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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胡三省注《資治通鑑》，詳贍深邃，對人們閱讀、利用司馬光這部編年體史書，助益良多。其書在胡氏身後，始由家鄉的台州路儒學爲之刊刻行世（我另有《所謂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一文，具體闡釋此元刻胡注《通鑑》的版本問題）。明朝初年，台州路儒學的書版，被徵入國子監（這也就是永樂帝以後的南京國子監），又陸續刷印。今存世版本，元代所印者極尠，且多屬零篇殘卷，全本則多出自朱明南監。至萬曆和天啓年間，此書又分別在吳勉學和陳仁錫主持下刻印過兩次。清代中期以前，明南監本已成罕見珍本，人們讀到的胡注《通鑑》，多是吳、陳二本。 元刻元印本胡注《通鑑》 （據于華剛主編《珍貴古籍圖錄》） 元刻明弘治、正德、嘉靖遞修本 胡注《通鑑》 （據陸行素主編《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圖錄》） 如同稍習中國古代版刻史者所知悉的那樣，明末刻書，總體質量都不是很高，所謂“明人刻書而書亡”，主要指的就是萬曆年間以後刊刻的書籍。在這一點上，吳勉學和陳仁錫兩人刊刻的胡注《通鑑》，可以說均未能免俗。 進入清代，隨着考據學的日趨興盛，學者們迫切需要打破吳、陳二本的限制，去閱讀和利用更接近胡三省書原始面貌的版本。於是，江蘇布政使江西鄱陽人胡克家，便利用他得到的一部元刻本作爲底本，仿照原書樣式，重新刻印此書。 胡克家這次仿刻此書，延聘古今第一校勘高手顧千里以及博學士人彭兆荪司職文字校勘，具體的雕版事宜，則交付當時堪稱天下一品的南京劉文奎書局。雕版事竣之際，胡克家已擢任江蘇巡撫，書版被他移至江蘇巡撫駐地蘇州刷印。此書書版刻成於嘉慶二十一年，故後人或稱嘉慶二十一年刻本，或以紀年干支稱其爲嘉慶丙子刻本。 寒齋藏清嘉慶原刻本 胡克家仿元刻本胡注 《通鑑》卷首胡三省序 這樣刻印的書籍，不管是文字內容的質量，還是版刻藝術的外在形式，都達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峯。因而自從其刷印流通以來，迄至今日，一直備受學術界重視，用清末學者莫友芝話來講，便是“劇爲當世所珍”（莫友芝《郘亭遺文》卷三《資治通鑑後識》）。現今通行的中華書局點校本《資治通鑑》，就是以此胡刻本作爲點校的底本。 然而天下好事，總是難以萬全。令人遺憾的是，此書刻成未久，嘉慶二十二年九月，胡克家即卒於江蘇巡撫任上（王先謙《東華續錄》卷四四）。觀胡氏在書版刻成時所書《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題署的時間，爲“嘉慶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可知在胡克家生前，此本的刷印時間，衹有一年零五個月。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其印行於世的數量，應當不會很多。 由於胡克家刊刻此書並未動用公帑，完全是由他個人設法籌集資金刊行，屬於家刻書籍而不是官刻，所以我們在它的內封面背後可以看到“鄱陽胡氏藏版”的牌記。這樣，在胡克家去世之後，他的家人便將書版帶回江西鄱陽家中。 這套書版在江西仍有刷印，如錢泰吉即謂“余從父撫江右時，摹印十餘部，余得藏焉”（ 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上）。但我們看他“余得藏焉”這種說法，就能清楚感覺到其幸運的心情已經喜不自禁。須知錢泰吉的從父乃身膺江西巡撫，是當地最高父母官，胡家自然會給他提供特別的照顧，若是尋常文人學士，恐怕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儘管如此，錢泰吉也還是講道：“印於蘇州者極精，江西印者稍遜矣。”（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上）可見這種江西後印本的印製質量已明顯不如蘇州初印之本。 更能體現胡克家刻本印行數量相當寡少的一項標誌性事件，是早在道光年間湖南就有人重新翻刻這版本。不過世人謂其書質量“甚惡，譌誤滿紙”（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根本起不到替代胡刻本的作用。 莫友芝在同治年間記述胡克家所刻書版在江西鄱陽的刷印狀況以及士人尋求這一版本的困難情形說： 這裏所說“壬午”之年爲道光二年，而從這部書版運歸江西鄱陽到這時也衹有短短五年，滿打滿算，也不會有多少印本流佈於世，難怪莫友芝會有頻歲求而不遇的感嘆。 正是鑑於各地讀書人求之不得這種窘迫狀況，在所謂同治中興時期，江蘇巡撫丁日昌便在屬下的江蘇書局重新雕印此書，而主持其校勘工作的學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莫友芝。 由於太平天國戰亂對江南地區毀壞嚴重，書局中人估計胡刻書版當已毀失不存，所以最初是想重新依照原樣來翻刻胡克家刻本。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這次翻刻，竟不是從頭做起，而是從全書最後一卷開始，倒着向前刊刻。 動工鐫刻一部分書版之後，莫友芝到金陵城裏去辦事，適有“方縣令濬益、何太守栻、桂觀察嵩慶，一日之間先後來告曰：‘鄱陽《通鑑》板猶八九在，曷致諸蘇局補綴以行？必事半功倍。’”莫友芝得訊，馬上稟報丁日昌。丁日昌派人去打探的結果，是這部胡刻《通鑑》的書版“其後三之一，道光乙未（德勇案：即道光十五年）前樓火，並《文選》板燼焉，前之太半在後樓”，尚且保存完好，而胡家後人正有出售殘版之意（莫友芝《郘亭遺文》卷三《資治通鑑後識》。杜文瀾《憩園詞話》卷五）。 這樣，江蘇書局就花費“千數百金”購下殘存的書版。莫友芝稱當書版運至蘇州之際，“局刻適完所闕卷”，二者“泯然相接湊”。這樣，就猶如鬼使神差般使新舊兩版珠聯璧合，湊成了一部全書。不過胡家所存書版，已頗有泐損漫漶之處，莫友芝又“更一月以校譌補脫易漫”，始克畢功（莫友芝《郘亭遺文》卷三《資治通鑑後識》。杜文瀾《憩園詞話》卷五）。 用莫友芝的話來講，這胡注《通鑑》，是篇幅長達萬葉的鉅編，可整個重刻和修補胡克家舊版的工作，從同治五年初夏到這一年年底，前後僅花費將近九個月時間。這當然主要是由於大半利用胡克家的舊版，纔能如此省工省時（據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記述，江蘇書局買到胡家書版的時間，是在這一年的十月）。操持其事的莫友芝不禁感嘆：“逮經始考工，更安知何闕漏而豫彌縫？而率然巧合如此！天之趣成人事，恆若待其時而一興，何也？”（莫友芝《郘亭遺文》卷三《資治通鑑後識》） 莫友芝把這段版刻佳話看成是天作之合，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也確有他的道理。這就是像這樣用舊版、新版前後拼合成書的情況，在中國古代版刻史上爲數實在相當尠少。我寫這篇短文向古籍愛好者介紹相關情況，也主要出於這一原因。 按照莫友芝粗略的說法，這拼合而成的一套書版，是胡克家舊版佔前三分之二，江蘇書局新版則佔後三分之一，而傅增湘則更具體地指出其書胡刻原版“實存前二百有七卷”（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今檢覈江蘇書局補刻本，可見第二百零七卷的舊版僅存前十四頁，自第十五頁起，即爲同治年間新鐫的書版。 上海圖書館莫友芝舊藏 同治補版印本胡刻《通鑑》 新舊兩版銜接處 （右側頁面爲嘉慶舊版，左側頁面爲同治新版） 嘉慶原版和同治補刻的新版這前後兩種版片，在版刻形式上的差別，是相當明顯的。 首先是版刻字體之優劣，高下立見；至少對稍知清中期仿刻古本情況的人來說，其間的區別是一目瞭然的。 當年胡克家刊刻此書，其身份起初爲江蘇布政使，竣工時則身爲江蘇巡撫（中間尚有一段任職安徽巡撫的經歷），而不管是做江蘇布政使，還是做江蘇巡撫，其治所駐地都是在蘇州。就其個人的便利而言，顯然應該在蘇州校刻此書更爲便捷，可這書偏偏不是刊刻於蘇州而卻刻在金陵城裏。 箇中原因，我認爲是爲了便於利用金陵城裏的劉文奎書坊。胡克家刻印這部胡注《通鑑》，採用的是當時盛行的仿古形式，即依照宋元古本的行款版式來翻刻其書，而清中期雕鐫這種仿刻古本技藝最佳同時也是聲望最高的一個商家，乃是劉文奎、劉文楷和劉文模兄弟在金陵城中開設的書坊。展讀胡克家原刻本，在其卷首的王磐序文頁末、卷尾胡克家《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之末和《通鑑》後面附刊的《通鑑釋文辯誤》卷尾頁末，都鐫有“金陵劉文奎弟文楷/文模鐫”注記，這就大體上相當於這家書坊的“牌記”。 當胡克家着手刊刻這部胡注《通鑑》的時候，當時的著名學者孫星衍正寓居金陵城中；同時，被胡氏聘請來爲他校勘此書的顧廣圻，也住在孫星衍的家裏，在爲孫氏校勘其他一些古籍。顧廣圻曾自述當時的工作狀況說： 除了明人梅鷟的《古文尚書攷異》之外，顧廣圻幫助孫星衍校訂的這些書籍，也都是仿古刻本，而且也都是交由劉文奎書坊爲之雕版。孫星衍本是江蘇陽湖人，我想，他在這一時期寓居於金陵，也同就近利用劉文奎書坊具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在這裏講述胡克家刊刻胡注《通鑑》的這些背景，是想說明劉文奎書坊的刻書技藝在清中期獨步天下，其工藝水平是其他普通刻工很難達到的。遺憾的是，興盛一時的劉文奎書坊，在經歷了太平天國的戰禍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聲息了。到同治年間江蘇書局重刻此書的時候，即使丁日昌、莫友芝等人想用他們的刻工也已經無人可用。所以江蘇書局補刻胡注《通鑑》的版片，無論如何也是無法與嘉慶舊版媲美的，這裏面不僅是補刻書版通常都不如原版精緻美觀的問題，還有特殊的時代背景。 除了刻書字體，同治年間新補刻的版片同舊版還有更顯眼的差異。 胡克家在嘉慶年間刊刻的書版，由於採用仿古形式，其版面形式，一如所依據的元刻底本，不增添任何新的文字。這部元刻底本，是台州路儒學的官刻本，因而依循當時的通例，在書口下方刻上了雕字工匠的姓名。胡克家仿刻此書時，完全依照原樣，一一刻出了這些刻工的名字。同治年間江蘇書局再行重刻胡刻本的時候，一方面保留了胡刻本上的這些元朝刻工的姓名，同時在版框左下角外，還鐫記了當時重刻這些書版的刻工姓名。 同治補刻本在版框左下角外 鐫記的刻工姓名 （據上海圖書館莫友芝舊藏本） 這樣，在同治補版印本上，翻看前面的嘉慶原版，就衹在版心下方鐫有元朝的刻工，而翻到第二百零七卷第十五頁，就既有這樣的元朝刻工，又有版框左下角外的清朝刻工。根據這樣的刻工注記，衹要前後貫通，略一翻檢全書，即使你完全看不明白版刻的字體，你就是個地地道道的棒槌，也是很容易分辨哪些是原版、哪些是補版的。古籍版本很多基本的內容，本來就是這麼簡單，這麼弱智，衹是那些專門靠這點兒知識混飯吃的人，纔有意把它搞得高深莫測，神祕兮兮的。 不過深入追究，在這表象背後，也還有它形成的機制，而闡釋這樣的機制，纔是古籍版本學深處的內涵。 探究這一問題，須知在每一片書版上都鐫記清楚刻工的姓名，是一件費工費時很麻煩的事兒（想一想刻一方名章人家刻字師傅怎麼跟你要錢，會更容易理解多刻一個字還意味着什麼），要是沒有特別的需要，刻工自己是不會爲了“青史留名”而幹下這般蠢事的。 按照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的解釋，刻上這些刻工姓名，是爲了僱主同刻工結算工錢（結算工錢當然要以其製品達到質量標準爲前提，而這自然會溯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傳統）。但至少就宋元時期的情況來看，官刻本和家刻本是有刻工，而書坊雕鐫的坊刻本卻不帶刻工姓名。這裏邊的道理，很容易推想：刻書的作坊內部，另有一套付酬的方式和管理的制度。 到了明清時期以後，情況或許比宋元兩朝會複雜一些，這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但僅僅就這部胡刻《通鑑》的情況而言，大致還是可以依此類推的。 在胡克家的嘉慶原版上，如前所述，其書前書後都鐫有“金陵劉文奎弟文楷/文模鐫”注記，這意味着這部書的雕版事宜是整體承包給劉文奎書局的，在鐫梓工序的管理方面，實質上等同於坊刻書籍（這麼大一部書，當然不會都是由劉氏三兄弟自己動手雕版的，他們需要動用書坊裏很多刻工），所以我在前面說這一注記大體上相當於這家書坊的“牌記”。因此，也就無須像大多數家刻本那樣逐版鐫記刻工姓名。 同治時期江蘇書局重刻此書，採用的顯然不是胡克家這套辦法，即完全由官家逐一監管刻書的整個流程，衹是從書坊僱傭刻工來雕版鐫字而已。這樣，就需要逐版鐫記刻工的姓名。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元代業已作古了的刻工與清代的活人同臺操作的奇異景象。 同治補版同嘉慶原版在版刻形式上的重要區別還有：（1）同治補版重刻了此書內封面。重刻的內封面，同原版非常相像，但仔細察看還是能夠看出其間存在微小的差別。（2）同治補版在內封面背後，沒有“鄱陽胡氏藏版”的牌記，蓋從其實也。（3）新本保留了嘉慶原版在卷首王磐序文頁末鐫刻的“金陵劉文奎弟文楷/文模鐫”注記，但原本刻在卷尾胡克家《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之末和《通鑑釋文辯誤》卷尾頁末同樣的注記沒有重刻。這既有又沒有，也可以說是體現了這套書版舊刻與新補這兩方面的情況。這些都很直觀，也很顯著，不管懂不懂古籍版本，把兩部書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分辨。 嘉慶原刻本（上）與同治補刻本（下） 《通鑑釋文辯誤》卷尾頁末 劉文奎兄弟雕版注記 江蘇書局補刻印行的胡注《通鑑》印行很多，這雖然大大改善了學者苦求其書而不得的窘迫局面，但新補刻的版本在質量上還是不能同胡克家原版相比。儘管如前所述，莫友芝宣稱他對原版還做過一些“校譌補脫”的工作。 下面出示一頁1937年時北平直隸書局售書書目上的價格，以見其實： 民國二十六年春季 《北平直隸書局書目》 這份書目中的“胡刻”本，指的就是嘉慶原版本，而“江蘇局”指的是同治補版本。嘉慶原版本的價格竟高達同治補版本的一倍以上，足見這兩個版本在讀者心中的份量。 當然書價的高低還與其行世數量的多寡具有直接關聯。所謂物以稀爲貴，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前面已經談到，胡克家刻本的嘉慶原版，刷印的數量並不很多，這纔導致莫友芝所說即使高價尋求也連年求之不得的情況出現。 下面再看一張《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頁面，就能夠更具體地體會到這一點：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 編著《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我們看第1077號的趙仲舉過錄嚴虞惇批點本，特別是第1078號的傅增湘、章鈺校本，用的都是同治蘇州書局補版印本，就可以看出，嘉慶原版確實得之不易。須知傅增湘和章鈺都是那一時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他們都十分清楚，做這樣的工作，是應該選用嘉慶原刻本作爲底本的。他們這樣做，衹能是出於不得已的原因——即輕易買不到嘉慶原刻本來用。 除了江蘇書局補刻的這個版本之外，由於社會上需求衆多，繼江蘇書局之後，湖北的崇文書局也重刻印行了胡克家本，這就是前面在北平直隸書局銷售書目上看到的“湖北局”本。不過這個翻刻本質量不高，也不受學者重視。 像江蘇書局補版重印胡刻胡注《通鑑》這樣的版刻問題，學者們若是缺乏應有的關注和瞭解，有時會對學術研究造成很大影響。譬如清人張瑛著《資治通鑑元本校勘記》，依據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刻本來訂正胡克家仿元刻本的錯謬，可實際利用的胡刻本卻是江蘇書局的補版印本而非嘉慶原版，故“往往有局本誤胡本不誤，因而錯舉”的失誤（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卷首熊氏自序）。其他在重要史籍上出現過的類似問題，還有近年中華書局重新點校《二十四史》，其中的《魏書》和《金史》就都有拿康熙或是崇禎時期補修過書版的明萬曆北監本作爲參校版本的不當做法，也是關涉學術非淺。 2020年5月5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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