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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因病去世。张居正上奏请求回乡守制，也就是丁忧，万历皇帝以“深切依赖”为由，拒绝了张居正请求；之后，张居正再次上书，声称“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 以终身事皇上”，万历皇帝再次拒绝；随后，张居正第三次上书，万历皇帝干脆说“连日不得面卿， 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回三年”。  ▲张居正影视剧照 与此同时，朝堂围绕张居正夺情与否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支持张居正夺情的认为“皇帝冲龄， 天下不可一日无首辅”；反对的认为，“孝道为首”，“国而非此不可以为国，家而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直到万历皇帝处理了部分反对夺情官员，并颁下圣旨指责那些反对夺情的人是“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意”，这个事情才算基本结束。 那么，为什么张居正简单的回乡守制会引起这么大舆论风波呢？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官员丁忧有什么具体规定？在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夺情？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明朝丁忧那些事儿。 丁忧的演变历史据《尔雅·释诂》，“丁，当也”，也就是遭逢、遭遇的意思；根据《尚书·说命上》“忧，居丧也。两个字合起来，也就是遭逢居丧的意思。而“丁忧”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袁悦之传》，“（悦之） 始为谢玄参军，为玄所遇，丁忧去职。” 不过，虽然丁忧一词出现的比较晚，但子女为父母守丧的习俗却可以追溯到周朝，而且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在《离娄下》一文中明确提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思想，之后居丧期间不婚娶、不宴饮、不作乐、不外游等丧俗行为规范也接连出现。  ▲孟子历史画像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执政的主流思想，而儒家讲究“百善孝为先”，丁忧逐渐从一个道德上的约束，转变为管理官员的一种行政手段。西汉时期一度提倡短丧，汉文帝甚至曾下令葬后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樟七日，然后除服。不过到了东汉时期，服丧三年已经成为定制。 到了唐朝，服丧三年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手段，在《唐律·职制律》中就有记载，“诸闻父母若夫之丧, 匿不举哀者, 流二千里。丧制未终, 释服从吉, 若忘哀作乐, 徒三年”，“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 到了明朝，朱元璋基本延续了之前的丁忧制度，丁忧时限依然为27个月，不过在服丧范围上，他规定“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年服制不许奔丧”，至于原因，朱元璋解释说“祖父母、伯叔、兄弟皆系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五六期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说白了，就是官员频繁奔丧守制导致无人处理政务了。  ▲朱元璋历史画像 可以看出，明朝基本延续了汉唐时期的丁忧制度，只不过在具体细节上，朱元璋又进行了调整，但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主要是明朝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与汉唐时期一致，他们都把“孝”放在“忠”前，希望通过“孝”来强化“忠”，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丁忧的基本流程由于官员基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任何一个人的突然离职都会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工作运转。因此，历朝历代，对官员丁忧都有十分严格的审批流程，明朝也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丁忧审批流程。 建国之初，朱元璋丁忧的审批比较看重，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所有在外为官的人听说父母去世后，必须等朝廷向原籍发文核查后才能返乡奔丧。如此一来便会出现一个问题，古代通信手段比较落后，这么一来二回，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等官员到家，可能葬礼都已经结束了，根本来不及送父母最后一程。 针对这个问题，洪武八年，时任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提议， “官吏若遇亲丧，许令其家属陈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讣，然后核实”，换言之，官员父母去世后，家属直接通过当地官员上报朝廷，如此便减少了来回询问核查的环节。朱元璋听了以后，感觉很有道理，便同意了吕本的提议。通过此举，使明朝的丁忧程序得到极大简化，省去了朝廷与官员籍贯之间反复核查的时间。  ▲吕本历史画像 之后，朱元璋对明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被列为官员管理内容的丁忧制度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调整。根据《明会典·丁忧》记载，所有京官必须通过吏部领取内府开具的孝字号勘合文件，而地方官员则须通过当地吏部下属相关管理机构开具“引文”。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勘合文件”还是“引文”，都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丁忧结束后，作为朝廷起复官员的一个凭证。 应该说，调整后的丁忧制度更加完善了，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管理回路，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对外出差在外的京官，还要专门回到京城领取勘合文件，非常浪费时间，尤其是对监察御史这样常年在外的官员来说，非常麻烦。针对这一情况，明世宗专门下诏，允许出差在外的京官，闻丧即还本籍，同时派人禀奏吏部，告领勘合文书，待服满后由原籍官司查勘送文吏部即可。  ▲明世宗历史画像 按照规定，丁忧时限为27个月，时间一到官员就必须到吏部报道，如果没有按时报到，吏部会首先向官员籍贯地发文核查情况，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缘故，会视情定罪。最开始超时2个月就要问责，不过到了嘉靖年间又规定，超时1年以上才开始追责，2年以上无论是否有特殊原因，都要接受调查；3年以上，即便是有相关的证明，也要移交司法部门。 如果官员按时回吏部报道，则开始进入另外一道程序：起复。相比于丁忧而言，起复的程序简单很多，丁忧结束的官员只需要凭借“勘合文件”或者“引文”到吏部稽勋司备案，稽勋司核查官员是否超时以及丁忧前的政绩，决定是否起复官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将官员列入候选池，随时补上职务空缺。 这里面有几个原则：第一，原则上京官与地方官不混交，也就是说丁忧前是京官，起复后还安排京官位置；第二，内阁阁臣尤其是内阁首辅，起复后基本与丁忧前位置相同；第三，六部官员原则上不会回到原岗位，而是“调部不调职”。 可以看出，明朝从丁忧审核到起复使用，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而且随着明朝政治制度的改革，这套体系也逐渐实现了制度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夺情：丁忧的变通之法所谓“夺情”就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是统治阶级“亏孝以全忠”的政治选择，也是丁忧制度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重要体现。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对夺情控制的非常严格，基本所有官员都强制丁忧；永乐时期，开了夺情的先例，不过还算比较克制，到了明宣宗、明英宗夺情之风达到高层，朝廷大小官员都希望夺情，以至于礼部官员不得不上书请求禁止外官夺情。之后，明朝夺情现象开始得到遏制，到最后不是遇到与战争有关的情况，朝廷基本都不同意夺情。 整体而言，除了特别宽松的那几十年，明朝一般只有这几类人可以夺情：第一，武将，严格来说武将就没有丁忧一说；第二，特殊岗位人才，比如说御医、钦天监官员等，朝廷很难找到人替代他们；第三，不是武将但与战事有关的人，比如说地方官员的辖区内出现了叛乱，正在组织平叛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人也可以夺情，那就是主政一方的父母官，百姓自发为他请命夺情，不过这类人很少。总的来说，能够“依法”夺情的人都是身系国家安危或者皇帝确实离不开的人。 另外，官员被夺情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完全脱离是居丧之礼的束缚，事实上除了不回乡守孝，很多理解他们依然必须遵守，比如说不得参加或主持朝廷吉礼，不得从事娱乐活动、不得娶妻生子等，如果官员违法这些规定，即便是夺情在前，也会遭到其他官员的弹劾，严重者同样会受到处罚。  结束语我国数千年文明，多数朝代都认为“孝”乃“忠”之基础，所以丁忧制度在很多朝代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虽然在执行的过程中，部分官员为了保证仕途生涯的连续性，想尽办法博取夺情机会，也有部分官员为了躲避责任，丁忧结束仍不愿起复，但整体而言通过丁忧制度缓解了“忠孝两难全”的矛盾，而统治阶级也通过夺情制度增强了丁忧制度的灵活性。 史料来源：《明太祖实录》《明会典》等 声明：文中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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