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之一：同时拔高了希腊哲学和孔儒伦理学中国读书人长期以来都对孔子道德哲学的价值过于拔高，这是中国社会伪善满地的最大原因。 在先验的意义上，任何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仁”的观念，只有承认这一点，爱人和仁爱的伦理观念才具有不容商榷的普遍性。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将人性的这种伦理直觉描述为“一般启示秩序”。所以，在这种一般秩序意义上的伦理学建构意义上，孔子的确有比较清晰的陈述，仁义礼智信，孔子的每个伦理学概念都在一般启示秩序的基本局面之中，他的确是人类早期具有一定智慧的道德哲学的创建者之一。事实上当我们把思想史的目光投向古希腊，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都对这种一般秩序意义上的伦理观念意义上的普遍的人性给予了想象与描述。和孔子一样，他们都不是一种作为科学的伦理学，不是一种作为稳定的秩序的伦理学，更不是作为一种直接倾听上帝话语的特别启示的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在伦理学观念建构的意义上，完全不输给古希腊哲学，都有一般秩序的描述能力，但都没有对接上帝话语的绝对命令，都不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分析价值和建设价值。伦理学思想史流变之中，真正对接上帝话语启示的思想家是奥古斯丁，真正把伦理学发展成为一个科学模型的思想家，是克尔凯郭尔、亚当斯密和康德。没有深刻的“恐惧与颤栗”，人的伦理的自我建构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日后的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树立一个道德典范，但这些典范道德人物不过是一些僵硬的道德偶像而已。这是克尔凯郭尔的思辨方式。没有上帝作为绝对命令的“实践设准”的伦理学，人的伦理教训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作为秩序的伦理学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支点，没有形成一个稳健的可以持续涌现的结构模型。这是康德的思辨方式。没有上帝作为“无偏差的旁观者”的伦理学，人作为理性经济人就失去了必要的个体伦理基础，如此自由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丛林社会。这是亚当斯密的思辨方式。在这种与思想史有关的比较维度之下，我有理由认为，关于伦理秩序，中国的知识人不仅对孔子的道德思想意义抬得太高了，同时对古希腊哲学的意义也抬得太高了，从一开始到现在，无论是自我伦理的建构，还是对希腊古典伦理学思想资源的学习，中国的知识人都处在一种学习型的理性自负之中，而且与科学的伦理学模型思想无关，更与上帝话语的特别启示无关。困境之二：对“自然秩序”的普遍误读 中国是一个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地理存在，自然这个概念，在人的原初观念的层面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属性。如果认同这句话，那么我们平时装腔作势说出的“回归自然”、“回归山水”，尤其是死后回归自然之类的话语，其核心要义事实上是指一个人的终极目标，是回归到物质状态。把灵魂扔在一边，把骨灰捧在手心里，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观念方式。这样的观念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中，构成双向荒诞：其一是一个人的惊心动魄的无知与短视，短视到人竟然可以丢掉灵魂，抓住毫无生命意义的灰尘；其二是当有人说起唯物主义的时候，他们似乎对唯物主义的价值观横眉冷对，不屑一顾，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才是最大的唯物主义者。 这是典范的中国文化人的基本姿态，但所有的文化人都看不见自己的局面。关于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一个看上去很深刻的解释是李泽厚这样的学者所描述的“自然的人化”，即一个文化人把他的思想和审美投射到自然山水之上，由此构成“天人合一”的华夏美学范式。这个想法的确迷倒太多的读书人。问题是，如果自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当文化人把自然“人化”的时候，是不是会导致对自然的本质的破坏呢？是不是不够尊重自然呢，是不是抬高了人的理性能力呢，是不是按照人的有限理性秩序缩小了自然的意义呢？是不是没有守住自然和人的行为边界呢？ 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人们去思考，但读书人却两眼一闭，王顾左右而言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人要么是从来没有思考过自然到底是什么，要么就是留着胡须装深沉，其实一脑子糨糊。圣经在描述“上帝是谁”的命题上，有一个深奥的句式：“I am who I am.”中文翻译为“自有永有”，这是一种带有深刻敬畏秩序的翻译。如果翻译成“自然而然”，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上帝存在的超验秩序到底意味着什么。 斯宾诺莎试图把这个问题简化，他说，上帝就是宇宙本身。这个说法符合自然主义的问题意识，但遭到了一种关于自然神的指摘和批评。但不得不承认，在斯宾诺莎的解释框架面前，中国思想史对自然的想象与解释实在是太模糊了，模糊到根本不可能涌现出必要的思想和知识。也就是说，如果立足于斯宾诺莎的问题意识，那么中国人关于自然的人化就是一种典型的理性自负，一个有限之人怎么有能力将上帝宇宙秩序人化呢？那样岂不是把上帝宇宙缩小了吗，岂不是把人的意义和理性能力夸大了吗？ 所以我说，如果说人类世界整体上是一个理性自负的世界，那么真正排名第一的理性自负，绝对不是西方的那些思想家，而是我们这些看上去没有多少思想积淀和知识积淀的中国人。我们才是天地之间最自负的理性之人。 请支持原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