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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發表於《歷史文獻研究》第46輯（廣陵書社，2021年）。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爲準。感謝董婧宸老師授權發佈！ 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版本補考*董婧宸 [摘 要]從字頭、説解和反切來看，宋元詳本系統《廣韻》中，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北宋浙刻《廣韻》與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同出一源。南宋建刻的黄三八郎本、劉仕隆本《鉅宋重修廣韻》及元代建刻《大宋重修廣韻》則另爲一系。存世的南宋浙刻國子監本《廣韻》，有高宗刻本和寧宗刻本兩版。高宗監本《廣韻》，祖出俄藏北宋本《廣韻》，改爲半葉十行，南渡之初，校勘未善。寧宗監本《廣韻》，依高宗本重刻並校改誤字，書版入元後在西湖書院，入明後版移南京國子監，有初刻、重修和遞修的印次差異，重修本經過元代一次補版，遞修本經過元明兩次（或以上）修補版。自高宗監本而出者，又有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自寧宗監本而出者，有清康熙間張士俊澤存堂本、光緒間黎庶昌古逸叢書本。澤存堂本的底本，主要爲毛扆舊藏的寧宗初刻本，今下落不知；入聲部分據潘耒抄本，潘抄本所依據的徐元文本，亦爲南宋監本。張本刊刻時，據《説文》《玉篇》《類篇》《集韻》等字書韻書校改，並參校了别本《廣韻》。張氏參校的《廣韻》，或即曹寅楝亭本《廣韻》之底本，該本當爲元大宋本、元注略多本《廣韻》的拼本。黎本校改則多出澤存堂本。 [關鍵詞]《大宋重修廣韻》 《廣韻》 國子監本 版本 《廣韻》是宋代官修韻書中流通最廣、影響最大的一部。據《廣韻》書前牒文及《玉海·藝文》“景德校定切韻、祥符重修廣韻”“景祐集韻”等條記載，宋真宗時，陳彭年、丘雍等人以陸法言《切韻》爲基礎，於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完成校定《切韻》工作，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六月，改名“大宋重修廣韻”，並下國子監刊刻。 千載之後，《廣韻》的北宋真宗國子監本已無傳本。存世的宋元刻本《廣韻》，根據注釋的詳略，可以分爲詳本和略本兩大系統。[1]在詳本系統中，南宋浙刻國子監本《廣韻》是其中重要的一支，與黄三八郎本、劉仕隆本《廣韻》卷首題“鉅宋重修廣韻”、卷端卷末題“鉅宋廣韻”不同，南宋浙刻監本《廣韻》卷首題“大宋重修廣韻”，有景德四年和大中祥符元年牒文，卷端卷末題“廣韻”。學界曾根據刻工、版片、避諱、韻次、異文等情况，明確浙刻監本《廣韻》有高宗刻本和寧宗刻本兩種，並指出寧宗本有修補版的情况。[2]但圍繞着南宋浙刻監本的版本源流、印本印次及相關翻刻本的具體底本，目前仍存在着一些分歧乃至誤解。在《廣韻》版本系統中，南宋浙刻監本與俄藏北宋本、南宋浙刻巾箱本及《鉅宋重修廣韻》、元刻《大宋重修廣韻》之間的版本關係各是如何？張士俊澤存堂本、黎庶昌古逸叢書本的刊刻底本和校改來源又各自是怎樣的情况？筆者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全面考察今存的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的版本印次、遞藏源流和版本異文，比勘相關宋元詳本系統《廣韻》異文，參校元明略本系統《廣韻》，試就上述問題略作補考，以期就正於方家。 一、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的版本印次及著録遞藏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版框約高21.3厘米，寬14.9厘米，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小字雙行，行二十六至二十七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卷首有景德四年牒文、大中祥符元年牒文，及陸法言、長孫訥言、郭知玄、孫愐序。根據版葉和刻工來看，今存的南宋浙刻監本《廣韻》，共有南宋高宗刻本二帙、南宋寧宗刻本七帙存世，其中寧宗本有原刻、重修和遞修的印次差異。高宗刻本和寧宗刻本《廣韻》的行款一致，宋刻版葉避諱缺筆均僅至高宗“構”字。但高宗本和寧宗本間，没有相同版葉，也没有同版刻工，實爲底本和翻刻本的關係。寧宗本依高宗本刊刻時，承襲底本之行款和避諱，故未避孝宗、光宗、寧宗之諱。各本的遞藏、題跋及刊刻情况如下： （一）高宗監本《大宋重修廣韻》南宋高宗監本《廣韻》今存日本静嘉堂文庫藏本及中國國家圖書館殘本兩帙。 1.日本静嘉堂文庫藏本。五卷全，鈐“黄叔子”“丁彦俊”“脇坂氏淡路守”“松方文庫”“島田翰讀書記”等印，黄省曾、丁彦俊、脇坂安元、松方巖、竹添光鴻、島田翰等遞藏。[3] 2.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善11277）。 存三卷，包括卷一、卷二、卷四，鈐“毛晋之印”“海虞毛表奏叔圖書記”“季振宜印”“季應召印”“陸費墀印”“傅增湘印”等印，毛晋、毛表、季振宜、季應召、陸費墀、傅增湘等遞藏，[4]書前有沈曾植題跋。 高宗刻本《廣韻》刻工有：包正、陳諒、陳明、陳明仲（明仲）、陳仲、陳錫（錫）、陳詢（詢）、陳仲明、丁珪、顧忠（忠）、梁濟、毛諒、阮于、孫勉、王珎、吴亮、徐高、徐杲、徐茂、徐昇、徐顔、徐政、許明、姚臻、余永（永）、余竑、朱琰。這些刻工，亦見於紹興九年（1139）紹興府刻《毛詩正義》、紹興十六年（1146）兩浙東路茶鹽司本《事類賦注》等南宋初期浙刻本，結合避諱至“構”來看，此本當爲高宗時刻本。從刊刻背景來看，兩宋之際，北宋國子監的各書印版，悉爲金人擄去。南渡之後，據《玉海》卷四十三記載：“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諸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板。”“二十一年（1151）五月，詔令國子監訪尋五經三史舊監本刻板，上曰：'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亦不惜也。’繇是經籍復全。”[5]知高宗本《廣韻》，當爲南宋初年依北宋舊監本刊刻的《廣韻》監本。 （二）寧宗監本《大宋重修廣韻》南宋寧宗監本《廣韻》今存七帙。其中，包括未經過元代補版的宋刻本五帙，經過元代一次補版的内閣文庫本，及經過元明兩次補版的上圖藏翁同龢舊藏本。 1.上海圖書館藏本（線善754011-15）。五卷全，天頭和版心偶有墨筆校勘。鈐“黄絹幼婦”“讀杜草堂”“楊守敬印”“潘祖蔭藏書記”等印，寺田盛業、町田久成、楊守敬、潘祖蔭遞藏，書前有楊守敬題跋，是黎庶昌古逸叢書本的底本。 2.日本静嘉堂文庫藏本。五卷全，鈐“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等印，陸心源皕宋樓舊藏。 3.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WA35-3）。五卷全，其中，卷三葉十一、十二及卷五葉二、葉三裝反。書中各小韻的字頭旁，多用墨筆小字以片假名注出音讀。鈐“泉涌寺别院雲龍院常住”“故𪲢原芳埜納本”等印，泉涌寺别院雲龍院、 4.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本（515-105）。五卷，中脱3葉，包括卷五葉五一至五三，即《廣韻》書後“雙聲疊韻法”以下三葉。書中天頭偶有墨筆校勘，書中各小韻下的反切前後，有朱筆小點標識。鈐“文種堂圖書記”“弘前醫官澁江氏藏書記”“森氏開萬册府之記”“高木壽穎藏書之記”等印，狩谷望之、澀江全善、森立之、高木壽穎遞藏，書後有森立之明治十三年（1880）跋、高木壽穎明治十五年（1882）跋。 5.日本龍谷大學藏本（021-39-5）。五卷，中脱4葉，包括卷三葉四、卷四葉二十一、四十四及卷五葉四，各葉以墨筆抄補，不依原書行款。各韻天頭有小朱印區别。鈐“寫字臺之藏書”，寫字臺文庫舊藏。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中，將龍谷大學藏本著録爲宋刻元修本，實則此本刷印稍晚，但並無元代補版。[6] 6.日本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本（别049-0004）。寧宗刻元重修本，五卷，中脱11葉，包括卷一葉一至葉七、葉十六，卷五末葉五一至五三。其中僅卷一葉十六有抄補，以墨筆依原書行款抄補。另外，卷一葉二十九、二十八葉錯裝於三十五葉之後，卷三第十三至十六葉裝反。鈐“昌平坂學問所”“文化丁卯”“大學校圖書之印”“淺草文庫”“内閣文庫”等印。 7.上海圖書館藏翁同龢舊藏本（線善777258-62）。寧宗刻元明遞修本，今存四卷，缺卷三上聲，外脱4葉，包括卷一葉三十一、葉三十九、葉四十、卷四葉五。其中缺葉，均以墨筆抄補，卷三抄補的底本，爲經過一次修補（或以上）的寧宗本。此外，該本版葉漫漶、錯訛及墨釘處，或施粉塗墨校。[7]書後有同治十二年（1873）翁同龢跋：“此亭林、竹垞未見之本。癸酉九月廿又五日，從寶生尚書借觀，因題記。”龐鍾璐、翁同龢遞藏。 寧宗本《廣韻》共272葉，今據遞修本對應的裂版、修版來看，疑爲雙面開版。[8]寧宗刻本《廣韻》的原刻刻工有：曹榮、陳晃（晃）、陳壽、方堅、方至、高異、何澄、何昇、金滋、李倍、李倚、劉昭、陸選、秦暉、秦顯、沈思恭（思恭）、沈思忠、宋琚、王宝、王恭、王玩、魏奇、吴椿、吴益、吴志、顔彦、余敏、張榮、趙中、朱玩。這些刻工，又見於寧宗慶元六年（1200）兩浙東路茶鹽司本《春秋左傳正義》等南宋中期浙刻本。同時，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有宋刻元修本《大廣益會玉篇》（515-106），與寧宗本《廣韻》的版式行款基本一致。宋刻版葉中，避諱同至高宗“構”字，宋刻刻工中，《廣韻》《玉篇》共見刻工二十九人；《廣韻》有而《玉篇》未見的刻工，僅顔彦一人；《玉篇》有而《廣韻》未見的刻工，僅王汝明、徐佐、張謙、嚴智四人。版式行款、避諱及刻工情况表明，這兩本《廣韻》《玉篇》，當爲寧宗時期同時刊刻的國子監本。 元代之後，寧宗本《廣韻》的書版，又有兩次（或以上）補版。《廣韻》内閣文庫藏本爲寧宗刻元重修本，經過一次補版，計補刻版葉15葉，可辨的補版刻工，包括匋、山、实甫、勝之。其中，实甫、勝之亦爲寧宗監本《玉篇》的元代補版刻工，山即寧宗監本《玉篇》補版刻工中的友山。[9]友山是元至大年間（1308-1311）江浙行省刻《書學正韻》的原刻刻工，在《書學正韻》中，亦作友、山；在浙刻《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浙刊八行本《論語注疏經解》、舊題“眉山七史”之《宋書》《陳書》等書的元代西湖書院補版葉，友山與徐友山並見，實爲一人。徐友山（友山）又見於兩淮江東轉運司刊《後漢書》西湖書院元代第一次補版版葉。由此可知，《廣韻》書版在元代西湖書院的補版年代，當在元代大德（1297-1307）、至大（1308-1311）前後。[10] 《廣韻》上圖翁同龢舊藏本，爲寧宗刻元明遞修本，經過兩次（或兩次以上）修補版。除卷三情况不明外，其餘四卷新增的補刻版葉計11葉，可辨的補版刻工有应、禇、二、干、圭，均爲單名，與西湖書院元末刻工大多不合。從刻風來看，《廣韻》第二次修補版時，似已入明。據《南雍志》卷十八《經籍考》記載：“本監所藏諸梓，多自舊國子學而來也，明矣。自後四方多以書板送入，洪武永樂時兩經欽依修補，然板既叢亂，每爲刷印匠竊去，刻他書以取利，故旋補旋亡。”[11]則《廣韻》的第二次補版，或爲明代初年版移南京國子監後修補。[12] 綜上，寧宗本《廣韻》的書版，係南宋寧宗時國子監刻本，底本爲高宗監本，入元後版歸西湖書院，約在元代大德、至大年間經過一次修補版。入明以後，版移南京國子監，並續有修補。在相關書目中，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有“《廣韻》五卷”，並言：“《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爲名，然則即彭年所修也。”[13]陳振孫於理宗淳祐四年（1244）擔任國子司業，熟悉國子監書版，則《直齋書録解題》著録的卷首有景德、祥符敕牒的《廣韻》，當爲寧宗監本《廣韻》。[14]泰定元年（1324）《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著録有“玉篇廣韻”，指經過了元代一次補版後的寧宗監本《玉篇》《廣韻》書版。至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黄佐、梅鷟所編《南雍志·經籍考》中著録的“《廣韻》五卷，好板一百三十九面，壞板三十四面”，[15]其版葉數與寧宗本《廣韻》的版葉數稍有出入，而《廣韻》在元明以來又多見刊刻，暫時無法確定《南雍志》著録的《廣韻》書版，是否是經過元明遞修的《廣韻》寧宗刻本的書版。爲討論方便，謹將高宗本、寧宗本及張士俊澤存堂本、黎庶昌古逸叢書本中，涉及兩次補版的刻工情况，列表如下：[16] 表一：寧宗本《廣韻》兩次補版刻工 二、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的版本異文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中，由於翻刻、修補等情况，形成了字頭、説解、反切的版本異文。以下，先討論高宗監本《廣韻》與寧宗監本《廣韻》的版本異文，再分析寧宗本《廣韻》原刻和兩次修補版的版本異文。 （一）高宗本和寧宗本《廣韻》的版本異文比較高宗本和寧宗本《廣韻》的文字可知，高宗本和寧宗本有收字、字頭、説解、反切的差異。從文字異同來看，高宗本刻於南宋初年，刊刻時或因底本有訛，或因校勘不精，尚存在一些脱漏和訛誤。寧宗本在依高宗本刊刻時，曾經參考過其他版本進行校改，訂正了不少高宗本訛誤，但翻刻時也新增了一些訛誤。 圖一：《廣韻》去聲諫韻 俄藏北宋本 高宗本 寧宗本 在收字方面，高宗本和寧宗本去聲葉三四諫韻自“輚”小韻起，有較大的差異。以下，以小韻和收字爲單位，比較二本及俄藏北宋本、浙刻巾箱本、建刻鉅宋本、元刻大宋本在收字、字序、小韻字數方面的異同： 表二：去聲諫韻小韻及收字異同 俄藏北宋本及元大宋本諫韻的收字數和字序不誤。如圖一所示，高宗本自“輚”（士諫切）小韻之“虥”起，脱去了“虥、 高宗本和寧宗本在字頭、反切和説解的典型異文，如下表所示： 表三：高宗本與寧宗本異文 字頭差異，見“便”“䟒”等字下，其中，仙韻“房連切”小韻首字：“便，辯也，僻也，安也，又姓，漢有少府便樂成。房連切，又去聲。九。”高宗本誤作“偏，不正，僻也，安也，又姓，漢有少府便樂成。房連切，又去聲。九。”與上文“芳連切”小韻下的“偏，不正”重出。寧宗本校改作“便，辨也”。從今存的五帙寧宗原刻版葉來看，“便”字纖細，似爲刻版後修版。“䟒”，高宗本字頭作“ （二）寧宗本《廣韻》原刻和修補版異文就文字校勘質量而言，寧宗本《廣韻》較高宗本爲好，至元明兩次修補版時，則文字校改粗疏，新增墨釘亦多。 1.寧宗本第一次補版異文比較原刻和補版可知，《廣韻》寧宗本在元代的第一次補版，主要是補刻版葉，未對其餘版葉修版。寧宗本原刻和第一次補版的版本異文實夥，每葉以四例爲限，試舉例如下： 表四：寧宗本第一次補版異文
比較可知，在元代第一次補版中，僅“岨、嬽、悲、彬、亯、 2.寧宗本第二次修補版異文從今存的翁同龢舊藏本殘卷來看，《廣韻》寧宗本的第二次修補版，其中補刻的版葉，均爲寧宗本原刻版葉，没有再次補刻第一次補版葉的情况；另外，卷四葉三十、三一，有局部修版。寧宗本原刻和第二次修補版的異文，舉例如下： 表五：寧宗本第二次修補版異文
在第二次修補版中，卷二葉三、卷二葉十二、卷四葉三十等多葉，有新增的修補版墨釘。由於上圖藏翁同龢舊藏本上，有一些墨釘和誤字用粉塗改去，故尚有部分異文，未知版刻原爲何字。比較可知，寧宗本第二次修補版的文字，校勘極疏。反切中，“儒、僄、胞、𢫨”下皆爲形近之訛。説解中，除大量形近之誤外，卷一葉三一的補版，自“
三、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的版本源流在宋元詳本《廣韻》中，南宋浙刻監本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以下，試結合版本考察、異文校勘，討論南宋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和其他宋元詳本《廣韻》之間的關係。 （一）南宋監本以外的其他宋元詳本《廣韻》除南宋監本《大宋重修廣韻》外，今存的宋元時期詳本系統的《廣韻》刊本，尚有真福寺藏北宋本《廣韻》、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北宋浙刻《廣韻》、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南宋建刻的黄三八郎本《鉅宋重修廣韻》、劉仕隆本《鉅宋重修廣韻》及元代建刻《大宋重修廣韻》。其中，筆者未能獲見真福寺本及劉仕隆本全帙[20]，其他各本情况如下： 1.俄藏北宋浙刻本《廣韻》
俄罗斯科学院藏北宋本《廣韻》去聲 黑水城出土的北宋刻本《廣韻》殘卷，今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TK.7），存下平聲、上聲、去聲共68個半葉，版框高23厘米，寬15.5厘米，半葉十四行，行大字約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三十五至三十七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可辨的刻工有關、李、秦、郎。避諱方面，避諱至北宋仁宗“禎”字等，南宋諱自“構”字以下皆不諱，當爲北宋刻本，從刻風來看，似爲北宋後期浙刻本。其中去聲存五十七釅、五十八陷，南宋監本韻次與之同。[21] 2.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
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今藏臺圖（書號01070），五卷，卷一缺葉五、三一及五六以下；卷二缺葉一、二及五六以下；卷三缺葉三九、六一；卷四缺葉一；卷五缺葉四七以下。書前無牒文、序跋，今存的各卷卷端及卷末均題“廣韻”，“文、殷、鹽、添、咸、銜、嚴、凡”諸韻的獨用、同用、韻次及四聲相承，同南宋監本。版框高13.2厘米，寬10.1厘米，半葉十行，行十四字左右，小字雙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刻工有李憲（憲）、李寔（寔）、沈亨、五二、徐顔（徐、顔）、余竑（余、竑）、虞道堅（道堅、堅）、虞正、卓受、李、虞、文、因。其中，宋諱缺筆至高宗“構”字，[22]刻工李憲、李寔、沈亨、徐顔、余竑、卓受，亦見於浙刻單疏本《周易正義》、兩浙東路茶鹽司本《事類賦》《尚書正義》《周禮疏》、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等書，知爲南宋前期浙江刻本。從藏印看，此本經張元濟、蔣汝藻、蔣祖詒遞藏。[23]巾箱本有《四部叢刊》影印本，1921年第一次影印時，卷中缺葉即依巾箱本行款抄録澤存堂本文字，並在補入葉的版框外注明“依澤存堂本補”等字；1929年第二次重印時，書前又添入了依澤存堂本影印的牒文及序跋。[24] 3.南宋孝宗建刻黄三八郎本《鉅宋重修廣韻》
上圖藏南宋乾道五年黄三八郎刻本《鉅宋廣韻》卷端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建寧黄三八郎本《鉅宋重修廣韻》，今有日本公文書館内閣文庫（重003-0003）和上海圖書館（線善828904-08）二帙，其中内閣文庫藏本爲五卷全，上圖藏本缺卷四去聲，向山榮以元刻注略多本配補[25]。卷首題“鉅宋重修廣韻”，各卷卷端及卷末，除卷三末作“廣韻”外，其餘均題“鉅宋廣韻”。與監本相比，鉅宋本無景德四年及大中祥符元年牒文，“文、殷、鹽、添、咸、銜、嚴、凡”諸韻的獨用、同用及四聲相承，與南宋監本不同，較監本爲優。序末有“己丑建寧府黄八郎書鋪印行”，版框高20.3厘米，寬14.6厘米，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三十四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宋諱缺筆至高宗“構”字。周祖謨、朴貞玉、朴現圭等學者，參考吴鼒覆刻黄三八郎本《韓非子》之“乾道改元中元日”，推測此本刊刻於孝宗乾道五年（1169）己丑，是也。[26] 4.元代建刻《大宋重修廣韻》
日本公文書館藏元建刻本《大宋重修廣韻》卷四首葉 元代建刻《大宋重修廣韻》（以下簡稱“元大宋本”），《廣韻版本考》稱爲“元刊白口十一行本”，今藏日本公文書館内閣文庫（别049-0002），存卷二至卷五殘卷。版框高18.9厘米，寬12.3厘米，半葉十一行，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約二十四字，四周雙邊，白口，雙魚尾。宋諱皆不避，結合版刻風格看，此本爲元代建刻本。内閣文庫本中缺卷、缺葉、錯裝較多，卷一上平聲卷缺，卷二、卷三首半葉殘，卷五入聲二十陌“ 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中，比較了元大宋本與曹寅楝亭五種本《廣韻》的卷首末題名、注解訛字、同用獨用的異同，指出楝亭本《廣韻》之底本，前四卷爲元大宋本《廣韻》，末卷爲元注略多本《廣韻》。[27]今案，道光元年（1821），顧廣圻曾從洪瑩（鈐庵）處，獲見了鈐有曹寅印章的《廣韻》舊槧，並撰寫跋文，指出曹寅藏本爲拼配本，卷一至卷四爲詳本，其中去聲序目及正文韻次，與澤存堂本不同；卷五入聲爲略本，然與注略本系統的顧炎武刻本不同。同時，顧廣圻也指出，楝亭本《廣韻》在依曹寅舊藏本刊刻時，又曾據澤存堂本校改。今曹寅舊藏本雖下落不知，但考察元大宋本與曹氏楝亭本獨合的異文，結合顧廣圻所述的曹寅舊藏本《廣韻》的去聲韻次及同用獨用情况，可知朴氏所論信然。[28] （二）南宋監本《廣韻》和其他宋元詳本《廣韻》的版本關係宋元詳本《廣韻》中，俄藏北宋本、高宗監本、寧宗監本、巾箱本、鉅宋本、元大宋本各本，皆有一些僅見的刊刻誤字。[29]與此同時，排除個别的版刻誤字，各本之間的版本異文，又反映出浙刻《廣韻》與建刻《廣韻》各自的版本源流。兹依南宋監本之卷葉，將各本的主要異文列表如下： 表六：宋元詳本《廣韻》的版本異文
前文述及，在韻次和同用、獨用方面，浙刻的俄藏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巾箱本爲一系，與鉅宋本有别，而元大宋本則間於監本、鉅宋本之間。但在字頭、注文和反切方面，各本異文錯綜複雜。據表格統計，有如下幾種情况：北宋本、高宗本與他本不同，凡8例；北宋本、高宗本、巾箱本與他本不同，凡7例；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與他本不同，凡8例；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巾箱本與他本不同，凡20例；高宗本、寧宗本、巾箱本與他本不同，凡16例；高宗本、巾箱本與他本不同，凡3例；高宗本、寧宗本與他本不同，凡6例。[30] 梳理各本的異文層次，結合版刻年代、版面狀况可知，浙刻的俄藏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巾箱本實爲一系，而建刻的黄三八郎本、元大宋本則另爲一系。浙刻本中，俄藏北宋本當爲高宗監本的祖本，寧宗監本自高宗監本翻刻，在基本承襲底本的同時，校改了部分誤字。浙刻巾箱本也自高宗監本而出，又曾參考過鉅宋本系統的異文做過校改，刊刻當在孝宗年間。 首先，俄藏北宋本當爲南宋高宗監本的祖本。一方面，表中“网、駔、鮦、對、耒”等44例下，高宗本的誤字或異文，能在北宋本中找到來源。如“對”下北宋本作“漢文責對而而言多”，誤衍一“而”字，高宗本校改下“而”爲“面”字，爲巾箱本、寧宗本所本。另一方面，高宗本仙韻“便，辯也”誤作“偏，不正”，諫韻“士諫切”小韻下奪“虥、 其次，南宋高宗年間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在依俄藏北宋本《廣韻》重刻時，行款改爲半葉十行，每韻單獨另起。在基本繼承俄藏北宋本《廣韻》面貌的同時，高宗本既校改了一些北宋本的誤字，又産生了新的誤字，見“廛、墮、廠、网、昉、髈、缶、受、壽、羑、藪、 最後，從版本異文和版面情况來看，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的主要底本，爲高宗本《廣韻》。一方面，巾箱本刻工中，徐顔、余竑二人，同見於高宗本《廣韻》。同時，巾箱本的韻次、字頭、説解，大多與高宗監本《廣韻》一致，其中，除了同見於北宋本、高宗本的異文外，“廛、廠、网、昉、髈、受、藪、券、崋、抗”諸例的訛誤，僅見於高宗本，説明巾箱本並非從高宗本的祖本（即北宋浙本）而出，而是直接自高宗本而出。另一方面，巾箱本的部分異文，與俄藏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不合，而與鉅宋本一致。如高宗本去聲諫韻“士諫切”下有誤，巾箱本則與鉅宋本相合，甚至“㬄”下的小韻數，也與鉅宋本同誤作“三”。又“滇”下“大水皃”，巾箱本作“次水皃”，亦與鉅宋本同誤。另外，在版刻面貌方面，巾箱本“鴳”下作“郭璞云”，“射”下作“漢末有大鴻臚”，“ 四、浙刻寧宗監本《大宋重修廣韻》的翻刻本元明以來，詳本《廣韻》刊刻漸少，略本《廣韻》包括注略本、注略多本二系，各有傳刻。降及清世，隨着康熙年間張士俊、曹寅先後依不同的詳本《廣韻》刊成澤存堂本和楝亭五種本，詳本《廣韻》始復通行。其中，尤以自寧宗本而出的澤存堂本影響最巨，清代多見翻刻。至光緒年間，黎庶昌、楊守敬又倩木邨嘉平依楊守敬所藏寧宗本翻刻，刊入古逸叢書。然二本刊刻時，各有校改，文字面貌不一。 （一）張士俊澤存堂本《廣韻》及其校改來源據張士俊澤存堂本《廣韻》書前朱彝尊序、潘耒序及書後張士俊跋，澤存堂本《廣韻》（以下簡稱“張本”）開雕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夏，康熙四十三年秋孟刻成，底本主要爲毛扆所藏宋刻《大宋重修廣韻》及潘耒自徐元文藏宋刻本録副的抄本。寫樣工作，由毛扆之甥王爲玉擔任，“摹寫舊本字畫，校讎再四而後鏤諸版”。 就底本而言，張本卷一至卷四、卷五葉一至葉三二，其行款及刻工，除個别出入外，基本與寧宗本原刻一致，未見補版刻工。由此可知，張士俊自毛扆處“得舊刻於毛氏而缺其一帙”的底本，既不是毛晋、毛表遞藏的高宗監本，也不是有些學者推測的寧宗遞修本，而是寧宗初刻本。[33]張本中有個别刻工訛誤，或因毛扆舊藏本書口破損難辨、填以其他刻工所致。張本卷五自葉三三起至葉五三，刻工多作墨釘，知此二十一葉的底本，當即潘耒“見宋鋟本於崑山徐相國家，借録以歸”的抄本。從行款來看，張本這一部分的行款，也基本與南宋監本一致，可知潘抄本亦自南宋監本而出。余廼永根據巾箱本影印時配補抄録的澤存堂本文字，推測潘耒抄本自巾箱本而出，與事實不符。[34]不過，由於這二十一葉中，高宗本、寧宗本基本一致，且不能排除潘耒抄録訛誤及張本校改等因素，因此暫時無法判斷潘耒抄本的底本，究竟爲高宗本還是寧宗本。 就校改而言，比較張本和寧宗本原刻可知，張本在刊刻時校改來源較爲複雜。其中，張本參校的《廣韻》版本，前四卷爲元大宋本，卷五爲注略多本，這與曹寅舊藏本（即楝亭五種本《廣韻》底本）的拼配情况一致：卷二至卷四，張本據以校改的文字，與鉅宋本、元大宋本兩者皆合者甚夥，但在蕭韻“蟰，長蚑”、尤韻“蹂，踐蹂”、講韻“缿，又火口切”、霰韻“霰，積雪也”、范韻“
總體而言，張氏澤存堂本的主要底本，是毛扆舊藏的寧宗初刻本及潘耒録自徐元文舊藏的南宋監本的抄本，但張士俊、毛扆在刊刻澤存堂本時，又據元大宋本、元注略多本《廣韻》及《説文》《玉篇》《集韻》《類篇》等文獻，改動字頭、説解及反切，故與底本面貌不盡相合。 （二）黎庶昌古逸叢書本《廣韻》及其校改來源光緒年間，黎庶昌、楊守敬出使日本，刊刻《古逸叢書》。楊守敬多購《廣韻》《玉篇》宋元舊本，古逸叢書中的《覆宋本重修廣韻》（以下簡稱“黎本”），係以楊守敬購得的寧宗本爲底本，由日本木邨嘉平刊刻，末附黎庶昌《宋本廣韻校札》。 古逸叢書本的底本，今藏上海圖書館。細審該本，間有墨筆校改。如“駕”下小韻數“十一”，描改作“十二”，“讓”下小韻數“三”，描改作“四”，漾韻“涼”下“蒲也”，描改作“薄也”，黎本悉依楊氏藏本。此外，楊守敬舊藏本的漫漶訛誤，黎本亦有沿襲。如蜼，“又音柚”，楊氏藏本似“袖”，黎本作“袖”。楊守敬舊藏本書口破損模糊處，黎本多妄填刻工，其中，卷一葉八“蔣志”，爲新化鄧顯鶴道光三十年（1850）翻刻張本之刻工；卷五葉三三以下，張本底本出自潘耒抄本，刻工多作墨釘，而楊氏藏本則刻工清楚，今黎本多合張本，反而與底本多有不同。 就校改情况而言，黎庶昌《宋本廣韻校札》言“從張本十之八，從原本十之二”，書中校改，多有取資張氏澤存堂本者。從版面來看，古逸叢書本有刊刻寫樣時即校改者，亦有刻成後校改者。然《宋本廣韻校札》所言“原本”之面貌，多與楊守敬舊藏本不合，而張本之校改來源又頗爲複雜。最終，除手民之誤外，黎氏刻本之面貌，主體爲楊守敬舊藏本上的版刻文字，又融入了楊氏藏本上的墨筆校改及黎庶昌據張本而出的有意校改，形成了複雜的文字面貌。 表七：《廣韻》寧宗本與澤存堂本、 古逸叢書本刻工異同表
結 語《切韻》系韻書中，經過北宋官修和歷代傳刻的《廣韻》，有着複雜的版本流變。整體看來，宋元時期的詳本《廣韻》，其各紐下的反切、小韻下的韻字排序，是基本穩定的，而今存的真福寺藏北宋本和俄藏北宋本在韻次、説解上的不同，又反映出《廣韻》在北宋時期的版本差異。《廣韻》詳本之中，浙刻《廣韻》與建刻《廣韻》在韻目次序、四聲相承、字頭説解上有所不同，形成了若隱若現、秩然有别的兩大系統。在各自系統内，從俄藏北宋本到高宗本、寧宗本，從高宗本到巾箱本，從黄三八郎本到劉仕隆本，各本之間又因校勘、翻刻、遞修，産生了不同的文本流動。元代以來，爲便於查檢，形成了反切在前、删改説解、改動小韻下字序的略本《廣韻》，成爲明代以迄清初的主流刊本。至康熙年間，張士俊澤存堂本和曹寅楝亭五種本，分别以浙刻和建刻不同版本的詳本《廣韻》爲主要底本刊行。然而，張本固以寧宗監本《廣韻》爲底本，但又取資元大宋本、元注略多本乃至《説文》《玉篇》加以校改；楝亭本刊刻時，復又參考張本臆改者加以校勘。由此，在《廣韻》版本的融合與發展中，産生了版本系統中讓人耳目一新又無可奈何的變奏曲。其中，尤以自寧宗本而出的張士俊澤存堂本影響最大，是清代通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廣韻》刊本。 梳理詳本《廣韻》的版本流變，既關涉到國子監本從北宋到南宋、從南宋前期到南宋中期、從南宋中期到元代西湖書院、明代南京國子監之間的重刻、翻刻與修補版的情况，又涉及到南宋浙刻、建刻版本之間的版本互動。將詳本《廣韻》的版本源流梳理清楚，對今後研究宋元書籍的刊刻及流通情况，或有借鑒意義。 圖二：《廣韻》詳本系統版本源流圖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絶學研究“中國訓詁學的理論總結與現代轉型”（20VJXT015）的階段性成果。拙文寫作中，得到了王寧先生及董岑仕等師友的幫助，並得到了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静嘉堂文庫等藏書機構的協助，謹致謝忱。 [1]《廣韻》版本系統的劃分，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根據注釋的詳略，將《廣韻》分爲詳本、略本二系，又將詳本根據刻地和韻次分爲大宋本和鉅宋本二分支系，將略本根據注釋的詳略分爲注略本和注略多本二分支系。本文基本吸收《廣韻版本考》對《廣韻》版本系統的劃分，但對相關版本的版本性質、版本源流有重新討論。參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 [2]圍繞《廣韻》宋本和相關版本，朱彝尊、潘耒、顧廣圻、黎庶昌、楊守敬等清代學者，曾議及清代《廣韻》刻本的底本問題；近代以來，周祖謨、聶鴻音、孫伯君、余廼永、魯國堯等學者從音韻學文獻的角度做了校勘和考察；傅增湘、長澤規矩也、阿部隆一、朴貞玉、朴現圭、郭立暄等學者則從版本學的角度做了探討。前人研究已有不少成就，但亦難免存在一些疏漏或錯誤，具體考辨詳見下文。 [3]周祖謨作《廣韻校本》時，曾獲睹此本照片，然《廣韻校本序》中，誤題此本爲“金澤文庫所藏北宋監本”，在校勘記中，或稱“日本宋本”，或稱“北宋本”。實則該本鈐有“松方文庫”印，非金澤文庫舊藏，亦非北宋本。參周祖謨：《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4]國圖藏本書前，又有“銕研齋”“玉蘭堂”等王寵、文徵明印章，陳先行指出，經季振宜收藏的相關藏本上的王寵、文徵明印，實爲僞印，見陳先行：《古籍善本》“宋浙刻本《東觀餘論》”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47—158頁。 [5]〔宋〕王應麟撰，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15頁。 [6]〔日〕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收入慶應義塾大學附屬斯道文庫編《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東京：汲古書院，1993年，第378—381頁。朴貞玉、朴現圭、余廼永、馬月華等學者，均承襲阿部隆一之版本考訂，將龍谷大學本列入宋刻元修本，殆誤。 [7]案，卷三抄補部分，“趡、孈、掌、襁、麔、酒、漸”等字下的異文，與經過一次補版的寧宗本同。而“杖、綬”等字，寧宗本補版有明顯訛誤，抄補時已經校改。漫漶如卷一葉二三、二四，墨釘如卷一葉二九、三十等，多加粉塗墨校。 [8]案，《廣韻》卷一葉十五、十六，卷一葉五三、五四等前後葉面，多有對稱的裂版情况，又卷四葉三十、三一各有修版，係後來嵌補，位置適上下相應。 [9]寧宗本《大廣益會玉篇》共271版，宫内廳書陵部藏宋刻元修本《玉篇》脱2葉，此外共有元代補版葉58葉，元代補版刻工有陳觀仁、实甫、勝之、友山、嘗、翁、公。 [10]根據存世的兩淮江東轉運司刊《後漢書》、宋元遞修小字本《説文解字》的印本來看，西湖書院在元代大德前後和元末先後有兩次大規模的修補版，相關考察參〔日〕尾崎康著，〔日〕喬秀岩、王鏗編譯：《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67—95頁；董婧宸：《宋元遞修小字本〈説文解字〉版本考——兼考元代西湖書院的兩次版片修補》，《勵耘語言學刊》2019年第1輯。 [11]〔明〕黄佐：《南雍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7册），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明嘉靖刻隆慶萬曆天啓增修本，第387頁下欄a。 [12]從刻風來看，翁同龢藏本上，卷一葉三一、五一的補版，卷四葉三十、葉三一等葉的修版，時間似較其他版葉更晚，疑該本或有兩次以上的修補版。 [13]〔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0頁。 [14]關於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版本與陳振孫所能獲見的寧宗、理宗時刻本特别是國子監本的關係，參馬楠：《〈直齋書録解題〉與宋代刻本》，《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一輯下卷，2018年。 [15]〔明〕黄佐：《南雍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7册），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明嘉靖刻隆慶萬曆天啓增修本，第404頁上欄a。 [16]本文表格中，[ ]指刻工空白，█指刻工墨釘，□指刻工漫漶，△指書口破損，“——”指缺葉，×指有誤。 [17]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第23頁。 [18]關於古逸叢書本《廣韻》書後黎庶昌《宋本廣韻校札》的校記失實，參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宋寧宗時浙刻本《廣韻》五卷”條，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195頁；馬月華《古逸叢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1—134頁。 [19]余廼永：《澤存堂本〈廣韻〉之版本問題》，《語言研究》1999年第2期；余廼永《南宋三種監修〈廣韻〉版本源流考》，《國學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20]真福寺本的介紹，見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及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書影見〔日〕大阪府立圖書館編：《真福寺善本集影》，1935年。真福寺本爲殘本，存卷三，首尾不存。韻次同鉅宋本，然説解中，“欨、窳、踽”等同南宋浙刻監本，與鉅宋本有别。考慮到卷端和説解異文的情况，筆者不完全同意真福寺本爲鉅宋本一系的觀點，關於該本的版本性質，還有待進一步的全面考察。《鉅宋重修廣韻》建寧黄三八郎本和麻沙劉仕隆本的行款、版式基本相同，爲祖本和翻刻本的關係，相關異文，參劉明《新見宋刊劉仕隆宅本〈鉅宋廣韻〉刻年考辨》，《文物》2014年第6期，但關於其刻年，劉氏之文據避諱等推斷刘仕隆本“與黄三八郎本刻年相近”，稍嫌過早。 [21]“構”字分别見二仙“榩”下、四十静“井”下。參聶鴻音：《俄藏宋刻〈廣韻〉殘本述略》，《中國語文》1998年第2期；余廼永：《俄藏宋刻〈廣韻〉殘卷的版本問題》，《中國語文》1999年第5期；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22]案，諸家皆言此本避諱至“眘”字，而不避“慎”字。案“眘（昚）”爲《説文》“慎”之古文，據《説文》古文，隸定字作“昚”而非“眘”，本爲常例，此本避諱實至構字。 [23]朴貞玉、朴現圭據巾箱本《廣韻》卷首“宋本”橢圓印，提出“本書乃毛晋汲古閣舊藏，押'宋本’印”，見《廣韻版本考》，第33頁。案，此説不確。巾箱本中，未見毛晋等人印章，知非汲古閣舊藏。 [24]需要指出的是，《四部叢刊》注明了《廣韻》巾箱本依澤存堂本增補或抄補的情况，但在以往版本研究和校勘實踐中，由於未能區别巾箱本原刻與《四部叢刊》抄補葉，往往會造成版本源流認識的疏失。朴貞玉、朴現圭曾以一先爲例，列表比較《廣韻》各本異文（《廣韻版本考》第38—39頁），實則表中的所有異文，巾箱本均爲缺葉，余廼永《澤存堂本〈廣韻〉之版本問題》等文，又沿襲了朴氏的誤校。 [25]案，上圖藏本各卷鈐向山榮“向黄邨珍藏印”，知配補在向山榮時。卷四配補部分，與楊守敬舊藏的元刻注略多本《廣韻》（國圖善07334）同版。 [26]參周祖謨《鉅宋廣韻前言》，收入《鉅宋廣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案，有些學者據《鉅宋廣韻》庚韻下“悙”字，認爲《鉅宋廣韻》避“惇”字諱，並推測黄三八郎本刊刻於理宗紹定二年（1229）己丑。今案，檢《廣韻》庚韻，薄庚切“憉，憉悙自强”，許庚切“悙，憉悙自强”，“憉悙”爲連綿詞，亦作“彭亨”。《大雅·蕩》“女炰烋于中國”，毛傳：“炰烋，猶彭亨也。”知此“悙”字，實非“惇”字避諱缺筆。黄三八郎本之刊刻時間，仍當從孝宗乾道五年之説。 [27]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第35—41頁，第150—152頁。 [28]參〔清〕顧廣圻：《廣韻五卷（宋刻本）》，《顧千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275—276頁。又案，元大宋本卷二至卷四，“堧”誤作“瑌”，“傳，又特戀切”，“轠，車屬也”，“孈，患戇多態”，“䖆，䖆菜爲葅也”，“母，莫厚切”，“店，店，置”等，與《廣韻》其他詳本、注略本、注略多本均不同，獨與曹本合。卷五部分，筆者所用的注略多本，爲國圖藏元刻本（善07334）。顧廣圻指出，楝亭五種本與顧炎武刻本不合，而顧炎武刻本屬注略本系統。
[30]需要説明的是，由於録入較難，有一些形訛異文，未列入表中，同時筆者的校勘，亦可能存在失校。異文的數據統計，就版本考察本身而言，意義不大，但可以反映出版本差異的趨勢和相關版本之間的源流。 [31]在俄藏北宋本的版本源流上，聶鴻音《俄藏宋刻〈廣韻〉殘本述略》提出“北宋版本與南宋巾箱本及黄三八郎書鋪本屬於同一系統”，有誤；余廼永《俄藏宋刻〈廣韻〉殘卷的版本問題》根據“士諫切”一紐，提出“俄藏本原爲高宗本的祖本”，是也。只是聶氏、余氏之論證，均未取南宋監本原刻通校，且在校本的認識上，各有疏失：聶鴻音、孫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韻學文獻研究》校勘記中，“膮、柖、要”等三十餘例下，《校勘記》所言的巾箱本異文，實爲澤存堂本異文；余氏多據澤存堂本、古逸叢書本及周祖謨《廣韻校本》，然余氏對澤存堂本的刊刻底本、校改來源認識不確。筆者的討論，主要取北宋本、高宗本前後承襲的異文爲證，並補充“便”下行款之誤。 [32]周祖謨《鉅宋廣韻序言》曾推斷鉅宋本“跟楝亭本和巾箱本是比較接近的，例證很多，不必多舉，由此推測，三者當是同一系統的書”，這一系統劃分小有疏失。實際上，楝亭本之主要底本爲元大宋本，故與鉅宋本接近。而巾箱本主體，實爲浙刻高宗監本，因據他本校改，故文字間於南宋監本和鉅宋本之間。 [33]余廼永：“由澤存堂本誤字遠較古逸叢書本爲少，足見所據乃寧宗遞修本。”見余廼永《澤存堂本〈廣韻〉之版本問題》，《語言研究》，1999年第2期；相關論述，亦參余廼永《俄藏宋刻〈廣韻〉殘卷的版本問題》，余廼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廣韻》（定稿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5]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中，以黄三八郎本《鉅宋廣韻》校勘澤存堂本卷一，指出張本多同鉅宋本，而與寧宗本違異，這一結論很有啓發。由於鉅宋本、元大宋本説解同出一系，故張本與鉅宋本確多相合。元大宋本卷一不存，考察卷二至卷四的異文可知，張本校改的主要來源，實爲與鉅宋本正文接近的元大宋本。 [36]參董婧宸：《毛氏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版本源流考》，《文史》2020年第3輯；吕浩：《〈玉篇〉文獻考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馮先思：《澤存堂校訂〈玉篇〉考》，《勵耘語言學刊》2019年第1輯。 【作者简介】
董婧宸丨從本校到理校：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及其在《説文》學史的影響 董婧宸丨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兼考元代西湖书院的两次版片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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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鴳、姓、媨”諸例，寧宗本原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