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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存的所有美德，如舍己救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诚信友爱等，来自何处？ 答案是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是美德的起源，所有美德都建基于其上。大卫·休谟说：“人是自私的，但手段是匮乏的，没有足够数量去满足人的欲望和要求”。这句话需要细细品味。 稀缺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切都能得到满足，那么根本没有私有财产的必要。每个人的所有超过所需，分配又有何意义？东西多得不可胜数，唾手可得，谁想要就有，何必还要把这件东西称为“我的、你的”？空气作为一般条件，没有稀缺性问题，就不需要私有，当然也不存在“呼吸的道德”这样荒谬的问题。 因此，休谟认为：公正的概念，必然起源于人的自私。人的自私又是因为稀缺这一不可克服的客观状态。 由于人是自私的，而手段是稀缺的，就希望占有更多的财产，以满足自己的欲求。这就必须分出你我。互不侵犯私有财产，这是原则，是基石，是基本的公正。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美德成长的可能。 因此，美德在公正之上，但它同样发轫于私有财产。 这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分野。 私有财产的伦理，是公正行为规则。人有自有权，能够论证，能够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到建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自愿交换与合作，最有利于提升人的尊严，增进人的福利。坚守私有财产伦理的群体，产生了扩展秩序，这种秩序使得这一群体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优于其他群体的文明。 但是，正如米塞斯所言：“私有财产是合乎人性的设计，并不是神圣的”。历史上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层出不穷。但结果也显而易见，尊重私产伦理，必然繁荣发达；无视资产伦理，必然受到惩罚——普遍的贫穷和野蛮的战争状态。 私有财产的伦理、自由交换的商业，能够增进人的福利，这早已被经济学逻辑推演和实践所证明，但它仅是原则和边界，是中性的，违反这个原则、突破这个边界，必然不道德。在此基础之上、边界之内，才有道德的可能。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的伦理，并不必然产生美德，只是为美德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私有财产的伦理能够让我们“仓廪实、衣食足”，进而为“知礼节”和“知荣辱”创造条件。 所谓“市场培育美德”，意思很清楚：仅仅是培育，而不是美德本身。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商业的地方有美德”，“无财产的地方无公正”，也是在说：商业为美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为了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必然会不断为他人创造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养成诚实信用、谦和有礼的道德品质。而一旦财产权不保，人们必然会欺诈隐瞒、以次充好、相互掠夺、目光短浅，当然就没有了公正和美德的容身之地。 私有财产并不必然产生美德，但同样清楚的是：没有私有财产，讨论美德就缺少基础。因为美德源自自由心智，即自有权，这是财产权的核心。计划社会，人是工具，按指令行事，无所谓美不美德；黑奴的“奉献”也无所谓美不美德；东德边防警察执行命令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人，当然更不是美德而是邪恶。 在没有财产权的情势下，人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美德，因为美德犹如市场，虽备受打压，却只要有雨露就生长。但是那残存的美德也仅存于私有产权能够作用的领域内。所谓“良心的一厘米主权”，就是在逼仄的环境下自有权能够作用的领域。人对亲情、对家庭的珍视，也是因为这是自有权最后的堡垒，当这一堡垒都被攻克，人就与禽兽无异。 因此，私产伦理是一切人类其他道德实践的基础、原则和边界。有私有财产，就有培育美德的可能；没有私有财产，就缺乏谈论美德的基础；突破私有财产的边界，人就会堕入野蛮的动物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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