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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这部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毛泽东一生读了17遍，说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是一部难得的好书。的确，《资治通鉴》是一部不可替代，更是一部不可不读的史学经典。然而，这部书卷帙浩繁，一般人很难通读，即使通读一过，也很难体会其中的智慧。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教授潜心研究《资治通鉴》数十年，用了6年时间精心撰写了《资治通鉴启示录》，是一部当代著名学者解读《资治通鉴》的“当量级”新作！ 书中对《资治通鉴》中重要人物的命运沉浮、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读，深刻剖析了改革中的刚性与柔性，人生职场上的进与退，军事斗争中的奇与正，权力平衡中的轻与重，驾驭部属时的宽与严，政治生涯中的方与圆……是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必读书。 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总结出的122条启示。这122条启示，立足当代视角、观照现实，包括修身养性、治国理政、为人处世、选人用人、家风家教等各个方面，既具实用性，又发人深省、令人深思，体现了学者的高度、思想的力度、面向的广度。 可以说，《资治通鉴启示录》让《资治通鉴》这部体量宏大的古典巨著变为通达实用的大众历史读本，为读者架起了一座“轻松读懂《资治通鉴》”的桥梁。 今天，我们选取书中“楚汉战争：刘邦的领导艺术”这一节的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看看刘邦的成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草莽出身的刘邦，没有专门学习过领导力之类的管理课程，他的领导风格既自出机杼，又中规中矩，不离大道。 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洛阳，两年后迁都长安，群臣宴会，酒酣耳热之际，一向行事不拘的刘邦，竟然一本正经地总结起成功经验来。他询问群臣：“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而且预先声明要讲真话，“毋敢隐朕，皆言其情”。群臣恭维说，陛下与大家一同分享胜利的成果，项羽却不能。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他自己娓娓道来：“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  大家都很佩服刘邦的结论。刘邦把成功归于张良、萧何、韩信，说他们才是人中豪杰。说明他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有知人之智。假如做进一步的分析，刘邦用萧何是可以理解的，萧何与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刘邦用张良也是可以理解的，张良出身高贵（韩国相门之后），秦二世元年刘邦起事不久，与张良相遇于留，二人就有合作关系。张良的智谋是久经沙场考验的。 最体现刘邦识人用人魄力的是用韩信。  韩信的家乡淮阴，离刘邦的故乡沛县、项羽的故乡下相并不远。项羽的大将龙且瞧不起韩信，因为韩信年轻时胆小怕事，忍受“胯下之辱”。大约这也是韩信在项梁、项羽叔侄手下，一再献计却不得重用的原因之一。 韩信少年时代的平庸，项家军知道，刘家军一定也知道。刘邦以汉王之尊，入主汉中，韩信只身来投，不得重用，便可想而知。但是，经过一系列事情，在夏侯婴、萧何的力荐下，特别是在萧何月下追韩信之后，刘邦一改先前的轻视态度，拜韩信为大将，这就不能不佩服刘邦的气度了。 第一，刘邦的大将周勃、灌婴、曹参、王陵、樊哙，都是从沛县起兵的“老人”，论年纪、资历、军功，都在韩信之上。任命年仅28岁的韩信为大将军，地位在诸将之上，刘邦不仅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军中高层。看后来陈平来投之时，刘邦用以监督诸将，招来周勃等一片反对之声，不难想象，重用韩信时的阻力，一定更大。事实证明，诸将都能服从韩信，刘邦能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体现了其非凡的领导力。 第二，韩信拜将之后，提出的“汉中对”，分析刘、项双方的战略态势，提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刘邦相见恨晚，立即付诸实施，表现出高度的判断和决断能力。彭城之败后，刘邦又采纳韩信建议，开辟北方战场，授以数万之众，令其独当一面。并且故意南下出兵宛、叶，把项羽引向南阳方向，配合韩信在北边开展的军事行动。 第三，如何驾驭韩信这样的军事天才，也考验着刘邦的领导智慧。首先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刘邦重用韩信，言听计从。韩信破齐，龙且救齐被杀，项羽感到了危机，派武涉去游说韩信，策反韩信背汉。韩信谢绝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可见，刘邦的恩德感召了韩信。其次是“用人要疑，虽疑要用”。刘邦驾驭韩信，并不仅仅停留在恩宠笼络上，而是有制约措施。韩信的监军张耳，是刘邦的儿女亲家。韩信手下的大将周勃、樊哙等，都是刘邦的铁杆心腹，韩信的军队保持着对于刘邦的忠诚，破赵之后、灭楚之后，刘邦轻易就把韩信的军队收回了。因此，韩信要想背叛刘邦，并不那么容易。 能识人，能用人，能驾驭，在用韩信问题上，刘邦的领袖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项羽爱面子不同，刘邦的最大特点是务实。他能够把握住根本利益与次要利益之间的关系，把面子之类的事情看轻。 刘邦西进的第一站是陈留。郦食其来见刘邦，大约所托之人只是一个骑卒，身份不高，介绍的又是一个儒生，刘邦不太重视。郦食其被引见时，刘邦正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这是很失礼的事。但是，当郦食其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气度后，刘邦马上整衣冠，以礼见。听郦食其高谈合纵连横的谋略后，刘邦马上请他吃饭，问“计将安出”。这中间前倨后恭的态度变化，毫无过渡。 务实需要理性，要审时度势。刘邦入咸阳，住进了阿房宫，很是享受秦宫的金宝美人、狗马之物。先是樊哙、后是张良提醒他，是要做富家翁呢，还是要成就天下业？刘邦猛然警醒，立即搬出阿房宫，还军霸上，以待项羽所率诸侯大军，表现得很理智。 遭到项羽猜忌后，刘邦放下身段，以主动请罪的方式去项羽军营释嫌。鸿门宴上更是准备厚礼，卑躬屈膝。刘邦忍气吞声，放下身段，躲过了一劫。项羽分封十八路诸侯，最先入关中灭秦的刘邦，被安排到汉中为王，因为项羽、范增忌惮刘邦在关中会如鱼得水。此时的刘邦，真想与西楚霸王拼命。但经萧何、周勃等人一劝，刘邦很快就放弃了鲁莽的想法，乖乖去了汉中。有一个地盘，总比与项羽拼命找死强。  理性的结果难免冷酷。彭城失败，刘邦回老家接家眷。孩子们与大人们走散了。刘邦接了儿子女儿上车。后面项羽的追兵逼得紧，刘邦几次推儿女下车，要独自逃跑，是随从夏侯婴一次次把孩子们抱上车。刘邦甚至用剑逼夏侯婴，让他不要管孩子。这件事让刘邦背了黑锅，面子丢大了。其实，也许刘邦意识到孩子们跟着军队一起逃命很危险，放下孩子，楚军未必会加害他们，否则在乱军中反而会遭遇不测。事实上，刘邦的其他家属被抓，并没有被害，只是成了人质。 退一步说，刘邦即便是为了逃命而放弃孩子，这也需要深入讨论。“为天下者不顾家”，大约是古人的普遍认识。正因为刘邦活着，刘邦的家人才有人质价值，才都保住了性命，后来由于双方和解，都被释放了。设想一下，假如刘邦被俘，刘邦的孩子是否能保住性命呢？这就不好说了。在广武山楚汉对峙之时，项羽威胁要烹了刘邦的父亲。刘邦笑嘻嘻地说：我爸即你爸，你要烹了我爸，别独自吃了，记得分我一杯羹！残忍的项羽还是忍住了没有动手。这不仅是因为项伯在旁劝说“为天下者不顾家”，而且也因为刘、项之争不是私怨，而是争夺天下的大事！ 刘邦理性务实，处理家国问题态度冷酷，而在处理功臣问题上，更是如此。韩信功高盖世，刘邦之所以有天下，军事上大抵皆韩信之功。可是韩信在楚王的位置上也就一年左右，刘邦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降为淮阴侯。从此韩信因为“失职怏怏”，满肚子牢骚，五年之后，因为涉嫌谋反被吕后杀掉。刘邦是现实主义者，兵不如楚军，将不如楚王，韩信的楚国成为大汉江山的安全隐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把韩信主政的藩国撤掉，改封为侯，刘邦心里才踏实。司马光认为，高祖确实有负于韩信，但是，韩信也是咎由自取。 理性务实地处理功臣的恩怨，在雍齿和季布兄弟身上看得更清楚。 雍齿曾经随刘邦起兵，为刘邦留守丰邑（今江苏丰县），却投降了魏国的周巿，刘邦攻打不下，搞得很难堪。后来雍齿又辗转归附了刘邦，由于立功很多，刘邦虽一直怀恨在心，却没有动手。张良告诉刘邦，陛下依靠这些将领得天下，诸将人人争功，却担心不仅得不到分封，反而会因为往日的过失遭到清算。张良建议，要想稳住各位有功将领的心，就要封一个你最恨的人为侯，这样大家才放心。于是，刘邦选择了雍齿，择日举行宴会，封雍齿为什方侯，食邑二千五百户，果然稳定了人心。 季布的情况也是这样。季布是项羽手下著名的猛将，多次追击汉军，窘困汉王。刘邦称帝后，悬赏千金缉拿季布。季布隐姓埋名，髡发毁容，藏匿民间为奴。有人告诉刘邦，说季布是能人啊，逼急了南走越，北走胡，岂不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吗？不错，季布是项羽的大将，但楚汉相争，为项王出力的人还少吗？能够抓捕杀净吗？应该赦免季布。刘邦采纳了这个意见，请出季布，任命为郎中。汉文帝时，季布官至河东郡守。 季布的同母弟丁公，本名丁固，也是项羽的部将，但命运却与季布迥异。公元前205年的彭城之败，丁公追击刘邦，形势危急。刘邦说，两贤狭路相逢，何必逼迫太甚。丁公乃放了刘邦一马。及至刘邦登基，丁公想来邀赏。刘邦却说，丁公为项羽将，不忠，有私心，项王之所以失天下，就是有丁公这种人。刘邦把丁公捆绑在军中作为反面教材巡回批判，最后把他杀了。司马光作“臣光曰”，对此大加赞赏，不仅不说刘邦刻薄寡恩，反而称赞他能“断以大义”，“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这是从巩固政权的高度看问题，不为儿女恩怨所左右。 总之，与项羽的“沽名钓誉”相比，刘邦既注意维护自己宽大长者的“仁者”形象，又务实、理性地处理当下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一个开国的统治者，刘邦确实高人一筹，项羽不是他的对手。至于嬉皮笑脸的形象，那不过是体现刘氏领导艺术的外衣而已。 *本文选自《资治通鉴启示录》，中华书局2019年8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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