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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一月，宋北方边境的军队中，发生了一起混乱事件。 渭州当地的弓箭手，因为不满宋廷派去的主帅侵占国家发给他们用以自耕的土地，便拥立当地土豪得胜寨寨主姚贵为帅，并串联驻扎在当地的宣武、神骑两支殿前司的禁军，总共千余人，杀掉了当地监军，据寨以叛。 幸好，当时宋廷为了安抚前一年“定川寨之败”而派出的特使王尧臣正在附近办事，他认为姚贵本身应该没有叛变意图，虽然很得当地军心，但还是可以争取的。于是，他决定前往招喻。 王尧臣风尘仆仆地赶到渭州，设法说服了姚贵，并跟这批以乡兵为主体的叛军约定：之前国家允诺给他们的耕地，一定会恢复。 这样的条件果然使叛军安定下来。不久，姚贵便开城出降，和平地结束了这起混乱事件。 “姚贵事件”虽然经过文官的机智处理，在还没有酿成大乱之前就很快地落幕，但是，宋仁宗在事后并未进一步去追究失职官员以及兵变者的责任。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可见，宋廷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跟西夏的战争，已经使边境失去了平衡；各地官员在朝廷的压力下，又开始过度地压迫基层军士…… 而这些，都是随时爆发兵变的诱因。 果然，就在隔年八月，河北边境上屯戍保州的云翼军，发动了兵变。 文官的行为，点燃了云翼军的怒火保州的云翼军，过去向来隶属于“天策先锋”，他们是宋辽边境上最前线的部队。 为了要犒赏他们守边的苦劳，从宋太祖时代便规定——这支军队只要一出巡边境，就能得到原本俸禄以外的“特别费”。 然而，到了庆历年间，因为对夏作战导致军费短绌，因此保州的通判石待举便向当地转运使张昷之建议：立下规定，要求云翼军每一季只能出巡一次。 石待举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节省军费。但是，这样的处置，自然会引来云翼军的愤怒。 一日，石待举刚好与都监韦贵比射箭赌酒，韦贵喝醉后大骂石待举——“徒能以减削兵粮为己功”。正是这句话，引燃了在场军士对石待举的愤慨。他们突然冲入库房拿起兵器衣甲，要杀石待举。 宋朝禁军画像 事发后，仓皇逃出的石待举跟保州知州刘继宗曾一度引领驻扎在城外的神威兵和无敌兵，入城与叛军搏斗，但是寡众不敌，刘继宗溺死在城外的壕沟中，而石待举则被乱军所杀。 于是，发起兵变的军士便推韦贵为帅，婴城自守。 叛军的“小算盘”，与朝廷的“反间计”宋廷得知云翼军兵变后，火急火燎地想要派遣附近驻军前去平叛。 然而，当宋廷冷静下来之后，仔细一想，发现不能这么干。保州紧贴边境，若宋廷用兵，岂不是刺激了辽军？ 因此，宋廷先后派遣宦官与大臣前往，与云翼军沟通，希望能用招降的方式说服他们。 根据蔡襄当时的奏章，占据保州的云翼军似乎也掌握了朝廷只想招安的心态，因此他们曾拿出了十几名所谓“首恶”的首级，希望以此来换取朝廷的赦免。 不过，云翼军的“小算盘”，很快就被朝廷识破了。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根据《宋朝事实》的记载，官军已经从保州逃出来的军士口中得知了当初真正起事的32个人的姓名，所以，宋廷自然不会相信城中乱军所谓的“首恶”。 于是，官军将计就计，将那32人的名单射入城中，告示韦贵：如果能将名单上的人杀掉，协助抚平乱事，便不追究罪刑，而且还可以获得赏迁。 然而，朝廷这招“反间计”并没有奏效。 谈判陷入僵局，谁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宋仁宗为了迅速平息兵变，再度派遣内侍，带着诏书入城宣布特赦；还命令外围的官军暂时撤退；并且申明——如果叛军还是不相信的话，那么官军就会攻城。 可是，叛军对于宋仁宗这道突如其来的特赦依旧半信半疑，向城外官军扬言，要找“李步军”——即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李昭亮——来向他们保证，他们才相信有“特赦”这回事儿。 结果，李昭亮到了，事情却依然没有进展。因为叛军中一名考过进士的人，跟众人说：“哥们儿我以前读过法律，以宋朝律法来看，他们是不可能特赦我们的！”所以叛军仍然不相信，还是闭城不纳。 局面陷入一潭死水中。 《清平乐》狄青剧照 官军中有一位宋廷派来的使臣，名叫郭逵。是的，就是那个与狄青齐名的郭逵。 郭逵本就是士兵出身，他灵机一动，挺身而出，向城上的叛军喊道：“我是老兵，也是你们的老前辈，扔个绳子下来，我和你们说说话！” 叛军听到是一名武官前来劝说，便降下绳索让郭逵入城。郭逵入城后，便以诚恳的态度对叛军说道：
郭逵这番话以及亲身入城的举动，打动了叛军。他们便要求：除了郭逵之外，如果还有他们认识的武官愿意入城为人质的话，他们就投降。 于是，叛军再度降下绳索，指名他们认识的武官入城，而官军也随之照做。因此，叛军便相信郭逵所言非虚，纷纷扔掉兵器下城，开门投降。 古代战场画像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叛军没有想到的是，官军入城之后，却没有按照诏书所言，将他们特赦，而是仍然将当初起事的429名云翼军士悉数坑杀，其余两千名后来附从的军士则被分遣至别州。 根据苏辙为欧阳修写的神道碑，当时担任河北宣抚使的富弼，还打算将这些分遣别州的叛卒一并杀害，因为他担心这些投降的叛军，会由于没有被特赦，而心怀不安，乃至再生变。 但是，彼时刚刚上任为河北都转运使的欧阳修阻止了富弼。欧阳修的理由是：
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来看，之前官军杀掉降军，是经过宋仁宗诏命允许的。也就是说，朝廷自始至终都没有要赦免叛军的意思。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玲珑说朝廷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等于再次破坏了基层军士对朝廷的信任。 事实上，就“云翼军兵变”的过程来看，当时的叛军已经对代表朝廷的文官极度不信任了，所以才会要求武官李昭亮出面调解。而且，同是武官的郭逵以个人性命作为担保，他们才敢相信朝廷。 由此可见，基层军士与朝廷之间早就出现了裂痕。 就在当初下诏特赦云翼军之前，宋仁宗与包拯有一段对话，或许可以说明朝廷与基层军士的鸿沟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担任谏官的包拯在一篇奏折中提到：
同时，宋仁宗表示：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宋仁宗开始把问题归咎到转运使身上。因此，“云翼军兵变”平息的隔天，仁宗第一个处分的，就是负责保州的河北转运使张昷之。 张昷之被左降到虢州担任知州，这还是富弼力保他之后的结果。 所以，以此来看，当时文臣和地方官员为了自身的绩效，会与武将和基层军士产生许多摩擦，因而造成军心不稳。 而这种军中的不安，并没有随着“云翼军兵变”的结束而停止。直到宋夏战争告一段落，文官与军队的紧张对立，才开始趋于缓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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