问题。但这只是文字结构重构的第一步，还需要在形态上做到格调的统一，于是从已有的陶文文字中体味神采气韵，对局部进行夸张或者压缩，进行变异处理，使之成为真正的陶文字体。在用笔上，与甲骨文相比则更难，许多陶文是用柴棍之类的东西信手刻画，毫无笔法可言，只是表现出率意、敦拙的意趣而已。于是他从秦汉简帛、诏版、碑额、钱币文字笔意中汲取养分来建构的陶文笔法，采用许多错位及综合手法，大胆创作，形成了他的陶文书法用笔语言体系。其陶文书法，用笔时轻时重，随心布置，将拙与巧，动与静，放纵与细腻融合在一个整体结构之中，形成了敦厚拙朴、率意天真的陶文书法。他的陶文书法为当今书法创作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最近两年，最让人惊艳的是他的多书体大字创作。在这类作品中，以甲骨文、篆书、隶书中一种书体为统驭者，在一件作品中多种书体并存，甚至有些对联的上下联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书体。不论那种类型，毫无拼凑之感，多种书体的结体、笔法转化自然，做到了无缝衔接。在章法营造上，如甲文书法一样，除了材料尺寸和形式是既定之外，章法的生成是在没有预设前提下，在尽情书写的过程中，根据书写文学内容和情绪的起伏变化自然产生。落款至于何处则根据主体章法的而定，有些在作品的起首，有些在作品的中间，有的为长款，有的为穷款，有些只加盖印章，不论哪种方式都能将落款与主体章法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出现了“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视觉效果。欣赏先生在这类作品，让我更加坚信了一个观点，在艺术的创作中是没有禁区的，只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打破禁区，树立新的规范罢了。 翟万益先生对于帖学，尤其对二王行草书和颜鲁公楷书，下过很大的功夫进行研习，对三家的技法、风格、作品内涵都有深度的掌握和理解。翟万益先生曾与我就王羲之的书法有过交流，他对二王行草的笔法、字法、章法、风格和内涵了如指掌，是我听到对二王书法最为精彩的讲解，只是他不想原本的将二王行草书嫁接在自己作品中以博得他人的一种时尚认同，而是将二王书风所体现出来的魏晋艺术的风度和文质彬彬的内涵融入在作品的品质之中。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观念上要有开阔的视野，在认识上没有偏见，才能深度理解所从事的艺术真谛，才能辨别所有资源的优劣，将自己所需要的养料充分吸收、融汇，变为创作的活能量。但在创作上必然要有偏好，要集中一个或几个点上，不能为了他人之见而全面铺开，随风而动。 二 论及当代的篆刻创作，翟万益先生是绕不过去的一位。翟万益先生在继承篆刻传统上，并没有按照前人既定的模式被动地进行，而是放眼于整个印章发展史，从中遴选出既有艺术价值，又适合于自己创作的作品作为研习对象。翟万益先生取法秦汉印时，不是以数量的丰伟来确定研习对象，而是对数以万计的秦汉印进行研究、筛选后，将汉凿印作为他取法的重点。他首先忠实地按照汉凿印的原大进行临习，从中体味汉凿印那种不变之变的线条美、阳刚之刚的刀法美、玄妙之妙的衔接美和无法之法的章法美。为了把握汉凿印的细微变化，又用图纸将临作尺寸放大至一尺左右，反复加工修改，直至把汉凿印的风神全面转移到临摹的印面上，然后将这些临摹作品挂在壁间，思考如何将汉凿印点画的细微变化、字法组合、章法构成、残损驳蚀运用在创作之中。翟万益先生在研习流派印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大量临刻前辈大师作品。他在临习中，不仅做到了惟妙惟肖，更重要的是在临刻中体味原印作者的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的情结，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领悟流派印的艺术内核。翟万益先生也对战国玺印、汉封泥印、陶瓷印、碑石墓志的刀法、字法、章法和残驳进行系统研究、临习，来丰富他的篆刻语言。他对传统的研习，不仅仅停留在技法的层面，而是对篆刻艺术本质的深度把握和在实践意识下对历史的反思，目的是让自己的创作在延续传统中获得自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翟万益先生以砖刻创作为主。砖刻创作是他在研习汉凿印时，将汉印和临作放大以后激发出来的灵感。他发现放大后的作品更能体现出汉代艺术的恢宏博大、沉雄骏发的气象和一往无前的内在灵魂，这与他的创作追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要实现这样的创作效果，需要寻找与之相适合的材料载体，于是选择了砖这种常见的材料。创作初期，为了了解砖的性能和作品气韵的差别，陆心愿的《千甓亭古砖图释》成为他朝夕摩挲的对象，把印章的小巧细致变幻为篆刻的古拙大气，把印章一毫米之间的线条宽度变成砖面上一厘米至数厘米的宽度成为他不断思考、反复实践的重要工作。他在篆刻刀法、刻石摩崖刻凿之法、书法的笔法中熔炼适合砖刻的刀法，塑造他的艺术程式，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线条语汇。在字体的使用上，摆脱汉凿印的文字束缚，将甲骨文、钟鼎文、战国帛书、战国玺印、诏版文字、汉代碑额文字、汉简、魏碑、行草书都纳入进来，打破了书体单一的限制，在书体、文字选择上超出了前人秉承的界隔，获得了更大自由空间。翟万益先生创作砖刻时始终坚持着“一印一创作”的理念，坚决杜绝不断的重复自己和复制古人做法。其砖刻作品在统一的内在气质和苍茫融通、大气磅礴的风格之下，印印有区别，印印有新意，每件作品都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翟万益先生的砖刻拓展了印章创作的形式，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乃至全国印坛的一道靓丽风景。
翟万益先生在经历五个年头的砖刻创作之后，转向大写意印的创作。大写意印的创作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篆刻家集体意识的选择，大写意印成为创作的主流。大写意印是继明清流派印之后，最具有时代特色的一种印风，产生了一批擅长大写意印创作的优秀篆刻家，翟万益先生便是其中之一。翟万益先生的大写意印在文字的选择上，不斤斤计较于汉印或秦玺文字，打破文字门类的分割，荡除时代和流派的藩篱，秦砖汉瓦，都在他的选择之中，在解构与重构中形成了全新的组合，并达到了高度和谐的统一。在用刀方面，极力反对刀法使用的单一性，在自由状态中切刀、冲刀、单刀据势而用，各种刀法错综而出。在刀的行进中，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力度，产生不同效果，让情感和思想的变化完全呈现在生成的点画之中。翟万益先生的大写意印，气承三代，神接明清，意于当代，可谓站在古老而丰厚的传统土地上，发出了时代的呐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雄浑刚健、大气磅礴之美，让欣赏者得到一种震撼心灵的激荡。
篆刻家如果一生只停留在单一印风上，机械地不断复制古人、重复自己，就会故步自封，思维匮竭，失去创造力，必须在不断的转向中探索，丰富自己，超越自己。翟万益先生指出：“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的大潮中，艺术家更应该不断思考、不断创新，那种想独占一种风格并统领印坛数十年的现象已经成为空谈，继续沿着古人的发展模式追求风格单线或平面推进已为时代发展趋势所不容，一个艺术家终生都应处在风格的追寻之中，巩固已有的风格，不断创建新的风格，只有追求个体风格的多元化与风格体系的流动性才能立足于当今印坛。反之，将会很快的被时代所消解。”这是翟万益先生立足于篆刻本体发展和实践创作得出的真知灼见。翟万益先生在五十岁以后转向小印创作，通过小印创作来增加系列印风的丰富性。翟万益先生的小印不论点画有多么微小，起伏顿挫都在一挥之间、往复一刀之中完成，印面所有的点、线、面和残损皆是在刀的行进之中自然生成。点画的长短、粗细、断续、伸缩、屈曲、疏密、增损交错配合，产生了穿插、挪让、呼应、虚实、疏密、轻重的对比，形成了和谐对立的统一体。用刀的准确、精致、精湛之间又充盈着自由和自信，所以他的小印就具有了大气象、大格局。
综观翟万益先生印章创作，始终在历史和当下的场域融合中思考印章创作上的可能性，在不断转向中丰富自己的风格系列，通过作品实现思想真知的价值，为篆刻的继承和创作提供了新的模式。 三 翟万益先生的书法、篆刻评论是在责任心的促使下撰写的，而理论研究则是一种无意识的追求，是他在研读古今书论、创作实践中自然而然的思考，不论是评论还是理论研究都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甘肃虽然是一个书法大省，但由于经济和观念原因，甘肃书法家缺少宣传和推介，外界对甘肃当代的书法家和书法创作现状并不完全了解，翟万益先生感到把甘肃书法家宣传推介是一种责任，必须承担起来，他先后为甘肃书法家撰写评论文章百余篇。2009年，由他出资在《书法导报》开辟了“陇军书阵”专栏，每周推介一位甘肃当代书法家，并亲自为每位书法家撰写评论文章。推介工作进行到中途，翟万益先生积劳成疾，心肌梗塞进行手术治疗，在病榻上仍然坚持组稿、撰写评论，推介工程如期进行。这批评论文章中，对一些在甘肃书坛有影响的年长书法家的艺术成就进行理性分析，客观评价；对年轻新秀不仅指出了创作上的优势，同时也为以后发展指明方向。之后，2014年和2015年又延续了这项工作，先后介绍20多位青年书法家。翟万益先生主持的“陇军书阵”推介工程，较为全面的展现了甘肃当代书法家的风采，书坛对甘肃书法创作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得到了书坛和社会各界的高度任何和赞誉。翟万益先生除了撰写大量的个人书法评论文章外，还写出了许多针对当前书法创作现状的批评文章，如《我们还需要超越——全国第四届篆刻艺术展观后感的思考》《并非巫祝的占卜——由中国书法展所看到的前景》《我看正书展》《开创行草书的新时代》《展览书体与装饰效应》等，这些批评文章基本上都是他担任展览评委后，对当前书法创作的思考。他直面敏感问题，结合实际，理性分析，为当代书法创作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翟万益先生的理论研究不是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空转，而是在创作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深度思考，体现出了翟万益先生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学风和不断反思、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如《殷卜书法艺术的叛逆——周原甲骨文书法艺术的探微》一文，从章法、笔法、刀法、字形、点画和所承载的思想等方面，对周原甲骨文的书法艺术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并通过与殷墟甲骨文比较，勾勒出了两者之间内在联系和审美表现的异同，是当前对周原甲骨文书法研究最为系统的文章。《甲骨文之旅》《甲骨文创作中章法的继承与创新》《古代陶文书法创作反思录》《荡除篱笆的界隔——我的艺术之路》等文，站在书法史、艺术学的角度，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对甲骨文、陶文、隶书等所承载的文化蕴含、书体演变、源流变化、审美特征、古今创作理念等问题进行多角度剖析，对一些前人的臆断之辞和今人错误看法进行匡谬正误，让所论问题得以敞开、澄明。还有《大篆的裂蘖——从曾侯乙墓看楚书法在战国时代的地位》《秦诏铭论略》《隶变考》《五凉书风》等文，采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相互印证，运用大量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思路，成为当代相关问题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思辨风格、深邃的书学思想和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成果。翟万益先生不仅在书法理论上有着非凡的成果，在甲骨文学研究上颇有建树。甲骨文文字释读始终是甲骨文研究的中心内容和关键所在，文字释读研究到了今天，遇到了瓶颈，释读出一个字，就像发现一颗行星那样难。其《关于“辛”及其字族》一文，解决了许慎到今天字源学上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辛”字形和字义的一致性，用确凿的证据批驳了当代文字学家的曲解附会之论。这篇文章是当代甲骨文学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翟万益先生在印学理论研究上主要体现在《冰室印话》《当代印章的渊源与发展》等文中。翟万益先生的印论是建立在生态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要思考当今印章创作和发展，就必须与印章艺术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反之，就不可能对印章的发展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解决办法，也就不会在创新上有所突破。如何给这门艺术赋予时代的生命力，就需跳出传统观念，从僵固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高扬印章艺术独立的旗帜，走印章艺术的大众化之路，让篆刻完全摆脱寄生状态，以独立的艺术门类进入到一个广阔的天地。这就需要对“什么是篆刻艺术”做出新的回答。他对“篆刻”的定义进行重新厘定，形成了“大篆刻”的概念，称为“印章”艺术，这拓展了传统篆刻艺术的表现空间，不再只局限于“篆字”入印的狭隘观念，把中国全部存在的文字以及图形整体纳入印章表现材料的范围之中，这一定义消除以往定义的模糊性，使它的外延框定有了明确的限制，又保持了定义项和被定义项外延的相等。在这样一种艺术生态论和“大篆刻”观念面前，让许多原有的成见和权威观点轰然倒塌，对篆刻艺术的诸多核心问题必须重新定位和反思。他在《冰室印语》中，打破既定的概念束缚，立足于当代和历史视阈，从篆刻艺术依存的生态环境和本体出发，对继承传统、技法、审美、当代创作现状等问题进行反思和追问，破迷解蔽，让篆刻艺术摆脱各种藩篱的隔界，回归到真实的存在中。 翟万益先生虽然年过花甲，仍然没有停止行进的步伐，而是将几十年的全部储备注入到书法、篆刻创作和理论研究中，以势不可挡之势，健步前行，走向他的艺术目的地。
作者:刘云鹏，1974年生，甘肃甘谷人，毕业于兰州商学院，供职于甘肃省文联,副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书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甘肃省书法家协会评为“优秀书法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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