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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有载，朱元璋多次在文告中说“予本布衣”。在封建社会里，“布衣”是指的无官无爵的老百姓，劳动人民，但是我们从他的经历看来，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而是一个不务正业无所不为的流氓无产者，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清代的史学家赵翼说得好：“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朱元璋既是一代开国之君，赵翼不能不奉承一下，所谓“圣贤豪杰”是虚，“盗贼之性”是实。至于“布衣之性”，他是从来就没有的。称他为“平民皇帝”，不太妥当；像鲁迅等人那样，称他为“无赖皇帝”、“流氓皇帝”，庶几近之。认为这位出身微贱的皇帝会对百姓好一点，未免太天真了。不要说对老百姓，请看看他对共同打江山的弟兄们，对自己的三亲六戚，对为他办事的文武百官又是如何对待的？史书上明文记载：百官每日早朝，必与家人妻子诀别，朝罢无事归来，相庆又活一日。那么，为免每日提心吊胆，不当这个官行不行？也不行。当时又有这样的规定：凡“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一律处极刑。你“不为君用”，就是看不起我这个皇帝，那还了得，杀无赦！ 朱元璋嗜杀成性，杀人是每日必修的功课。至于杀人多少，则视他的心情变化而定。如果上朝之时，他的玉带高高贴在胸前，说明情绪不错，杀人将不多；如果玉带吊在肚皮以下，说明心情烦燥，大祸将至，人人变色。他每日必杀人，只有杀多杀少之分，要想他不杀人是不可能的。被杀的对象是哪些人？首先是共同打江山的功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历代有之。但是杀功臣之彻底，朱元璋堪称古今第一。除了少数几个人侥幸病死外，可谓一网打尽，寸草不留。而且株连甚广，胡惟庸、蓝玉两案，前后株连四万余人，明初的功臣宿将，包括亲朋故旧，一时俱尽。至于那些儒生，本来就看不顺眼，说错了一句话，杀！写错了一个字，杀！至于罪名，那就不必多说了，既然皇帝要杀你，当然是你犯了该杀之罪，何必再问！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以杀人为乐事，并其乐无穷。我们不妨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他自己的的心理状态两方面来找原因。 遇到大的灾荒，人们易子而食的事历代有之。但到了元末明初，居然出现了以人肉为美味的记载。 请看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一书中的如下文字：“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来袋中，入巨锅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作者后来还在明朝当了官，文中虽未明言，但记事的时间地点正是朱元璋活动的时间与地方。所谓“淮右之军”，当然包括朱元璋的队伍。大概在从军的10多年中，朱皇帝已经尝够了用各种方法烹调的美味人肉。既然无辜被吃的人都要受那么多的痛苦（不先宰杀而活烤活煮，是为了味美可口），有罪受刑的人受一点折磨又算得了什么！朱皇帝能够发明许多前无古人的酷刑，也许正是受到这些活烤活煮的烹调方法的启发吧！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这样不断地杀人，生命不息，杀人不止，他的遗嘱中的“优危积心”四个字最能说明他的心态。他出身下层社会，从小吃了不少苦，也受尽了凌辱，对社会充满了猜疑和仇恨。以后在不断地残杀中夺得帝位，时时害怕别人来报复他，长期在恐惧和防范中过日子。要想有安全感，唯一的办法是不断地杀人。古今中外许多杀人魔王的心态大都如此。杀人魔王当了皇帝，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命运竟然由这样的人来掌握，真是令人揪心。就连他的家乡流传的凤阳花鼓，也看不出朱皇帝的老乡有丝毫的自豪感。其鼓词曰：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
600年来，大家对于这首鼓词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至今尚无定论。不管如何解释，结论大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朱皇帝带给老百姓的不是幸福，而是祸害。不管什么阶级──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同样受害，并无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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