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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講壇（第七期） 阝 勹 廴 匚 厶 主講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董婧宸講師 主持人：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張麗娟研究員 時間：2019年6月13日 地點：北京大學紅二樓 主持人：諸位老師和同學，我們今天舉行儒藏講壇的第七講，感謝諸位蒞臨。此次我們請來的主講人是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董婧宸老師，她講的題目是“大徐本《説文解字》的流傳與刊刻”。董老師師從北師大的王寧教授，研究方向主要是傳統小學，是章黄學派傳人。同時，她對版本學也有濃厚的興趣，用版本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説文解字》的版本，做得也非常好，可以作爲一個版本學的個案研究的範例，我們從中能得到一些借鑒，所以特别邀請董老師來給我們做此次講座。 主講人：我講的題目是“大徐本《説文解字》的流傳與刊刻”，主要内容包括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緣起，即我怎麽從研究語言文字學（即傳統小學）轉到《説文》（以下簡稱“《説文》”）版本系統的研究上；第二部分是宋本《説文》的版本問題，包括徐鉉校定《説文》與北宋監本的誕生、宋本《説文》的著録與流傳、宋本《説文》的版本情况；第三部分考察清代前期影響較大的汲古閣大字本相關問題；第四部分討論清代小字本《説文》翻刻本，包括藤花榭本、平津館本及其翻刻本；第五部分闡述《説文》的版本源流與《説文》學的研究的互動關係。 一、引言 1. 研究緣起 研究《説文》的緣起，和我的專業有關——我的專業是傳統語言文字學，讀碩士時，點讀《説文》就是我們必作的功課。大徐本、小徐本和段注，這些本子的通行影印本，每一種我都點過不止一本。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會注意到，清人所用的《説文》，和我們現在通行的陳昌治本、祁寯藻本，都有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源自何處？ 從傳統小學的研究出發，結合版本異文的校勘、版本源流的梳理，我也注意到，從康熙、雍正、乾隆到嘉慶、道光，隨著《説文》研究的深入和新版的刊刻，《説文》的通行版本發生了變化，而這背後，則關乎清代學術史中的書籍流通和書籍刊刻。在清代《説文》學史中，《説文》舊槧、舊鈔在學者間的傳抄、借閲與校刊，是清代《説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的一環。一方面，通行的刻本决定了不同時代學者所能閲讀到的主要《説文》版本，另一方面，清代《説文》重要刻本的刊布，事實上也誕生在同時代學者的《説文》研究基礎上，並受制於刊刻主持者所能獲見的版本和校勘理念。 段玉裁的《説文》研究及其影響，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今天我們做《説文》研究，常常會參考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其實，在嘉慶二十年（1815）刊成《説文解字注》之前，整個《説文》學界，是籠罩在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的光環下的——嘉慶二年（1797），得益於周錫瓚、袁廷檮等藏書家的幫助，段玉裁獲見了多個《説文》善本，並校勘通行的汲古閣本，撰成《説文》版本的校勘記——《汲古閣説文訂》（以下簡稱《説文訂》）。回溯清代的《説文》研究和《説文》刊刻，可以發現，段玉裁既在總體的《説文》研究方法上推動了清人的《説文》研究，也在具體的《説文》版本和《説文》校勘上，深刻地影響了同時代和之後的學人。嘉慶年間自宋本《説文》翻刻的藤花榭本、平津館本，均和段氏《説文訂》有關。就是道光年間自顧廣圻抄本《繫傳》刊刻的祁寯藻本，也和段氏《説文注》中提及《繫傳》抄本的校語有關。可以説，段玉裁確立了乾嘉時期《説文》的校勘範式，也或明或暗地影響、啓發甚至是干擾著當時每一位《説文》研究者的研究結論。 清代《説文》的版本背後，也反映出不同學者的校勘理念和校勘成果。清代初年，毛扆以大小徐互校，汪啓淑刻本以大徐改小徐，至段玉裁始明確了大小徐源流不同，藤花榭本、平津館本以同一宋槧本爲底本翻刻，但篆形、説解、板式卻有所差異，這和刊刻主持者的校改理念密切有關。對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校勘方法的碰撞，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我們所能閲讀到的清代《説文》刻本。 2. 《説文》版本及其分支 東漢許慎撰《説文解字》十五卷，是一部以五百四十部爲綱，全面分析小篆形體並説解本字本義的小學專書。關於《説文》在宋代以前的流通，據《郡齋讀書志》和《繫傳》等文獻記載，唐代大曆年間（766－779），李陽冰曾刊定《説文》三十卷，今已不傳。存世早期寫本《説文》，有木部和口部殘卷。唐代以後的《説文》版本及其分支，除徐鉉校定的《説文解字》外，還包括徐鍇《説文解字繫傳》、徐鍇《説文解字韻譜》和李燾編《説文解字五音韻譜》。 （1）唐寫本《説文解字》
 杏雨書屋藏唐寫本《説文解字》木部殘卷 （2）徐鍇《説文解字繫傳》 南唐時期，徐鍇依《説文》原本，附以注釋，撰成《説文解字繫傳》四十卷，世稱小徐本。《繫傳》卷一到卷三十爲《通釋》，注釋《説文》並附以朱翱反切，題“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鍇傳釋，朝散大夫行祕書省校書郎臣朱翱反切”。卷三十一至卷四十卷，爲徐鍇撰寫的《説文》通論。《繫傳》史書或著録作《通釋》，係誤據前三十卷《通釋》而出。徐鍇於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左右在揚州擔任校書郎，保大十五年（957）復官金陵，撰《繫傳》約在此期間。在北宋嘉祐（1056-1063）年間，蘇頌、張次立曾經在館閣中校勘過《繫傳》。在《繫傳》書後，有蘇頌熙寧二年（1069）跋，後有“司農南齊再看，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别求補寫。”今存的《繫傳》宋刻殘本，爲南宋浙江刻本，或即王應麟《困學紀聞》所説的祖出蘇頌、葉夢得的“浙東刻本”。 在《繫傳》卷數方面，《崇文總目》、《通志》、《國史·經籍志》著録作三十八卷，《中興館閣書目》、《直齋書録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等著録作四十卷。史志目録的卷數差異，或與北宋館閣藏書的實際存卷及南宋刊刻的《繫傳》刊本的卷數有關。《崇文總目》據館閣實際存卷著録，故所缺或即卷二十五、卷三十，《通志》、《國史·經籍志》承之。南宋以來，《繫傳》卷二十五取大徐本説解和反切補入，雖仍題徐鍇傳釋、朱翱反切，事實上無徐鍇注釋，亦非朱翱反切（清代祁寯藻本中，刊刻者將卷二十五改用徐鉉結銜）。卷三十則有徐鍇注釋。但關於卷三十是否是徐鍇舊貌，清人的認識不一。 《繫傳》宋刻存世僅有殘本（國圖3748），存卷三十至四十，爲明人趙宧光舊藏。據趙宧光《説文長箋》記載，趙宧光所見《繫傳》，“《通釋》已亡，惟存其目”，則明代已不全。至清代，宋刻殘本《繫傳》曾經周錫瓚、黄丕烈、汪士鐘遞藏，後爲道光年間祁寯藻刻本的底本之一。清代流傳的《繫傳》多爲抄本，根據篆形、説解是否足備，可以分爲足本系統和缺本系統。其中足本系統有毛扆舊藏抄本、錢曾舊藏本、錢楚殷舊藏本，另有嘉慶年間顧廣圻自毛扆抄本並參以錢楚殷抄本的録副本。其餘多爲缺本系統。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汪啓淑刻本自缺本系統而出，道光十九年（1839）的祁寯藻本則主要以足本系統的顧廣圻抄本爲底本，並參校過《繫傳》宋刻殘卷。  國家圖書館藏宋刻《説文解字繫傳》殘本 （3）徐鍇《説文解字韻譜》 徐鍇編《説文解字韻譜》“便于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故訓，以爲别識”，完全打亂了《説文》的部首次序和部内次序，據李舟《切韻》按韻排列，注釋簡略，或僅有反切而無注釋。今有元種善堂刻本，書前有徐鉉《説文解字篆韻譜序》，各卷卷端及卷二、卷三卷末題“説文解字韻譜”，而卷一、卷四、卷五卷末則題“説文解字篆韻譜”。在後世著録中，或著録作《説文解字篆韻譜》。因卷中未題撰人，亦有誤題爲徐鉉者。在校勘實踐中，《説文解字韻譜》在校勘篆序和説解方面作用不大，主要用於校勘篆形。  國家圖書館藏元刻《説文解字韻譜》 （4）李燾《説文解字五音韻譜》 李燾《説文解字五音韻譜》爲大徐本《説文解字》的改編本，編纂並初刻於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由於《説文》部首檢字不易，宋人又習慣按韻查檢，李燾遂取大徐本《説文》，改編爲《五音韻譜》。《五音韻譜》改編時，篆文、説解、反切自大徐本而出，間附李燾校語。但在編排上，與《説文》部首“始一終亥”、部内以義相次不同，《五音韻譜》部首依四聲改爲“始東終甲”、部内轄字亦依四聲排列。李燾曾在館閣任職，今存的宋本《五音韻譜》雖非《五音韻譜》最早的刻本，但其中與宋本《説文解字》的異文，有可能源出李燾所能獲見的北宋監本《説文》。 李燾改編《五音韻譜》的經過，具載於李燾《新編説文解字五音韻譜序》和《後序》中。這兩篇文章，收録在魏了翁《經外雜鈔》及馬端臨《文獻通考》中。但無論是在今存的宋本《五音韻譜》，還是在明代以來的翻刻本中，均没有收録李燾的序言，也没有李燾題名。《五音韻譜》書前又收入了題“許氏説文”的許慎《説文解字叙》及徐鉉上表等。明代以來，時人多已不知《五音韻譜》爲李燾所編，或誤以《五音韻譜》爲許慎舊貌，或誤據徐鉉上表以爲《五音韻譜》爲徐鉉編次。博學如顧炎武，在《日知録》“説文”條下，亦言“《説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可以想見，明清之際，《説文》舊本的流傳非常稀少。
 中國書店藏宋刻《説文解字五音韻譜》 總體來看，大徐、小徐及李燾改編的《五音韻譜》在篆形、説解、編次上互有異同。清人在校勘時，除了採用上述版本外，也會利用諸書所引《説文》、宋代《集韻》、《類篇》等字書所引《説文》、黄公紹《古今韻會舉要》所引《繫傳》等材料進行校勘。但由於引文來源複雜，清代《説文》學史上，不同的學者在處理他書引《説文》材料時，也有不同的處理策略。 二、源遠流長：宋本《説文》的版本問題 《説文》宋元遞修本，祖出北宋國子監本，也是清代《説文》刊刻和校勘的重要源頭。梳理《説文》宋元遞修本的版本情况，可以在版本學上深化對元代西湖書院書籍刊刻活動的認識，也有助於明確清人所使用的宋本《説文》的具體印次，並推進對汲古閣本、平津館本、藤花榭本等《説文》刊本的底本研究。 1. 徐鉉校定《説文》與北宋監本的誕生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鉉等人奉詔校定《説文解字》，整理爲《説文解字》三十卷，世稱“大徐本”，亦通稱《説文》。《説文》在北宋的校刊，與崇文院和國子監密切相關。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建崇文院，“畜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下有昭文、史館、集賢院，稱三館。至端拱元年（988）置祕閣，遂有“館閣”之稱。宋代的館閣既是中央校書機構，也是中央藏書機構。館閣校書，主要負責經部小學類（經書另在國子監）、正史、子部和集部。三館藏書，據《宋會要》記載，三館各有書庫，分爲經史子集四部，藏書各有正本和副本。北宋的國子監，既承擔經書的校勘，也是承擔雕版刷印的出版機構，經過館閣和國子監校勘的書籍，會在國子監雕版頒行，並可以降付諸路出售。 《説文》宋本書後，收入徐鉉等人的《上説文表》、《進書表》等，簡要地介紹了徐鉉的校定過程。徐鉉上表提及，“以集書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備加詳考”，這裏的“集書正副本”，當指集賢院所藏《説文解字》正本、副本，也就是説，大徐本的底本，是以館閣藏書及群臣家藏舊本爲底本。徐鉉等人的具體校勘工作，大約包括這幾個方面：其一，編纂《新修字義》，整理“新修十九文”並補入《説文》正篆，另外開列“俗書訛謬、不合六書”的二十八字、“篆文相承小異”的“凡、以、親”等字。其二，在《説文》各部部末，增入四百餘個新附字，以“新附”標注並略加注釋；其三，在許慎説解之後，增加李陽冰、徐鍇、徐鉉等人注釋；其四，依據孫愐《唐韻》反切，注於各字之下；其五，增加卷首標目，將十五卷分爲三十卷。 宋本《説文》書後牒文云：“其書宜付史館，仍令國子監雕爲印版，依九經書例，許人納紙墨價錢收贖，兼委徐鉉等點檢書寫雕造，無令差錯，致誤後人。”《説文解字》經校定呈上後，即下國子監雕爲印板頒行。這當是《説文》最早的刻本，意味著《説文》的流傳從寫本向刻本發生轉變，並影響了此後《説文》版本面貌：北宋時期，小徐本雖在館閣中有收藏，但是直到南宋初年纔見刊刻。北宋官修的字書韻書（如《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以及南宋李燾編纂《五音韻譜》，在引用《説文》時，大部分即據徐鉉校定本。尤袤《遂初堂書目》小學類中著録有“舊監本許氏《説文》”，或亦北宋監本。 2. 宋小字本《説文》的著録與流傳
 額勒布本 黄姬水本 内藤湖南本 葉啓勛本 錢曾本 王昶本 周叔弢本 宋葆淳本 （1）宋小字本《説文》的著録 今存世的整本、殘本小字本《説文》共八帙。其中，整本《説文》計有四帙：其一爲毛晉舊藏本（下文亦稱“額勒布本”），經毛表、季振宜、額勒布、楊以增等人遞藏，今藏國圖（09588）。其二，葉啓勛葉啓發舊藏本，今藏湘圖。此本在清代前期的流傳情况不詳。今書前標目葉鈐毛扆印章，然此葉並卷五上、卷九上、卷十三上首葉前四行爲抄補。從抄補來源看，這四葉均是據在毛扆身後剜改印行的汲古閣剜改後印本抄補。同時，毛扆在康熙年間的汲古閣本校刊過程也表明，毛扆晚年未能利用宋本《説文》。從這些線索看，標目葉的毛扆印章，當爲僞印。其三，王昶舊藏本，此本在乾嘉時非常顯赫，《説文訂》曾參校此本，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其四，黄姬水舊藏本，缺標目，正文十五卷全，鈐“黄氏志淳”印。此本無清人鈐印，疑爲清宫舊藏，現藏國圖（01117）。 今存殘本共四帙：其一，内藤湖南舊藏本，一直在日本流傳，鈐“香山常住”印，經内藤湖南收藏，現藏杏雨書屋。其二，趙宧光舊藏本（下文亦稱“錢曾本），經錢曾、張敦仁、孫星衍、袁芳瑛、李盛鐸等人遞藏，現藏北大，趙宧光《説文長箋》、錢曾《述古堂書目》均曾提及此本。據錢曾藏印看，原當爲四册全，今僅存殘卷，也經過改裝。其三，宋葆淳舊藏本，書中有乾隆年間的張塤、朱筠鈐印，桂馥和翁方綱也曾寓目過此本。該本原爲十五卷全，晚清在費念慈處，可能已爲殘本，後經鄭振鐸之手，由費氏後人鬻與文獻保存會，現藏臺圖（00911）。其四，周叔弢舊藏，即《中國版刻圖録》中提到的内閣大庫零本，現藏國圖（善7957）。 此外，前人著録中，亦有多帙宋本《説文》，今下落不知。一爲段玉裁《説文訂》參校過的周錫瓚藏本。二爲黄丕烈舊藏本，這是一個拼配本，卷一下至卷七以白紙刷印，卷十四、卷十五以黄紙刷印，餘爲抄補。黄丕烈本後經汪士鐘、蔡廷楨、蔡廷相遞藏。另外，天禄琳瑯著録的宋本《説文》，燬於嘉慶初年；傅增湘藏卷六下零本，民國年間周祖謨先生曾校過，現下落不詳。 影抄宋本《説文》主要有兩帙。一是葉萬（石君）抄本，何煌經眼，乾嘉年間藏周錫瓚處，段玉裁撰《説文訂》時借閲，後藏龔自珍，何紹基曾借閲，今下落不明。二是孫星衍舊藏本，現藏上圖。此本爲嘉慶年間孫星衍請錢侗自王昶本影抄。靜嘉堂文庫所藏的王昶本，經過了金匱蔡氏兄弟的抄補和改裝，錢侗抄本則爲我們保留了嘉慶年間（1796-1820）王昶本的面貌。 在存世的宋本中，又有抄補、配補、描潤等情况。内藤本缺11整葉、1半葉，未抄補。葉啓勛本缺11整葉、7半葉，係據汲古閣剜改後印本抄補。錢曾本缺9整葉，抄補較早，來源複雜。王昶本缺7整葉、2半葉，除卷一下1葉爲金匱蔡氏抄補外，其餘抄補早於嘉慶二年（1797），來源也較複雜。同時，王昶本宋刻版葉中，還有8葉爲據早修本配補，紙色不同，配補早於嘉慶年間。宋葆淳本缺12整葉、2半葉，抄補1葉。描潤方面，黄姬水本、内藤湖南本、周叔弢本和宋葆淳本上基本没有描潤，能够反映版刻原貌（唯黄姬水本上的墨釘和漫漶處多已被挖去），而額勒布本、錢曾本、葉啓勛本和王昶本上，各有後人的描潤、挖補，形成了不少非版刻異文。 上述這些宋本和自宋本而出的影抄本，構成了清代以來貯藏和流通的宋本《説文》。 （2）宋小字本《説文》的流傳及其研究 從藏印、題跋和記述看，明清時期寓目過宋本《説文》的，有趙宧光、毛晉、毛扆、何焯、何煌、朱筠、翁方綱、桂馥、錢大昕、段玉裁、黄丕烈、阮元、額勒布、孫星衍、顧廣圻、汪士鐘、許瀚等一大批學人，其中，甚至有多人曾有幸寓目過兩個甚至三個以上的宋本《説文》。他們所經眼的小字本《説文》，既和他們的《説文》研究發生著關聯，也和汲古閣本、椒華吟舫本、藤花榭本、平津館本、丁艮善本等《説文》刊本的刊刻，有著緊密的聯繫。 在清人研究中，翁方綱、錢大昕、黄丕烈、段玉裁、顧廣圻等學者已經注意到小字本《説文》不同印本中的文字和版式差異。段玉裁《説文訂》的影響最大，揭櫫了宋本《説文》的價值，並據其所獲睹的周錫瓚本、王昶本、葉萬抄本，指出：“三小字宋本不出一槧，故大略相同而微有異。”近代以來，周祖謨、高明、王貴元等小學研究者，趙萬里、阿部隆一、李致忠等版本研究者，也從不同角度深化了對宋版《説文》的研究。前賢時彦對小字本《説文》版本認識的主要分歧，主要在如下方面：刊刻時間，清人多歸爲北宋本，但翁方綱已據額勒布本的“慎”字避諱，提出爲“孝宗以後刻本，非北宋板本矣”，而桂馥《札樸》則據刷印漫漶的宋葆淳本，呼小字本《説文》爲“明刻小字本”。刷印時間，清代以來，有宋本、宋版元印、明初印本等。版本性質，有監本、坊本、麻沙本、公使庫本等。異文成因，也有描改、修版、翻刻説等不同的認識。 在近年來的訪書中，我有幸得到國圖、上圖、南圖、湘圖及日本靜嘉堂文庫、杏雨書屋等藏書機構的幫助，陸續目驗和查閲了以上存世的小字本的膠片或書影，進而嘗試去研究和探討《説文》宋本的版本情况，並注意到前人研究中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其一，宋本《説文》中，既有版刻異文，又有因抄補、挖補、描潤等造成的非版刻異文。抄補、描潤既是探求具體刻本或抄本底本的重要線索，也是前人版本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一些研究者由於未能排除非版刻異文，影響了對版本、刷印先後的判斷。其二，前人在考察宋本《説文》時，限於種種條件，也會利用平津館本、藤花榭本、丁艮善本、《四部叢刊》影印王昶本等在内的翻刻本、影印本，但上述版本的刊刻、影印中，均存在有意或無意的文字改動，在版本研究中，翻刻本和經過描潤的影印本，不能反映宋本的原始面貌。其三，版本研究與《説文》異文的結合尚不够充分，或者僅關注文字差異，而未就版刻、描潤等問題作出深入探討；或僅探討刷印用紙或版片面貌的差異，而没能結合《説文訂》及清代批校，深入探討《説文》的版本源流和異文情况。因此，諸家對《説文》各本刷印先後、版本性質的判斷上，也偶有疏失。 3. 宋元遞修本《説文》的版本情况： 早修本與晚修本 （1）《説文》早修本與晚修本的版本情况 根據存世的宋小字本《説文》的裂版、修版、文字、刻工比較，可以明確，存世小字本《説文》，可以區分爲經過元代一次修版的早修本，和經過元代兩次修版的晚修本。宋本共273版，早修本和晚修本中，有267版是同版（同版之中又包含了相同版刻、修整版面、挖去刻工、剜改文字、增删墨釘等不同的修版情况），6版是異版（即晚修本補刻版葉）。在樣式上，早修本的版心下方，共254葉有刻工姓名，在晚修本，則剜去了其中122葉的刻工。 排除各本因描潤和抄補導致的非版刻異文後可知，存世的《説文》早修本，有内藤本、額勒布本、黄姬水本。其中，内藤湖南舊藏本刷印最早，額勒布本稍晚，黄姬水本的版片則略有漫漶。此外，周錫瓚本、黄丕烈本中卷十四上到卷十五下被黄丕烈認爲是“黄紙而後印者”，事實上是早修本。同時，黄丕烈本中，卷一上、卷八下至卷十三的抄補部分，底本也是早修本。其餘五帙則爲晚修本，其中，葉啓勛本刷印較早，錢曾本、王昶本、周叔弢本，三本刷印時間相近，宋葆淳本最晚，版片狀况較差，致桂馥誤認此本爲明刻本；黄丕烈本卷一下至卷七也是晚修本。此外，結合《説文訂》及何紹基、許瀚校得的葉萬抄本異文看，葉萬抄本，當自與葉萬關係較好的錢曾處抄出。 （2）宋元遞修本《説文》的版片源流 通過綜合考察可以判斷，傳世的《説文》南宋刻本祖出北宋監本，避諱至“慎”字，大約爲孝宗年間（1162－1189）的杭州刻本。可辨的刻工集中在南宋中期寧宗時期（1194-1224），可能這些刻工已是宋修刻工。入元以後，《説文》書版在杭州西湖書院，並經過了兩次大規模的修補版，從而形成了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異文。 在我撰成《説文》宋本研究的初稿中，已經將《説文》的元代修補版分爲兩期。喬秀岩先生告訴我，尾崎康先生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曾對兩淮江東轉運司刻《後漢書》在西湖書院的兩次修補版有過詳細的版本研究和刻工調查。喬秀岩也提示，《説文》的兩次修補版情况，可能和《後漢書》有些類似。尾崎康書中，將《後漢書》元代補版刻工分爲兩期，第一期刻工，據《大德聖濟總録》，定爲大德四年（1300）前後，第二期刻工，則據《六書統》，定在至大元年（1308）前後。另外，《中國版刻圖録》中，一般將西湖書院刻工，歸爲“宋元之際和元時補版工人”。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我查閲了其他西湖書院刊刻或修補的書籍，並對《中國版刻圖録》、《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討論的刻工年代，做了一些細小的修正。 《説文》元代第一批修補版的刻工，大多參與了西湖書院在元代前期的書籍刊刻、補版工作。著録於《西湖書院重整書目》的《增韻》，即《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有宋刻元印的上圖藏本和經過元代修補版的台北故宫藏本兩槧。上圖本紙背爲元代湖州路户籍，最晚的年代到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臺北故宫藏本則有元代修補版，其中新見的刻工與《説文》《後漢書》元代第一次修補版的刻工一致。上圖本的公文紙透露出，西湖書院的第一次修補版，最早也當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公文紙報廢之後。同時，《説文》第一批修補版刻工，也見於大德四年（1300）《大德重校聖濟總録》、大德五年（1301）《儀禮集説》，由此可知，西湖書院在元代的第一次大規模修補版，並非《中國版刻圖録》所推測的宋元之際，而應該是在入元後的大德（1297-1307）前後。 《説文》元代第二次修補版中，新增的刻工有平山，在其他西湖書院刻本中，與倪平山並見，當爲同一人。倪平山（平山）亦見於至正五年（1345）刻《金史》、至正六年（1346）刻《宋史》、至正二十三年（1363）刻《鄂國金佗粹編》，以一个刻工三十年左右的工作年限推斷，元至大元年（1308）刊後至元三年（1337）左右余謙修《六書統溯源》中的刻工平山，參加的應該是修版而非原刻。也就是説，元代第二批修補版，並非尾崎康所推測的至大年間（1308-1311），而當是元代後期。另外，據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記載，至正十七年（1357）西湖書院書庫傾圮，“書板散失埋没，所得瓦礫中者往往刓毁蠹剥”，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361—1362），西湖書院有一次大規模的修補版。從《説文》晚修本的印面看，一些經過元代第一次修版的版葉，在晚修本中已有裂版甚至斷版，説明晚修本刷印時版片保存情况不佳，這與陳基所述的書版“刓毁蠹剥”情况一致。《説文》書版在元代西湖書院的第二次修版和補版工作，很有可能就是書庫傾圮書版蠹剥之後的元代末年。同時，與平山同見于《宋史》《金史》及《後漢書》第二期修補版的刻工王正、林茂實、施澤之、古賢等人，也可以爲今後判斷相關版本是否經過西湖書院兩次修補版提供參考。 釐清《説文解字》書版在元代的兩次修補版時間，也可以進一步深化我們對《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及《南雍志·經籍考》所載書版的具體印次的認識：西湖書院在元代的第一次大規模修補版在大德年間，則至治三年（1323）至泰定元年（1324）所編《西湖書院重整書目》中著録的《説文》，當即經過了一次修補版後的宋元遞修早修本《説文》的書版。而且，《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著録的其餘各書書版，實際上亦當爲經過元代前期修補版後的書版。入明以後，《説文》及其他西湖書院書版多移至南京國子監，嘉靖二十三年（1543）黄佐、梅鷟編《南雍志·經籍考》中所述的“《説文解字》十五卷，脱者五十五面，存者二百十四面，内半模糊”，則是經過了元代兩次修補版後的宋元遞修晚修本《説文》的書版。而且，《南雍志·經籍考》中著録的其他西湖書院舊藏書版，也當爲經過元代甚至明代修補版後的書版。 （3）宋元遞修本《説文》的校改情况 通過校勘可知，與早修本相較，晚修本經過了修版、補版後，形成了不少篆形、説解、反切異文。如篆形方面，晚修本“芼”誤從“中”，“稛”誤從“困”，“夕”誤作“月”。説解方面，晚修本“橦”改“帳極”爲“帳柱”，“或”改“从戈以守一”作“从戈又从一”，“媛”改“引也”爲“於也”等。反切方面，晚修本“大”改“他達”爲“他盖”，“摘”改“竹厄”爲“竹歷”，“轢”改“郎擊”爲“歷各”。從校改來源和校改情况看，早修本固然有個别形近而誤，但説解、反切多與《五音韻譜》宋本所引一致；而晚修本説解、反切，很少與《五音韻譜》宋本及他書所引的大徐本一致，篆形、説解誤字較多，反切多取《集韻》系的《禮部韻略》《增韻》等韻書，與大徐所據的孫愐反切並非一系，甚至亦有自《玉篇》反切而出，故舛誤不少，校改實爲粗疏。 關於西湖書院在元代末年的修版情况，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記載： 重刊經史子集欠闕，以版計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計者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繕補各書損裂漫滅，以板計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計者二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二。……書手刊工，以人計者九十有二。對讀校正，則餘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長沈裕、廣德路學正馬盛、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凌雲翰、布衣張庸、齋長宋良、陳景賢也。 儘管元末西湖書院的第二次修版耗工巨大，但從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異文來看，第二次修補版的校改中，説解的校訂較爲粗疏，反切的更改尤爲拙劣，整體的校改質量不高。 今存《説文》的一些典型的異文，以及段玉裁《説文訂》所言的周錫瓚本與王昶本的差異，除抄補、描潤外，大多是由於《説文》早修本與晚修本的版本差異所致。 三、汲古閣本《説文》的刊刻及其影響
 汲古閣試印本 初印甲本 初印乙本 剜改初修印本 剜改後印本 1. 汲古閣本《説文》的刊刻緣起及書版流傳 毛晉、毛扆父子的汲古閣，以藏書豐富聞名於世。在順治十六年（1659）毛晉去世前，曾將書籍及刊刻的書版分授其子毛褒、毛表、毛扆，而毛晉舊藏的宋本《説文解字》，歸毛扆之兄毛表所有。毛扆則藏有《説文解字繫傳》抄本及《集韻》《類篇》等其他小學書籍。 汲古閣本《説文》的刊刻，當經過了毛晉、毛扆父子的努力，但該本的真正印行流通，是在康熙年間，這與朱彝尊在江南勸刊小學書籍有關。朱彝尊《曝書亭集·汗簡跋》云： 予也僑吴五載，爲贊毛上舍扆刊《説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説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君子鏤板行之者。 朱彝尊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起，賃居蘇州白蓮涇慧慶寺，往來於江浙間，與毛扆、張士俊、曹寅等交善。張氏澤存堂本《玉篇》和《廣韻》刊成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曹氏楝亭五種本《集韻》《類篇》刻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而現存的最早的毛氏汲古閣試印本上，有毛扆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四年（1705）的手校題跋，知汲古閣本《説文解字》之印行，也在康熙四十三年前後。此後，毛扆曾多次校改汲古閣本，第五次修版，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的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 段玉裁《説文訂》指出，汲古閣本的書版，在毛晉和毛扆之後，先歸祁門馬氏（即馬曰璐、馬曰琯兄弟），至乾嘉之際，又歸錢聽默所有。今天，根據毛扆生平可知，毛扆題有“癸巳年修板第五次”的校樣底本，實爲康熙癸巳（1713），但在《説文訂》中，段氏將癸巳誤繫爲順治癸巳（1653），清人多襲段氏之誤。 2. 汲古閣本《説文》的五次剜版及其翻刻本 關於汲古閣本的刊刻底本，在汲古閣剜改本書末有毛扆跋文，言：“先君購得《説文》真本，係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開雕，未竟而先君謝世。”但汲古閣本的底本是否即毛扆所述的毛晉舊藏宋本《説文》？嘉慶二年（1797），段玉裁獲見趙均抄大字本《説文解字》，即言趙均抄本即“汲古閣所仿刻之本”。《説文訂》中也指出，汲古閣本經過毛扆五次剜改，前後有印次和文本的變化，在第五次剜改中又多取《繫傳》。此後，潘天禎、郭立暄等學者，也對汲古閣的版本有了進一步的探討。如潘天禎先生曾撰文闡明南圖藏的三帙汲古閣本的版本差異和版本價值。不過，在研究中，潘氏據毛扆康熙四十三年校樣，否定康熙五十二年的校樣（即淮南書局本刊刻底本）的真實性，這一做法是不可靠的。 就目驗所及，結合《説文訂》的校語，存世的汲古閣本，可以分爲五次剜改以前的試印本和初印本，以及五次剜改以後的剜改本。其中，初印本還可以細分爲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剜改本還可以細分爲剜改初修印本和剜改後印本。汲古閣本的印次差異及校改情况，事實上也反映出毛晉、毛扆父子在不同階段的校勘依據和校改來源。 汲古閣本試印本今藏南圖（GJ115366），這是目前已知的毛本《説文》中最早的一槧，也是反映毛扆康熙四十三年、四十四年（1704—1705）校改的校樣本。從校勘看，比較試印本與今藏大谷大學的趙均抄本《説文解字》殘卷，汲古閣本試印本呈現出以趙均抄本爲底色，又曾據宋小字本、小徐本等校改後的面貌——也就是説，汲古閣本的底本，並非毛扆晚年所説的徑據宋本刊刻，而是以趙均抄本或其録副本爲底本。由於毛晉舊藏的宋本《説文》後歸毛表，毛扆在康熙四十三年校勘時，也未能使用宋本《説文》。那麽，汲古閣本的寫樣和部分書版的刊刻，應該在毛晉生前已經完成。 汲古閣試印本上，又有毛扆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的朱筆、藍筆校改。其中，多爲據小篆校改楷書點畫，間有篆形、説解的校改。從毛扆的校語看，毛扆校改試印本時，手邊已無毛晉舊藏的小字本或其他大徐本系統的《説文》，故多取《繫傳》，並參考《玉篇》、《廣韻》、《五音韻譜》等書校改。 汲古閣初印本中，基本吸收了毛扆康熙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在汲古閣試印本上的校改意見。初印甲本和初印乙本的版刻文字基本相同，僅卷末初印甲本作“有明後學毛晉從宋本校勘”。初印乙本改作“後學毛晉從宋本校勘”。 康熙五十二年（1713），毛扆第五次剜改汲古閣本。據淮南書局摹刻本可知，毛扆第五次校改時，取的是印次爲初印甲本的某一個印本作校樣進行校改。相較於汲古閣初印本，汲古閣剜改本中，正文據小徐增補“壞、閑”等11個篆文，説解亦大量據小徐本校改。書末卷十五下葉十四後，增刻葉十五至葉二十，補入毛扆識語及附録。段玉裁《説文訂》論毛扆第五次剜改，“校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閒用他書”，並非虚言。 汲古閣剜改本，根據版心文字、卷首字數的差異，又可以區别爲剜改初修印本和毛剜改後印本兩個印次。初修印本卷十五版心有“汲古閣”字，剜改後印本則已經挖去。從這一線索看，剜改後印本的印行，可能已是毛扆身後書版轉至祁門馬氏時了。正如段玉裁《説文訂》所説，“今坊肆所行，即第五次校改本也”， 乾嘉時期的通行本是汲古閣剜改後印本。 在清代，汲古閣本有多個翻刻本，其中，自毛初印甲本翻刻而出的，爲光緒七年（1881）淮南書局本。自五次剜改後印本而出的，有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中舉出的翻刻甲本、翻刻乙本，及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椒華吟舫本。此外，筆者寓目的汲古閣翻刻本，還有清代後期的另外兩種：其一，同治十年（1871）自朱筠本翻刻的四川合州坊刻本，内封書“同治辛未年新鎸/許氏説文/較正無訛”，光緒二年（1876）姚覲元購得並修版，牌記改題“大興朱氏原本光緒二年川東官舍重修合州書賈景刻版”；其二，自翻刻甲本而出的再翻刻本，刊刻前代不詳。 在撰寫《説文訂》時，段氏固然無緣獲見更早的毛試印本，對趙均抄本的底本認識還有待深入，但結合現有的汲古閣本的版本情况看，段玉裁《説文訂》對汲古閣本的版本源流、校改依據的判斷，基本是準確和可信的，而段氏的校勘結論，也深遠地影響了乾嘉時期的《説文》學研究。 四、清代仿宋翻刻小字本《説文》 顧廣圻撰、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賦》云：“金壇段茂堂先生玉裁來寓吴中，遂有《汲古閣説文訂》之作，宋本之妙固已洗剔一新。”段玉裁嘉慶二年（1797）作《説文訂》的初衷，是爲了給學者提供基於汲古閣本的校勘成果。但《説文訂》中揭櫫的諸多異文，極大地唤起了清代學人對《説文》版本差異的關注，也激發了清人對段氏所述的“小字宋本”《説文》的興趣。嘉慶年間，藤花榭本《説文解字》和平津館本《説文解字》均依小字宋本開雕，回應了當時學界對宋本《説文》的迫切需求。  額勒布藏宋本《説文解字》 藤花榭本《説文解字》 平津館本《説文解字》 1. 藤花榭本《説文》 嘉慶十二年（1807）藤花榭本，是清代第一個依宋小字本行款翻刻的《説文》刊本。藤花榭本刊刻時，板框略大於宋本及依宋本大小翻刻的平津館本，小於汲古閣本，故《書目答問》稱爲“藤花榭額氏刻中字本”。 關於藤花榭本的底本，額勒布序云：“兹見新安鮑君惜分家藏宋板《説文解字》一書，悉心點檢，亥豕無訛，洵堪珍秘，緣重爲雕鐫，用廣流布。”但對藤花榭本的刊刻底本是否存世、性質爲何，學界長期以來没有定論。在排除了汲古閣本與宋本一致造成的干擾後，以宋本《説文》中由於修補版造成的版本異文、行款差異爲線索，並結合額勒布藏本上的描潤異文，可以明確，藤花榭本的主要底本，實即額勒布舊藏的宋早修本《説文解字》。但在具體刊刻中，藤花榭本既保留了底本的一些訛字，同時又據當時通行的汲古閣剜改本及段氏《説文訂》所言“宋本”（實即晚修本的王昶本異文）校改，因此形成了複雜的文字面貌。 從遞藏看，額勒布序所説的“鮑君惜分”，即鮑漱芳，字席芬，一字惜分，幼隨其父鮑志道在揚州業鹽。額勒布於嘉慶十年（1805）出任兩淮鹽政，或由此結識鮑漱芳。乾嘉之際，毛晉舊藏的宋本《説文》，大約先後經汪灝、鮑志道、鮑淑芳遞藏，但鮑氏並未鈐印。嘉慶十二年春，額勒布序藤花榭本，是年八月鮑漱芳卒，至遲不晚於十二月，此本已轉歸額勒布所有。 藤花榭本行款大體依照宋早修本《説文》，但由於文字上曾據毛本改竄，故嘉慶十四年，孫星衍撰《重刊説文解字序》，其云“近有刻小字宋本者，改大其字，又依毛本校定，無復舊觀”，説的便是藤花榭本。 2. 平津館本《説文》及其翻刻本 孫星衍刻平津館仿宋刊本《説文解字》是清代中期以來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大徐本《説文》版本，也是清代後期諸多翻刻本的祖本。 （1）平津館本 平津館本内封所題“嘉慶甲子歲仿宋刊本”，是爲嘉慶九年（1804），書前有孫星衍《重刊宋本説文序》，署嘉慶十四年（1809）。關於其底本，孫星衍並未明確交代，僅言“今刊宋本，依其舊式，即有譌字，不敢妄改”。前人研究中，或據藏印，或據校勘，對其底本有一些推測。今據孫星衍、顧廣圻等人的批校、書札，可以大致勾勒出平津館本的刊刻經過。嘉慶十年（1805），在山東平津館的孫星衍致書錢侗，提及“弟欲重刊宋本《説文》，爲之考證于後”。這封書信表明，在謀劃刊刻《説文》時，孫星衍即擬將《説文》刊刻分爲兩個部分：其一，擇善本重刊宋本《説文》；其二，廣搜材料撰寫《説文》考證校記。這兩部分的工作密切相關又各有側重，開始時間大抵相同。 就平津館本《説文》的底本選擇看，嘉慶十年，孫星衍曾請錢侗幫忙影寫王昶舊藏宋晚修本《説文》，至嘉慶十二年（1807）冬，在山東督糧道任上的孫星衍，自額勒布處借得宋早修本《説文》，便“以額鹽臺借寄小字本宋本《説文》校一過”。次年正月，錢侗攜影寫王昶本至山東德州交付，孫星衍得以同時獲見額本及影寫王昶本，“粗校一過，大略相同”，隨後，孫氏跋影寫王昶本，云“今擬重刊，以額本爲定”。不久之後，孫星衍將額本《説文》寄與時在蘇州的顧廣圻，並由顧廣圻在蘇州主持翻刻事宜。平津館本《説文解字》約在嘉慶十五年（1810）左右刊成。但由於嘉慶十二年（1807）藤花榭本已經刊成，且孫星衍曾爲額勒布的下屬，孫星衍不便明言平津館本的底本所出，在内封題寫了較藤花榭本更早的“嘉慶甲子”（1804）。與底本相較，平津館本《説文》基本按照額本的板式、刻工、宋諱進行翻刻，原有的譌字亦多保留，體現了校刊主持者顧廣圻“不校校之”的學術理念，也爲當時學界提供了宋本《説文》的忠實翻本，故《書目答問》有“孫本最善”之評論。 嘉慶十四年孫星衍《重刊序》中另外提及，孫星衍擬“以傳注所引文字異同，别爲條記，附書而行”，但這份校記卻未曾面世。根據現有的材料看，姚文田在嘉慶初年，曾據群書引《説文》編纂爲“群書引説文類”，至嘉慶十一年，嚴可均館於孫星衍山東平津館，以姚文田的輯佚材料爲藍本，補充《説文訂》的版本校語，重加案斷，形成初稿。嘉慶十二年，孫星衍曾以嚴可均校語過録於大字本《説文》，嘉慶十四年吸收嚴説入《重刊序》。嘉慶十五年孫本刊成後，顧廣圻曾應孫星衍之邀，在孫氏校本上覆核了嚴可均校語所引的《説文》、《繫傳》及字書、類書、他書引文，並在吸收孫星衍、鈕樹玉諸家説法的基礎上，另外録出《説文考異》五卷。但孫本校記的相關工作，約在嘉慶十九年終止，最終也未能刊出。今題顧廣圻撰的《説文考異》,實即平津館本《説文》原擬附刊的校記殘稿。在孫星衍去世後的嘉慶二十三年（1818），嚴可均以最終改定後的《説文校議》，刊於孫氏冶城山館。孫、顧校本《説文解字》上所録的嚴可均、顧廣圻校語，題“姚文田、嚴可均同撰，孫星衍商訂”的《説文校議》，以及顧廣圻去世後同人抄出的《説文辨疑》，集中體現了嚴可均、顧廣圻在編寫平津館本《説文》校記時的校勘理念和校勘結論。 在具體校勘中，嚴可均的校勘底本是毛氏汲古閣本，其校勘方法偏重群書引《説文》，其校勘理念則是“專正徐鉉之失”，即超越徐鉉，恢復許慎舊貌。而顧廣圻覆核嚴氏校記時的校勘底本，則是額勒布舊藏宋本《説文》，其校勘方法偏重對校，其校勘理念則是“不校校之”。事實上，嚴可均的版本校語，實多出段氏《説文訂》，並非親自校勘。但嚴可均在據他書引文校改《説文》時，又不能甄别諸書引文的複雜情况，故校勘結論時見粗疏。顧廣圻在覆核嚴可均校語時，立足於版本校勘、諸書體例，指出了嚴可均校記中的不足。只是顧氏的《説文》書稿僅成數卷，未能整理完畢。  平津館本 陶升甫本 蔣瑞堂本 丁艮善本 （2）平津館本的翻刻本 太平天國時，平津館本的原板燬於戰火，同治、光緒年間，有多個從孫本衍生出的翻刻本。 依標目卷末實際的刊刻者區分，清代後期，依照孫本行款的翻刻本，有同治十三年（1874）陶升甫刻本、光緒七年（1881）丁艮善刻本、光緒十二年（1886）蔣瑞堂刻本等版本。其中，前人爭議較大的是丁艮善刻本。丁本牌記題“據汲古閣舊藏本重校栞”，丁氏跋云：“原本即世傳毛氏所得北宋小字本也，其本今藏山東聊城楊氏海原閣。”但從額本不誤而孫本翻刻新增的譌誤看，丁艮善本多與孫本同誤，可知丁本並非直接據時藏海源閣的毛晉舊藏宋本翻刻，而是以平津館本爲主底本，參考過汲古閣本及桂馥、王筠、許瀚等人的校勘意見後刊行，事實上亦是自孫本而出的翻刻本。 清代後期，以孫本爲底本改變行款的翻刻本，有陳昌治本、小學匯函本等。其中，同治十二年（1873）陳昌治本流通較廣，也是今天最爲通行的《説文》版本。陳昌治本一行一篆，新附字降一格，板式舒朗，眉目清晰，《書目答問》有“陳本最便”的評價。 五、《説文》版本背後的《説文》學史 1. 《説文》的版本源流 自北宋雍熙三年（986）徐鉉校定《説文》並下國子監刊版後，《説文》從抄本紛繁到歸於定本。今存的宋本《説文》，開雕於南宋孝宗年間，至寧宗年間有修版，在元代西湖書院，經過了大德年間和元代末年的兩次修補版。清代以來，藤花榭本、平津館本均以額勒布舊藏的宋早修本爲底本翻刻。葉萬抄本自錢曾舊藏的宋晚修本而出，錢侗抄本及《續古逸叢書》和《四部叢刊》，則自王昶舊藏的宋晚修本而出。 至於趙均抄本《説文解字》，儘管清人多推測該本自“宋大字本”而出，但考察趙宧光、趙均的藏書情况，結合《説文》和《五音韻譜》的版本源流可知，所謂的“宋大字本”並不存在——趙均抄本的“出現”，並非有宋本作爲底本。趙均抄本的篆形和説解，以明代嘉靖以後刊刻的《五音韻譜》爲底本，篆次參考了趙均之父趙宧光舊藏的宋晚修本《説文解字》，並改用半葉七行的行款抄成。趙均抄本或其録副本，事實上也是汲古閣本的主要底本。 汲古閣本試印本的版刻面貌，反映出汲古閣本刊刻時，毛晉以趙抄本爲主底本，並據毛晉舊藏宋早修本、毛氏舊藏《繫傳》抄本校改的痕跡；汲古閣本從試印本到初印本、剜改初修印本的變化，發生在康熙四十三年至康熙五十二年。此時毛扆的主要依據，是《繫傳》抄本。毛剜改後印本中，挖去了卷十五版心的“汲古閣”字，這一改動，當在毛扆去世之後。在清代的汲古閣翻刻本中，除淮南書局本自毛初印甲本而出外，朱筠椒華吟舫本及其它一些清代翻刻本多自毛剜改後印本而出。 在文後所附的大徐本《説文解字》版本源流圖中，圖上直線的是翻刻或修版的關係，圖上有虚線的是有吸收、校改的關係。 2. 《説文》版本與《説文》學史 梳理《説文》的版本源流，我們會發現，在清代的《説文》的版本流傳，與《説文》學史有著特别緊密的聯繫。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説文》學史上，重要的《説文》刻本，也往往與小學家、藏書家、校勘家的相互交流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並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源流。如康熙末年，朱彝尊勸刊小學書籍，毛氏汲古閣本《説文》最終印行。乾嘉之際，段玉裁與錢聽默、周錫瓚、袁廷檮、顧之逵等人的書籍交流，推動了《説文》的版本校勘，也間接促成了藤花榭本、平津館本等新刊本的問世。與此同時，每一個《説文》刻本的刊刻，既以同時代的《説文》研究爲基礎，也受制於刊刻主持者所能獲見的版本和校勘理念。毛扆並不瞭解大徐本與小徐本的源流差異，屢取《繫傳》校改《説文》，故段玉裁有“識見駑下”之譏。藤花榭本、平津館本均以額勒布藏本爲底本，但藤花榭本據毛剜改本、《説文訂》所言“宋本”校改，形成了更爲複雜的文字面貌，而平津館本則較爲忠實地保留了底本面貌，成爲清代諸多《説文》刻本中最爲精審、影響最大的一帙。 相較於《説文》的寫本、抄本來説，刻本的流通更廣，也决定了不同時代學者所能閲讀到的主要的《説文》版本。通行的刻本，是一個時代中最易獲見的版本，而各個刻本的局限，也會影響一代學人。如顧炎武《日知録》對《説文》的誤會，即源於當時通行的明刻《五音韻譜》。至康熙年間，“始一終亥”的汲古閣本印行，毛本固然優於“始東終甲”的《五音韻譜》，然而，在毛扆校改汲古閣本時，曾據小徐本校改説解，還有一些並無版本依據的理校校改。在康熙、雍正以迄乾隆年間，汲古閣剜改本是通行的唯一刻本。除了個别能獲見宋本《説文》的學者之外，大部分學者在研究時僅能使用汲古閣本。即便是曾經獲見過宋本《説文》的桂馥、段玉裁，他們的《説文解字義證》和《説文解字注》中的異文，透露出他們所依據的《説文》，仍是以汲古閣剜改本爲主。道光八年（1828），王筠《覆翟文泉先生書》，提及《説文》版本，云： 念前奉賜書，欲以《説文》提綱，又謂所蓄之《説文》未廣，筠輒欲以此獻替，惟先生俯采焉。案今之《説文》，惟大小徐兩本。余所見大徐書，汲古閣初印及五次剜補（今所行者皆此本）。藤花榭、平津館，皆仿宋也。……綜而論之，汲古初印與藤花、平津多合，然剜補亦多佳處，不得如段茂堂之一概抹殺。藤花楷體得正而多訛文，平津注文不訛而多俗體，其篆文之改定者，輒誤不可從。……朱竹君先生翻刻汲古五次剜補本，而自云宋本，詒誤後生，不必置論也。 這封書札表明，道光初年《説文》研究者所能利用的《説文》版本，比清初乃至乾嘉學者要豐富得多，而他們對《説文》版本系統的基本認識，也比之前的學者更爲深入。 清代的每一位《説文》研究者的研究，既以各自的研究理念、同時代的《説文》學研究基礎爲背景，也受制於其所能獲見的版本。如乾隆時期在京師的朱筠、翁方綱、桂馥等學人，未能深入認識《説文》的版本源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們利用善本進行《説文》校勘。朱筠乾隆三十八年（1773）據汲古閣剜改本翻雕椒華吟舫本，誤信毛本内封“北宋本校刊”説，於每卷前題“大興朱筠依宋本重付開雕”；翁方綱跋毛晉舊藏宋早修本，認爲該本“板本極爲麄疎，訛誤之多，指不勝屈”；桂馥在《與龔禮部麗正書》中，言“馥所見《説文》，不過元明間刻本”，將他曾經獲睹的兩個宋元遞修監本《説文》，誤判爲元明間刻本。而乾嘉之際的江南，段玉裁、黄丕烈、袁廷檮、顧廣圻等人，則充分注意到《説文》版本的複雜性。到了王筠《説文句讀》中，則如是評價藤花榭本、平津館本： 所據之《説文》本，大徐則毛氏本（異於見行本，似是刓改一二次者），鮑氏本（誤字多，然無妄改），孫氏本（誤字少，然《序》言顧千里改其篆文，則不可據）。 王筠對平津館本篆形的不信任背後，實際上和王筠對祁寯藻《繫傳》的底本（亦即顧廣圻抄本）的認識有很大的關係——王筠在北京所能獲見的《繫傳》是汪啓淑刻本、朱筠藏抄本，皆爲缺本系統。因此，王筠反而懷疑足本系統的顧廣圻《繫傳》抄本不可信，並武斷地認爲由顧廣圻書寫篆文的孫星衍刻平津館本《説文》的篆形不可信。在這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背後的版本觀念，也頗值得玩味。 3. 《説文》校勘理念的碰撞 清代的《説文》校勘著作，有朱文藻《説文繫傳考異》、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錢坫《説文斠詮》、嚴可均《説文校議》、鈕樹玉《説文解字校録》、王筠《説文繫傳校録》等，而清代學者的《説文》批校，就更加豐富。細繹諸家校語可知，清人校勘中，既有親自校勘，也有輾轉引録——特别是段玉裁《説文訂》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由於段玉裁之後的大部分《説文》研究者，並没有機會像段氏那樣同時獲見多個《説文》善本，故在《説文》研究中參考段氏《説文訂》的校勘結論時，也往往也會産生一些輾轉因襲的誤説。比如，《説文訂》的宋本，似以王昶本爲主底本，失校周錫瓚本較多；《説文訂》中，“唬、麔”等例下，也並未區别王昶本上的異文是來自描改還是版刻異文；《説文訂》中，“叒、淲、浪”等條下，也有將宋本或他本文字，誤植爲“初印本”之文字，造成校語與實際面貌不合。清代學人中，桂馥、錢坫、嚴可均、陳鱣等人，均曾參考過《説文訂》。桂馥《説文解字義證》中，“小字本”和“宋本”並見，其中“小字本”來自桂馥經眼的宋小字本，而桂馥的“宋本”則實際來自段玉裁《説文訂》。其實，桂馥看到的“小字本”和段氏所見的“宋本”，從版本性質上都包含了宋早修本、宋晚修本，但因爲桂馥誤以爲他所見到的“小字本”爲元明坊本，造成了《義證》中實爲同一系統的“小字本”與“宋本”重出。錢坫《説文斠詮》的《凡例》首條中，有“一斠毛斧扆刊本之誤”，實則毛扆字斧季，“毛斧扆”之説有誤，在臺圖藏顧廣圻、鈕樹玉批校本《説文解字斠詮》（00943）上，顧廣圻直云“開口便錯”，“此條皆直勦段大令《説文訂》”。至於嚴可均《説文校議》，其版本校勘亦多承襲《説文訂》之誤,在他書校勘中，又混入了一些實際未引《説文》的材料，在使用時仍需核對原書。 同時，清人的《説文》研究中，不同校勘理念的碰撞，也激蕩出不同的火花——對校的典型，有孫星衍“今刊宋本，依其舊式，即有譌字，不敢妄改”，也有顧廣圻“許氏自有義例，具在本書。後來治此者馳騖於外，遽相矜炫，非徒使叔重之指轉多沉晦，且致他書亦苦牽合附會”。他校的典型，有毛扆校跋汲古閣第五次校樣，云“遍檢小學諸書以証之”，也有嚴可均取他書引文以改《説文》。至於理校，則是《説文》校勘的另一取徑：如果説段玉裁《説文訂》是其對校成果的體現，嘉慶二十年（1815）刊成的《説文解字注》，則“以經注許，以鄭注許，而尤要在以許注許”，兼有本校、對校、他校和理校。今天看來，段注的大膽理校中，既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神來之筆”，又有極爲迂曲不甚靠譜的“異想天開”，段注中的種種得失，都和他的校勘理念以及《説文》學研究有著密切的關聯。 六、結語 《説文》的版本非常複雜，從宋代徐鉉校定《説文》以來，《説文》不同版本的修版、補版與翻刻，影響著不同時代的學者所能見到的主要版本。近年來，我主要致力於梳理《説文》刊本的版本源流，鈎稽清代重要《説文》藏本的流傳蹤跡。在這個學習、摸索的過程中，我有機會經眼了毛扆、翁方綱、桂馥、盧文弨、陳鱣、段玉裁、孫星衍、顧廣圻、嚴可均、鈕樹玉等一大批學者的批校，感受過清代頂尖的《説文》研究者之間的碰撞與衝突。同時，我也深深地感謝周祖謨、趙萬里、潘天禎、陳鴻森、王貴元、李更、張麗娟、郭立暄、阿部隆一、尾崎康、喬秀岩、白石將人等學者在《説文》學、版本學、校勘學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以一個個精彩而又扎實的個案，給了我很多啓發。當然，我也要感謝我的老師王寧先生主持的“數字化説文解字”平臺，爲我的《説文》版本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我的博士後出站報告《傳抄、借閲與刊刻：清代〈説文解字〉的流傳與刊刻考》就是圍繞《説文》在清代的流傳與刊刻展開的。在我已發表或將發表的論文中，陸續就《説文》宋本、毛氏汲古閣本、額勒布藤花榭本、孫星衍平津館本以及《繫傳》汪啓淑本、祁寯藻本等《説文》版本的源流和刊刻情况作了探討。同時，在釐清了相關版本後，我也寫過一篇文章，追蹤段玉裁《説文訂》利用過的校本的具體情况（有些校本今已不存），並思考段玉裁的結論，是怎樣影響了清代乾嘉時期的《説文》研究的。另外，在討論相關藏本的遞藏線索時，我嘗試去梳理其中的學術史脈絡——《説文》舊本在京師和江南的流傳背後，其實也反映出翁方綱、桂馥、丁杰、王念孫、朱文藻、陳鱣、錢大昕、段玉裁、鈕樹玉、顧廣圻等不同學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希望這些研究，能够豐富和推進《説文》學、版本學的研究。最近，我也在整理顧廣圻《説文考異》，以作爲影印平津館本《説文解字》的附録。以上是我今天演講的内容，敬請諸位老師批評指正。謝謝！  大徐本《説文解字》版本源流圖 主持人：非常感謝董老師精彩的講座，濃縮了她關於大徐本《説文》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從最早的宋刻小字本一直梳理到清代的刻本、刻本的不同印本，包括清代學者所見的版本，牽涉到《説文》學術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都講得清楚透徹，使我收穫很大。 董老師的研究其實可以從多個角度去理解，包括小學研究的角度、校勘學的角度、《説文》學史的角度、清代學術史的角度，也包括版本學的角度。從版本學角度來説，有很多值得我借鑒之處。從版本學上來講，我覺得版本學的研究實際上還處於一個粗疏的階段，研究者實際上對版本學的瞭解和認識還不是特别深入，版本學研究者實際上對學術史和對書的内容似乎也不是特别關心。怎樣把這兩者結合，這是一個很大的學術突破點，也是可以去研究的學術增長點，我特别希望像董老師這樣的版本與學術互相結合的研究能够有更多人來做。所以我認爲董老師的研究非常有意義，把版本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到專書研究的領域中去，結合學術史來研究版本。 從這個例子來看，過去可能我們没有這樣的條件，看版本不是很方便，研究專書内容的學者可能不會過多關注版本。我記得我寫博士論文之前，我曾經問過李暢然老師有没有人寫過關於《孟子》的版本學方面的論文，李老師説好像没有人專門寫過《孟子》版本的論文。我當時有點驚訝，後來也不驚訝了，實際上不只是《孟子》，十三經以及其它重要書籍的版本，除了王鍔老師有關於《禮記》版本的論文之外，也没有什麽專篇的論文去研究，因而這方面的研究是一個很大的空缺。到目前爲止，經學方面的版本學論文多一點了，其它方面的則是一些零星的論文。這些經典書籍，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刻本比較多的書籍，它們的版本比較複雜，大家不太敢碰這些東西，實際上這些研究非常有意義有價值，亟待研究。 《説文》的版本問題是一個硬骨頭，挺不容易研究。董老師到各地去看了好多書和版本，這是必須要去的，雖然現在從網上搜集資料已經很方便了，但是還是要去看實物，做一些具體的調查工作。從版本學的發展上來講，個案研究是基礎。雖然理論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每一個個案的細緻的研究纔是我們學術發展的最基礎最扎實的内容。如果有了對這些重要書籍（比如《説文》）的版本的比較細緻的梳理，那麽我們對版本學的認識會有比較大的提高。如果同學們對版本學感興趣的話，可以借鑒這種研究方式。 以上是我的感想，下面請大家提問。 王豐先老師：聽了董老師的講座我很受啓發。這幾年我也在做經籍的校勘，當我校勘《周易集解》時，也發現了汲古閣本的問題，前後有四次剜改，第四次剜改改變了卷數，由十卷變爲十七卷。今天聽了董老師的講座，使我頓時意識到汲古閣本並不是以前認識的那樣，而是處於一個變動過程之中，版本在不斷改進。那麽汲古閣本《説文》最初依據的底本是什麽，底本有没有改變？ 主講人：從汲古閣本試印本的一些特殊行款、特殊文字看，汲古閣本的底本，是趙均抄本或者與趙均抄本同祖本的本子。但在今存最早的汲古閣試印本中，又有一些不同趙均抄本的文字，從校改來源看，其中有一些只可能來自宋小字本，而不來自《五音韻譜》或其它本子；還有一些來自《繫傳》等書。也就是説，汲古閣本可能在毛晉身前就已完成寫樣，並根據毛晉當時藏的宋小字本做過校改，也許也刊刻了一部分——到了毛扆時，纔正式校改後印行。 但是，關於趙均抄本的來源，這是我準備寫的一篇論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當然，要寫趙均抄本的話，我就要先解决另外一個問題，即明代《五音韻譜》的版本源流，然後纔能研究《五音韻譜》與趙均抄本之間的異文關係——趙均抄本從哪一個刻本的《五音韻譜》而出。明刻本《五音韻譜》的翻刻比較多，有六七個翻刻本，各本的異文又從哪裏來，都需要解决。但毫無疑問的是，趙均抄本所依據的《五音韻譜》，版本比較晚，不會早於嘉靖年間。 另外，趙宧光、趙均藏有大量小學書籍，這也是思考這一問題的線索——我曾查閲過他們舊藏的小學書籍，比如國圖藏有趙宧光的《繫傳》，北大藏有趙宧光的《説文》、《篆韻譜》，南圖、上圖、靜嘉堂，也藏有他們所藏的小學書籍。民國年間的一個書志記載過，趙宧光有批校的《五音韻譜》，今天下落不清楚。所以要梳理趙均抄本的源流，也要充分考慮到趙宧光、趙均所藏的小學書籍的情况。 王豐先老師：我校勘《周易集解》時發現，汲古閣刊刻《周易集解》時，起初是用胡震亨的《秘册匯函》本作底本進行剜改，但是最後又换成嘉靖三十六年的朱睦㮮的聚樂堂本爲底本，汲古閣本《周易集解》自稱“宋本”，但是卻未用宋本來校勘，這是爲什麽？ 主講人：關於這個問題，郭立暄老師提醒過我，汲古閣本的“宋本校刊”該怎樣理解。可能汲古閣依據宋本進行過校改，但並不一定就是以宋本爲底本。因爲毛氏汲古閣的藏書也非常多，他們可能同時藏有三四個甚至更多個宋本，但是刊刻寫樣時用哪個本子作爲底本，取决於他當時有没有收藏，以及用哪個本子寫樣更方便，在刊刻底本、校勘書籍時，這些因素可能都有影響。郭立暄老師接觸的汲古閣刻本也有這個問題，他説，一方面要意識到毛晉毛扆藏書特别多，另一方面要意識到，毛氏刊刻的底本，未必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毛氏所藏的宋本。 王豐先老師：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毛氏藏有宋本《周易集解》，但是刊刻時没有使用它。到乾隆時刊刻雅雨堂本，惠棟説他用宋本校過，但事實是惠棟没有見過宋本，而是用一個過録本來校，遂有雅雨堂本，後來清人的《周易集解》都是雅雨堂本的衍生本。《説文》的宋本較多，版本比較複雜，而《周易集解》的版本系統只有兩個，比較清楚。我非常佩服你到全國各地甚至到日本去調查版本，我以往更爲關注的是校勘，對實地的版本調查關注較少，聽了您的講座使我認識到應該更多地從版本角度去考察校勘問題。 主講人：我最初研究的起點是《汲古閣説文訂》，我想確定段氏的校勘來源：《説文訂》所用的校本有一些不傳了，怎樣去覆核他的校勘結論？後來我就通過各自的版本梳理，找到與段氏所用印次一致或者相近的印本，去覆核段氏的結論。當然，最後我也發現，段氏的有一些異文，跟我看到的本子都不一樣，那就是誤校。我推測，這些誤校，有的是從過録産生的——段氏還校過的其他書，比如《集韻》《經典釋文》，也不全是親自校，有的是委託臧庸校（還被顧廣圻諷刺）。《説文訂》的校勘，據袁廷檮跋，是袁氏先“録於簡端”，那麽從袁廷檮到段玉裁，中間可能也有一些過録，並會造成一些校語的誤植和誤會。而且，清人所説的“宋本”未必真的是宋本，有的時候以宋本校勘也可以稱爲“宋本”，甚至以明刻本爲底本而以宋本校之，然後謄出來的本子也稱爲“宋本”，今天我們要充分意識到清人所説的“宋本”未必真的是宋本。包括段玉裁所説的“宋大字本”（趙抄本）也給人帶來很多困擾，我正在寫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認爲此“宋大字本”並非宋本。包括《十三經注疏》校勘局所説的“宋本”，其實是利用的惠棟校本之類的校本，惠棟校本寫的是“宋本”，那麽校勘局就把過録的校語性質的“宋本”吸納入他們的本子，從而造成一些很複雜的問題。 王豐先老師：我比較關心你下一步是不是要做一個《説文》的點校本（相當於定本）？ 主講人：我一直想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做《説文》的彙校，將各個版本系統的異文吸收進來，現在已經有了十幾萬字的校記。但是，這個校記距離出版還有很大的距離，有許多方面要斟酌——作校勘的時候基本是零零散散的，但整理起來，有不同的版本異文，那非版刻異文該如何處理；另外，參校的版本中，小徐本要不要考慮進來（因爲小徐本和大徐本不是同一個系統），群書所引《説文》該怎樣處理，都需要思考。可能我不一定能作定本，我希望的是，像周祖謨先生做《廣韻校本》、趙振鐸先生做《集韻校本》那樣，以一個通行本爲基礎，彙校各個版本的異文，提供給學界。 李暢然老師：我想向您提幾個小問題。一是汲古閣本的第二三四次校樣還有遺跡嗎？ 主講人：目前我能看到的五次剜改之前的印本，已經有三個印次了。同時需要説的是，南圖所藏汲古閣試印本，是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本，但是這個本子上，已經有一些歪斜、纖細等修版痕跡，因此，汲古閣可能有更早的印本，但這還需要實物版本來證明。在五次剜改以後，目前我還在上圖，在國圖，都看到過幾個反映從初印本到剜改本過渡狀態的中間印本（只校改了若干卷，其他卷還未校改），在五次剜改以後，也有初修印本和後印本的版本區别。釐清汲古閣本的印次和異文，能够反過來幫助我們判斷一些《説文》宋本上抄補葉的抄補時間、抄補來源。比如我之所以推斷葉啓勛、葉啓發舊藏本所鈐的毛扆印是僞的，就是因爲那幾葉抄補，是根據五次剜改後印本而出，那不太可能是毛扆生前能看到的。 主持人：有個問題你剛纔没有仔細講，就是關於宋刻小字本最開始刊刻的時間，你有什麽依據，比如刻工方面的依據。 主講人：没有刻工的依據，我定爲孝宗時期是因爲此本卷首和有些版葉有“慎”字的避諱，如把“許慎”改成“許氏”或寫成缺筆。由於初刻的刻工基本上都是漫漶的，我只能大致推測初刻是在孝宗年間。大部分刻工並不集中在孝宗年間，只有阮于一人是較早一批的刻工，其他的都是光宗和寧宗年間的刻工。 主持人：我懷疑它會更早一些，與最早一批的南宋監本同時，從避諱字上來看，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主講人：對，我説是不晚於孝宗年間，也就有更早的可能，因爲那個年代正好大批量翻刻北宋監本。但是到底最早是哪個年代，由於没有刻工作爲最關鍵的依據，所以還無法判斷。關於《説文》從北宋監本與南宋翻刻的關係，現在没有找到史書記載，但根據宋本《説文》書後牒文來看，我們可以放在南宋翻刻北宋監本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去推斷其年代。 （感謝劉斌博士錄音整理） 文章來源：《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十二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转自“章黄国学”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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