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拯在中国历来都有包青天的称呼，主要是因为他判案铁面无私，不畏权威秉公执法，他的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虽然许多都是后人附会，但包拯这个人本身是肯定没得说，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绝对能算的上是清廉勤政的代表人物。 但是就是这么以铁面无私判案著称的人，也会有徇私枉法的时候，而且他的这次徇私枉法是明确被写进史料里的，比起来说书人口中的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故事要靠谱的多。包拯的这次徇私枉法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形象，相反在当时的人看来，包拯这么做完全就是对的，那么古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能把一个简单的徇私情的案情，理解成一件正确的事情呢？  得罪女人的孔子孔子的一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难坏了近代以来的无数知识分子，因为你要想把孔子的伟大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这句话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于是围绕着这句话，无数人做了各种曲折迂回的解释，替孔子做辩护，事实上孔子从来没想过自己这句话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因为在孔子的眼里，女人的确就是和小人一个地位的。不用替孔子辩解，他这句话明明白白就是看不起女性，没有任何可以解释和迂回的空间，就算是得罪了现在的广大的女性，那也是符合儒家所谓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幸好儒生们虽然不断给孔子加官进爵封王封圣，但是没有封神，所以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系统里，孔子的地位始终是人，只不过是个地位比较高的人罢了。既然是人，那就无法超越人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人都完全无法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孔子是这样，其他任何一个人物都是这样，前提是你必须承认他是人。我们在评论古人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来看他的行为，要不然很多评价和议论都会失去意义，古人的很多观念跟我们现在的差距，可能比人跟狗的差距都大。  爬灰的罪与罚幸好有些东西自古以来就没有变过，比如说做官要清廉，公正无私，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评价一个官员最核心的指标，能够同时做到清廉和公正无私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大大的好官了。这可不是什么翻案文章，包拯的为官得到了当时和后世的一致公认，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只不过是从历史的史料中，找到了一个包拯审理的案子，这可不是200多集的电视剧，包公天天审案，一个案子完全可以忽略。翻阅史料，包公做开封府尹的时间只有一年半，而且根据目前现有的可信史料，有记载的包公判过的案子只有五个，在只有五个的情况下，弄清楚这个案子，对于我们理解包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先看一个案子：一个章衙内，和自己叔叔的小妾通奸，被发现后慌忙翻墙逃走，跳墙后踩到了一个老太太头上，结果老太太受了伤，一怒之下把这个告了官。这可不是个小案子，虽然通奸这种事古代经常有，《红楼梦》里就讲到过爬灰的事，不过话说回来，爬灰只是名誉上不好听，与这个案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古代社会犯罪先要表明身份，如果身份低的对身份高的犯罪，是要加大处罚的，相反的情况，如果是地位身份高的，对身份低的犯罪，那就要减轻甚至是免于处罚。爬灰和通奸虽然在古代都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但爬灰基本上在法律层次上是无罪的，但是根据宋朝的律法，这个章衙内这次犯得可是大罪，可能连章衙内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他犯得可是死罪，因为这是叔叔的小妾，你如果说通奸的是侄子的小妾，可能就完全没有一点事，这就是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的事因为身份不同，结果可能就是天壤之别。老太太报了官之后，案子的主审官一看，这不是我大侄子吗，你父亲章俞和我同朝为官，你这事儿我看就大事化下吧，罚点钱就了了吧，破财免灾妥妥的人情世故。  法律不是第一位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很气愤，一个能被判死刑的案子，居然罚点钱了事，这事儿要是到了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时包青天手里，那绝对是狗头铡伺候。可偏偏这个案子就是在开封府判的，而且就是在包拯做开封府尹的时候，这是包拯有明确记载的五个案子中的一个，难道说包拯真的是一个徇私枉法的人吗？为了一个章衙内，不顾国法徇私情，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看到这个案子后的感受。包拯绝对不是一个顾计同僚面子徇私情的人，他曾经因为当时的财政部长张方平违规购买了别人的房产，而直言上书皇帝，结果张方平这个财政部长直接就被宋仁宗撸了下来，足见包拯的耿直。而且这个张方平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著名的苏轼当年就是靠着在四川做父母官的张方平的举荐，才能够在东京汴梁认识一重大佬，迅速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一个名声还不错的人，犯了错在包拯眼里，那都是必须要严惩不贷的，那为什么这次包拯对这个章衙内会如此的徇私枉法呢？要了解其中的缘由，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子：南宋有一个非常无耻的老人，竟然对自己的儿媳耍流氓，他儿子到衙门控告，地方官竟然将儿子打了一百板子，理由是“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纵使果有新台之事，“只当为父隐恶，遣逐其妻足矣”。公公耍流氓，结果是儿媳妇被赶走了，判这个案子的官员简直就是颠倒黑白，肯定是个贪赃枉法的官吏，这一次可能很多人又猜错了，判这个案子的人叫胡颖跟包公一样是个清官，学问很大，威望很高，政绩很多。而且记录这个案子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完全就是把它当做是正面案子来说的，焦大如果读过这个文集，知道公公欺负儿媳居然是这个结果，估计也会被气的当场吐血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些看着完全荒唐的案子，在古人的眼睛里，会被当做是正面的典型来宣扬呢？要明白这是为什么，就要先搞明白，这些判案子的都是什么人。  儒生的逻辑这些判案子的都是官僚呀，这个回答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你想做官，你首先得是一个儒生，在宋代尤其是如此，完全没有变通的可能。在儒生的眼里，法律从来都不是第一位的，他们的祖师爷孔子说过的话以及编订的《春秋》才是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儒生，首先要遵循的是儒家的标准，而不是法律的标准。尤其是在宋代，是一个儒学复兴和发达的时代，儒生们对儒家原则的执念比以往都要更加强烈，儒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子为父隐或者说是为尊者讳，保持父亲和长者的体面，是比法律更重要的一件事。在儒家门徒特别是理学门徒的心目中，上下尊卑比社会公正更重要，封建礼教比法律条文更重要，用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的话说：“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父子之间的名分可以超越法律，家丑不可外扬的礼俗可以掩盖事实，法官判案不需要遵循法典，遵循《论语》和程朱著作就可以了。明白了这个逻辑，我们再来看章衙内包拯判罚章衙内的案子，包拯正是出于对这种封建伦理的维护，才不愿意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对于这个年轻人罚钱了事，也没有深究下去，这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做法，而且这事也得到了南宋大儒朱熹的认可。这个章衙内可不是无名之辈，包拯这一次放了他一马，日后这个人可是鼎鼎大名，他是日后王安石变法最得力的助手， 也是北宋叱咤风云的人物，至于说年轻时候的冲动，估计他也是心里暗自害怕过很多次吧。甚至我都有合理的怀疑，如果不是章淳太出名，这件事很可能就不会被记载下来，那么关于包拯判案的记录就会又少一条，因为这个案子实在称不上什么大案，但是非常能够反应包拯这个人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包拯也是一个秉持着浓厚儒家正义原则的人。儒家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做事只问该不该做，从来不问这事能不能做成，正是这种对儒家信念的坚持，让包拯成了一个清正廉明的典范，成为后世为官的典范，也成了百姓心中的包青天。  禅定时刻：古人做事自有他们的一套原则，如果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贸然下结论，甚至是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要求古人，这些都是不对的。看似荒唐的事，当你了解了他的前因后果之后，弄清楚事情背后的底层逻辑，对于我们理解古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国学复兴的重要一环，国学复兴绝对不是发扬某一个礼仪或者某一种服饰，只有你弄懂了这礼仪服饰背后的东西，才能真的做到复兴国学，只学个皮毛，最终也只能是邯郸学步学的都忘了自己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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