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云馆·06 | 杨德昌：我的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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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学者约翰·安德森在《一一》于戛纳获奖后对台湾电影大师杨德昌进行多次访问，杨德昌在其中细致地谈到了自己的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及小时候在电影、音乐、绘画方面的兴趣和启蒙。今天把这篇颇为经典的专访推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感受童年时就怀揣艺术梦想的杨德昌。（摘自约翰·安德森：《杨德昌》，侯弋飏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3）

杨德昌：我的童年往事

作者：约翰·安德森 著  侯弋飏 译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没有多少时间去让自己静下来思考。人们会想：“唉，这些孩子只晓得麦当劳。”我觉得，这不是麦当劳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可能在于，“我们过去享有的那些清闲时光哪儿去了？”我们过去常常泡在一起，那个时候……至少我们会动手尝试一下，看看这个事能做成还是做不成，并且从中学习。现在的孩子被宠坏了，什么都学不到。到头来，他们只会什么东西都拿钱买。

杨德昌（1947—2007）

约：就我所知，你来自一个颇为殷实的家庭。

杨：算不上。中产，仅仅是中产。我的父亲在上海工作，但他都会把薪水寄回家乡，基本上是全部的薪水。那是在30年代，甚至20年代的时候。他十五岁就离开家了。我的母亲也东奔西走，因为她的父亲为一个美国传教士工作。我的外公坐过牢，因为他曾为一个军阀工作——他识字，也能写点东西。但是这个军阀被另一个军阀打败了，我的外公也受此牵连而被投进了大牢。

 

约：听上去是封建时期？

杨：当然。那个时候有个美国传教士来救助囚犯，他发现我的外公会读会写，就让他做助手。很快他就喜欢上我外公了。于是这个美国人就请求军阀放了我的外公。之后，我的外公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我的母亲就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而我的父亲，当年为了省钱，就住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我的父亲母亲就是在那里相识的，那还是在战争年代。他们被迫离开家人，四处奔波。他们是第一代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雇主去哪他们就得去哪，而他们的雇主正巧是一家国有银行。

 

约：你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同一家银行工作？

杨：他们俩都是。但属于不同的支行。最后他们都来到了台北。我在上海出生，因为他们工作的银行就设在上海。

 

约：你是否意识到你的作品深受美国影响，而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你少年时期？

杨：这种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因为它能够反映那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那个时候，孩子们都不信任政府。他们对政府所说的一切都深表怀疑。我觉得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事物有一种感知，只是我还说不清楚是什么。我不喜欢蒋介石，他并非什么伟人。当别人要我说他是伟人的时候，我会说：“他是伟人。”但我心里想的却是：“胡扯。”我无意在他身上多花一分钟。最能吸引我和我的朋友的是日本漫画和美国摇滚乐。这些东西每周更新，你知道吗？日本漫画，每周都会有新的一册，又有二十页的新故事。美国摇滚乐也是，每当新的排行榜（Billboard）出炉，又有一个新的第一名。这些在我们看来才是更可信的东西。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出现大量摇滚乐元素，表明杨德昌深受美国文化影响

约：而且不断在更新？

杨：是啊。我们喜爱这些东西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日本和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太深了。通过这些渠道我们有机会接触其他新的东西，所以干吗不呢？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更为可靠，更值得信赖，能给我们更大的幻想空间。时至今日，我仍感幸运能生活在那个岁月，尽管那时候也有宣传机器，但我们并不相信它。不像今天。现在，如果我是个孩子，我可能一天会花二十四小时来读那些废话连篇的报纸，看那些劝我们购物的电视节目。我根本不会有时间停下来思考。

 

约：你是指市场营销对你的冲击？

杨：是啊。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没有多少时间去让自己静下来思考。人们会想：“唉，这些孩子只晓得麦当劳。”我觉得，这不是麦当劳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可能在于，“我们过去享有的那些清闲时光哪儿去了？”我们过去常常泡在一起，那个时候……至少我们会动手尝试一下，看看这个事能做成还是做不成，并且从中学习。现在的孩子被宠坏了，什么都学不到。到头来，他们只会什么东西都拿钱买。

我觉得，尤其是亚洲的小孩，他们在学校里学到，顺从的孩子才算乖孩子。但不花时间思考对他们没有好处。“嘿，这事到底对不对？”现在似乎没有人这么问了。我很庆幸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光——那个时候我们心里质疑，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顺从的模样。

杨德昌希望通过《独立时代》（上）与《麻将》（下），和年轻世代进行对话。

约：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看美国电影吗？

杨：当然。事实上，就在上个月，我才明白为什么台湾新电影是由我们这一代人发起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看着世界各国电影成长起来的，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布列松（Robert Bresson）等。我不记得去年是否跟你说过这个，那时应该还没有这么想过。今年却完全不一样了。当年我们是看过很多电影。

 

约：之后这种状况改变了？

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有美国撑腰，美国认定台湾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以我们极力维持和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而其中的途径之一就是大量进口他们的电影。

 

约：很有道理。

杨：台湾也从日本进口了很多电影，分配给一些戏院：“这两家戏院放日本电影，那两家戏院放意大利电影。”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到意大利电影、法国电影、西班牙电影、美国电影、英国电影，世界各地的很多电影。

 

约：那些电影都是当年新上映的？

杨：对，对。每次放映一部电影，报纸上就会解释一番，比如“这个人叫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而非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笑）

 

约：台北当年真算是一座电影城了。

杨：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可以接触到一切新奇玩意。一部电影会放第二轮、第三轮，很多孩子都有机会看到。现在想来，当年的情况其实也有其历史特殊性，它们也只能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比如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视机，否则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约：如此说来，台湾对电影该有很大的需求。但为什么此后就没有那么繁荣了呢？

杨：这几年，我一直告诉人们，其实这个行业是值得经营的，是有利可图的。

 

约：我知道美国电影市场也有问题。引进外国电影变得越来越难。美国观众是不是因此错过了一大批台湾电影？

杨：也没有。本来台湾电影的产量就很少。现在真正令人头疼的是补助津贴政策。所有的发行商都团结起来了，这就很可怕了。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工会，因而以工会的名义参与进来，而当局的官僚们又希望工会做出让步，结果实际上补助津贴都落入了这帮发行商的手中。每一次我提出抗议，这些发行商就会动用媒体人和那些记者来写一些中伤我的龌龊文章，说我如何非议这个社会，说我不爱台湾，说我更像大陆人。他们极力抹黑我，因为他们觉得我威胁到了他们。

 

约：难道社会大众看不清么？

杨：能看清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少数人有胆识，但他们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只能埋头做自己的事。

 

约：你的电影中有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明显地受到了某些影响。是否在某个时刻，你对拍什么样的电影定下了美学的基调？

杨：我想，这不单单与电影有关。我的电影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漫画、美国漫画还有绘画的影响。我很小就开始绘画。我父亲喜欢看电影，也爱画画，画水彩画，是他闲暇时的消遣。

 

约：他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了？

杨：是的，不论父亲在做什么，我和哥哥都喜欢跟着一起玩耍。后来，还有音乐。那时我也喜欢音乐……

杨德昌的漫画自画像，他的绘画素养在童年时即已打下基础

约：你会演奏乐器吗？

杨：不，但我对音乐的热爱也是来自我的父亲。他对音乐所知不多，但他有个好朋友经常告诉他听些什么好，于是他就去听，但我觉得，父亲也没有完全听懂那些音乐。

 

约：古典音乐？

杨：所有音乐。父亲的朋友也是我们的邻居，就住在我们屋后。我记得他那时收集唱片——他没有多少钱，也是工薪阶层——但他的爱好就是听音乐。基本上，他只用唱片机来听音乐。他真是个音乐发烧友。

《海滩的一天》中，幼年的佳森与佳莉陪父亲听音乐，这是杨德昌童年经验的照搬。

约：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对音乐一无所知，但一谈到音乐设备就如数家珍。

杨：对，对，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喜欢听摇滚乐，但我父亲却对此嗤之以鼻。他会放古典音乐，他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听的。

 

约：但他听的也都是西方音乐吧？

杨：大部分是的。也有东方音乐，还有中国音乐，但很少。就算是流行音乐，歌曲也很少。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后来就不一样了，流行音乐成为一个产业。早些时候，流行音乐作品很少，人们不鼓励从事艺术创作。或者更早一些，在我父亲成长的年代里，从事这些职业都是，呃……

 

约：无业游民？

杨：还有妓女。当时演员的社会地位都很低下。直到后来，他们才发觉“这在西方社会其实是件体面的工作呢”，于是创作水平才开始有所提高。另外，说到台湾的流行音乐——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才听到我们自己的流行音乐，这也是与台湾新电影同时开始的。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世代问题。我们那一代人感到了无比的自信，大有取代老一辈之势。我们开始创作的时候，审查制度还在，但我们毫不放在眼里。当时还出现了新浪潮音乐，深受摇滚乐和60年代的反战歌曲的影响——鲍勃·迪伦（Bob Dylan），琼·贝兹（Joan Baez），还有其他人。

 

约：所以你当年就是听这些音乐？

杨：这些音乐对那时台湾音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约：当局没有审查吗？

杨：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他们希望人们改写歌词。音乐人被叫到审查机构，审查员说：“嗨，你们需要把歌词改成这个样子……”而那些音乐人则会说“去你妈的”，甚至掀翻桌子。审查员也束手无策。我们也就愈发自信，认为他们拿不出手段来压制我们了。审查机构唯一能做的就是勒令唱片公司停止发行唱片。可是当时的情况是，反正从唱片公司也拿不到什么钱，而盗版的销量价格甚至比原版要高出六七倍之多了。

所以当年的我们非常开放，尤其是我那一代人。因为那时候的孩子——我父亲那样的人比较少见——都想亲自动手了解事物。我们聚在一起，假如有人说“嘿，我觉得这本日本漫画太好看了”，我们就会一窝蜂地去买来看。真的很有趣……

 

约：就是发现新的事物。

杨：对，对，现在的孩子没有这样的体验。新鲜事物捧到他们跟前，不用他们亲自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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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杨德昌》

[美] 约翰·安德森  著    侯弋飏  译

读懂杨德昌，读懂杨德昌时代的台湾

全面地讲解了杨德昌的电影，像工具书一样。

很久没看到这么透彻的影片分析，认认真真，专业，有启发。

很有诚意的作者，很有诚意的导演。

读这本书，就读懂杨德昌的故事，就读懂杨德昌时代的台湾。

——豆瓣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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