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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1936年初山大学潮之后的抗日救亡斗争(文/王良)

 lee168 2020-05-07

1936年3月初,山东大学第二批被开除的廷荣懋、吴綪等9位同学已被校方收回成命,免于除名,学校开始复课。被开除的同学,除个别人,如李声簧已离青返平外,大部分如王广义、陈延熙等仍被软禁在市政府招待所内,待船赴沪。山大同学每天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们。他们临走的一天,去招待所和他们话别的、到大港码头送行的络绎不绝。人数约占全校半数,连当时接近“护校团”的人,也有不少人前往送行,不过他(她)们站在人群的后边。

我们就是利用人们的反日心理和上述学生对蒙冤受屈怀有不平和气愤的情绪,在送走被开除的同学以后的第二天,召集全校同学开会,出席人数达到全校80%以上。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选举王艺、周仲篪、陈××为常务负责人。当时我们需要办什么事,总是分头先找些正派的有威信的同学,如廷荣懋、郁少英、王瑭等商量,并决定由我通过吴綪去联系女同学,了解她们的意见。

根据当时形势,为了积蓄力量,不适宜组织大规模活动,就组织了时事座谈会、读书会、歌咏队、演剧队、学术研究会以及世界语学习班等等小型团体进行活动。除世界语每周学习一次外,其它都是穿插进行。大概复课以后两个月左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有舰艇百艘左右)到青岛“访问”,救国会就在校内下半旗,并派数名代表见沈鸿烈市长,要求全市下半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向我炫耀武力。

1936年5月下旬,救国会派廷荣懋同学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议。

同年秋冬之际,日侵犯绥远,救国会随即召开大会,抗议日寇侵略,声援抗敌将士,并建立“绥远抗敌后授会”。百灵庙战役我方获得胜利,又派吴綪同学和周学普老师等数人前往慰劳。

双十二事变时,时事座谈会的活动频繁,大家情绪高涨,要求枪口一致对外,反对内战。

1936年放寒假时,李欣(失掉关系的共青团员)、王艺去上海寻找党的关系,并参加上海各界抗议国民党逮捕七君子大示威。王艺并参加各界救亡人士代表团(负责人是胡子婴,共八九个人)去南京,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要求释放七君子。

1937年放暑假前,得知民先要在假期召开全国民先大会,吴綪、胡家珍、王冠仲、李欣等八、九个人去北平,准备参加大会,不料日寇在卢沟桥挑起战端,会议被迫停开,他们大多数先后返回青岛。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流亡同学经青岛转赴内陆时,山大学生救国会向当时市政府社会局要求提供流亡同学住所,几经交涉,方将车站附近民教馆拨为流亡同学临时住所,山大歌咏队、演剧队多次为流亡同学演出。从这时起,山大救国会就走出校园,在街道上、公共场所进行抗日宣传,为使招待站有专人管理,就商请东北大学流亡同学邹鲁风负责,我们每天都派人轮流协助接待工作。

也是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市政府在李村中学开办宣传、救护训练班,救国会积极动员暑期在校同学参加,以便扩大同各方面的联系,进行抗日宣传。自此,山大救国会的活动就走出市区,效果比较显著的是陈振麓在崂山毕家村一带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对驻在山大里面的海军陆战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送给我们一批大刀、手榴弹。我们就积极在郊区、特别是山区做发动抗日游击战的准备工作。

八九月间,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胶东,三四二旅驻在青岛郊区,救国会派男女同学数人前往慰劳。去慰劳前,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工委书记就已经住到山大学舍内,派学生去慰劳军队,实际上是工委书记和三四二旅副旅长(贾国辅、工委委员)安排的。也是由于五十一军工委的关系,将邹鲁风、周持衡、单勣等人派到高密蔡晋康部队做政治工作和建党工作。

关于民先队的建立。1936年春天,王冠仲与民先队总队长李昌(他们是同济大学预科同学)就组建青岛民先队取得联系,暑假前仅发展三五人(在学潮中因王冠仲的亲属拖了王的后腿,在积极分子中对他有一定的不好印象,因而没有积极发展),下半年成立了民先山大区队部,旋即扩展到礼贤、市立女中等学校。年底或1937年初,民先成立青岛地方队部,选举吴綪为民先队长,暑假前改选,由李欣当队长。七七事变以后,在各方面发展了民先,如护士聂士绣、警察张战戈(解放后他曾任空军保卫部长)等等。三

党组织的建立。1937年八、九月间,东北军五十一军进驻胶东,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书记项遒光住到山大以后,建立了中共青岛特支,李欣任书记。10月间,工委派李欣到蔡晋康部队协助邹鲁风工作。李走前已发展我为中共正式党员,工委指定我当工委与特支的联系人,陈振麓、李明海、姜昧馥和我都是特支成员,不久,又恢复了王景瑞、王焕章的党籍。

10月下旬,工委书记派我去泰安给省委送信,信是由孙传文(外号孙大炮)转交的。第二天夜晚,一位省委同志领我到僻静的地方,问了一些有关青岛的情况,又交给我一封给工委的信。

我回青后不久,工委书记让我到诸城百尺河路家(地主、有枪支),找他家在北平上大学的一位青年谈谈山大同学们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情况,希望他也在本乡做抗日的准备工作。在他家住了两三天,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去相州一趟,将信交给王××,交信时他的小女儿王成在场。后来蔡晋康部队转移到诸城时,赵志刚(诸城县委负责人)率领30人左右来参加蔡部,才知道王××是赵志刚的岳父。

大概是11月底,工委书记叫我到青岛特支(在毕家村)宣布:即日起撤销青岛特支,建立中共青岛市委,我担任秘书。

后来我们在崂山呆不住了,就全部到诸城蔡晋康部,和赵志刚带的人一同在诸城东南山里做群众工作,并建立了中共鲁东南游击区工委,由伍志刚任书记,赵志刚、邹鲁风、陈振麓、李欣等都是委员,我也是委员,管交通。

对外联系。山大学潮以后,大概六七月份,北平救亡组织有位董春裕(有时又叫王春裕)到山大联系,以后每学期他总要去上海两三次,每次总是路过青岛,互相交换有关救亡活动情况,最后一次是七七事变以后,他陪刘清扬去上海,我们组织一次座谈会,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1936年下半年,从北平去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三位同志路经青岛,曾经找过我们。我们请他们介绍游击战争的经验。

另外,我们还不时收到北平、上海救亡组织出版的小报,也曾收到过党在法国出版的《巴黎时报》。

1937年9月份以后,救国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崂山毕家村小学一带,积极向失业工人、农民宣传,准备进行游击战争。海军陆战队送给我们的大刀、手榴弹也转移到该校收藏。11月间收缴过路人的一支枪,12月在即墨境内一地主家里搞到一两支枪,我们也有一名工人腹部受了重伤,不久我们就受到即墨保安队一再袭击,人员分散隐蔽,暂时还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但考虑到群众基础差,人员缺少训练,市委决定,派人与工委派在蔡晋康部队的同志联系,将人员转移到蔡部。

这时日寇己经登陆,占领了胶济线,蔡晋康部已从高密蔡家庄转移到诸城。附近几个县的地主武装都投奔蔡晋康,部队由原来几百人发展到两三千人,国民党委任蔡晋康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山东第一支队队长。

青岛人员(约60人左右)到了诸城以后,就和赵志刚带来的人(约30人左右),以及单勣从家乡带来的七八人,合编为第四中队,派到诸城东南山区做群众工作,这时大概是1938年初。

不久,日寇进犯诸城,蔡率所有部队撤离县城,来到山区,这些人恶习不改,不免侵犯群众利益,这就难免和四中队人员发生矛盾。

这些地主本来就认为四中队是群共产党,视为他们的眼中钉,一天深夜,他们武装包围四中队,要缴我们武器,并逼迫我们离开蔡部,为了顾全大局,中共鲁东南游击区工委决定,第四中队及以前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地下工委派在蔡部的人员共约百余人全部撤出,到徐州由五十一军分配工作。此后,第四中队的大部分人员由工委介绍到东北军五十七军万毅那个团参加抗日斗争,其余由女同志、小孩儿和体弱的男同志组成一个宣传队,由邹鲁风率领到鲁西找沈鸿烈(当时山东省主席)。

这些同志都坚持在鲁南、苏北和鲁西北和日寇周旋,直至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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