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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125位伦敦商人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国王的一份为期15年的贸易特许状。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步发展，在印度斗败了葡萄牙人，在远东贸易中获得大笔利润。这么赚钱的买卖自然会引起别人的眼红，所以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远东逐渐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一方面东印度公司也必须要和英国国会斗智斗勇。 最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全名叫“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1698年，英国国会专门成立了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来与东印度公司竞争。这场竞争并不持久，很快以双方妥协结束，两家公司合并，改名为“英格兰商人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 英国国会不断地对东印度公司加以限制，东印度公司是商人起家，他们与美国大陆上那些大地主不同，他们漫长的贸易线严重依赖英国海上霸权的维护，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不可能象美国那样独立的。起初东印度公司经常通过借款给英国国内来维持自己的贸易垄断，但随着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殖民的深入，它逐渐从一家贸易公司转变成一个殖民政权，而印度民族主义的觉醒使得东印度公司要不断打仗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最后情形逆转，东印度公司反欠了英国政府2800万镑的巨债。 18世纪末，英国政府单是收茶叶税就赚得盆满钵满，达到整个国税收入的10%，而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上的利润居然只有每年20万英镑。经过长达两百年的较量，英国政府终于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明争暗斗中完全占据了上风。 茶叶有多重要呢？波士顿倾茶事件直接引发了独立战争。辉格党领袖查尔斯-格雷伯爵府上的下午茶十分有名，伯爵红茶作为品牌传承到今天。 1813年，英国国会再次通过了关于东印度公司贸易特许权的法案，规定所有东印度公司占领的土地都属于英国政府，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许只剩下了茶叶和中国贸易，其他垄断权都被取消。这个新的特许法案为期20年。 1833年，原法案到期后，国会又通过了新的法案，而这一次，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也被取消了。沙逊家族即是在此时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权。 对这一变化，最高兴的是在远东从事贸易的英国散商。 东印度公司虽然垄断了贸易权，但它总不可能事事都亲自去做，所以东印度公司会给一些小公司或个人发放许可证，允许他们从事一些自己控制下的贸易。从英国到印度和从英国到中国的贸易是东印度公司全部控制的，但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放开了一些给小商人们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散商。 事实上，如此辽阔的地域和当时落后的通讯交通条件，东印度公司想一手遮天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东印度公司内部，远在伦敦的董事们也无法控制住下属们面临的巨大利益的诱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印度公司给自己的职员分配配额，每条贸易船上的人员按照级别都有不同的免费吨位配额，让他们可以在吨位配额内自行采购商品进行贩卖。东印度公司普通职员的薪水并不高，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吨位配额。 每年的夏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顺着季风将欧洲和印度的货物运往广州贩卖，到了冬天再顺着季风将中国的货物运往印度，这是一年一个往返的贸易流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城外设有商馆，与十三行隔河而望，东印度公司有专员负责这里的事务，每年冬天返航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广州特派委员会会勒令所有散商都离开广州。 这片外国商人建设有房屋货栈的区域被称为夷馆，主要的夷馆有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丹麦，此外就是一些散商建的夷馆。1816年，两广总督允许夷馆的外国商人在每个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这三天里到河对岸的寺庙花园游玩，由于广州夷馆是严禁有外国女性逗留居住的，所以这三天里外国商人们难免会与珠江花船上的妓女们发生一些勾当，这就是后来港片里经常出现的“三八”、“八婆”这些骂人话的由来。 康熙年间，清朝的对外贸易口岸有云台山、宁波、漳州、广州四个，分设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管理。到1757年，乾隆决定撤销其他三个，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对于这些外国人，清政府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对外贸易是赚钱的并且有一部分利润是直接流入皇帝手中的所以不可能放弃，另一方面这些外国商人不大服从清朝的礼节使皇帝很没有面子。所以清朝决定将双方的关系限定为商人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清政府官员不与外国商人直接接触，而由十三行这些中国公行商人担任中介。公行商人要替外国商人在官府进行担保，替他们缴纳税款，为他们传递文书。 正如东印度公司这种官商衍生出一些体制外的散商一样，十三行这种公行也衍生出一些体制外的小商人，他们大多与十三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偷偷摸摸的做着一些打擦边球的交易。最初的英国散商往往是与这些中国小商人做生意的多，双方都是灰色身份，这种私下交易很大概率可以偷逃税款。 鸦片在很早就传入中国，宋明时期随着阿拉伯人的贸易带入中国的数量开始增多，但由于供应量的稀少，在中国社会并未广泛流行，还没有带来大的危害。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状况的恶化，公司高层不得不考虑通过鸦片贸易来扭转逆差。尽管当时的欧洲社会还没有确定毒品的概念，但鸦片这种麻醉品显然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东印度公司既有经济上的诱惑，又有道德上的忧虑，于是并没有从公司层面上来贩卖鸦片，而是默许散商们从事鸦片贸易。18世纪下半叶开始，散商不断地将鸦片运入中国。 清朝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时不时地就会发布禁烟的命令，这也是东印度公司不能以自身的名义公开进行鸦片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清朝的官场腐败使得禁烟令往往是一阵风，所以鸦片贸易屡禁不止。 最初的散商们说穿了就是与东印度公司职员内外勾结，突破吨位配额的限制做生意，更大程度地化公为私。鸦片贸易的利润率明显超过传统的贸易项目，很快地散商们便将精力与财力集中到鸦片贸易上。 这个时期鸦片的来源主要有三处，一处是来自于奥斯曼突厥的土耳其鸦片，在中国被称为“金花土”，一方面质量差，另一方面路程远又过了多手利润不高，因此不受市场欢迎；一处是来自于印度内陆的瓜尔洼鸦片，在中国被称为“白土”，这些鸦片产自印度土邦主的领地，质量得不到保证，又要经受印度人做生意时的随意性带来的风险；还有一处来自于东印度公司直接控制下的孟加拉，因具体产地不同在中国被称为“公班土”和“剌班土”，这种鸦片质量最好，货源渠道也很稳定。 公元7世纪波斯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有一些祆教徒逃到了印度，被称为帕西人，其实就是波斯人，只是发音略有不同而已。他们比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更亲近英国人，因而在英国殖民过程中获得了相对高的地位，时至今日，印度最大的公司塔塔就是帕西人的企业，甘地家族也与帕西人有姻亲关系。 帕西人成为了东印度公司发售鸦片的白手套，孟加拉鸦片和瓜尔洼鸦片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由帕西商人收购，再转手给其他商人。这种情况直到沙逊家族崛起，通过政商手段从帕西人手中攫取了鸦片贸易主导权才改变过来，当然这已经是鸦片战争后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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