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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刻石拓片。 独留片石镇乾坤 ——孟昭鸿与琅琊刻石 柳已青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琅琊刻石前，来了一位花甲之年的老者。他围绕着琅琊刻石前后左右仔细观看。看过之后，他来到博物馆办公室，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展厅里的那块琅琊刻石是复制的吧？”办公室的人听到此言，不由得一愣，反问：“你怎么知道是复制的？” 老者笑道：“我从小就是看着那块石头长大的。原石跟复制石我仔细看看就能辨别出来！”办公室的人员，一听，就知道来了懂这块刻石的高人。为这位老者介绍：国家博物馆里现在展出的是块复制品，为防止风化剥蚀，原碑被珍藏在库里了。 这位老者是诸城孟昭鸿的长孙孟庆颐。一块横亘两千多年岁月长河的秦代刻石经过多少波折，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这块石碑的后面，站着美术家孟昭鸿。他是怎样将一块一块散落的琅琊刻石搜集并复原？文物的命运怎样与一位美术家的人生交织在一起？这要从诸城孟氏家族说起。 孟昭鸿晚年定居青岛。青岛伏龙山路40号静远堂中，往来有鸿儒。 孟昭鸿，字方陆，中年改字方儒，自署曰放庐。他出生于诸城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坐拥书城。受家庭影响，擅长金石篆刻。其祖父孟继垚曾任江苏震泽（今吴江）知县，颇有政声，有《静远堂诗存》存世。孟昭鸿祖父孟继垚喜藏书，父亲出仕户部，又在京都书肆广求典籍。孟昭鸿继承祖、父遗风仍搜求典籍，成为山东著名藏书家，号称胶东第一人，堂名“静远堂”。藏书最多时达十余万卷，多为古籍善本，碑帖字画。孟昭鸿在《自述》诗中言道：“牙签十万富收藏，一邑人推静远堂。三世校雠多善本，今生零落旧缥湘。” 1921年，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接到山东省政府令，保存古迹，调查文物。于是，孟昭鸿和县视学培祜前往琅琊台考察秦碑。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多次巡视全国，三次登琅琊，一住数月，从内陆迁来三万户百姓，修筑起琅琊台并刻石纪功。二世元年，东行郡县，李斯随从，于始皇所立石旁刻大臣从者姓名，以彰始皇成功盛德，复刻诏书于其旁。至宋代苏轼为密州知州时，始皇刻石已泯灭不存，仅存秦二世元年所加刻辞。 这块铭刻了二世诏文的秦碑，非常珍贵。山左文人雅士经常来此登临、访古。时至晚清，潍县王石经（1833-1920），嗜好金石文字，“同宫本昂赴琅琊台拓秦碑”。 诸城五贤：前排左一徐孝闻、前排右一郑爰居。后排左起孟昭鸿、王云衢、王昭范。 孟昭鸿和王培祜来到琅琊台时，台城早已不见踪迹，立在台下庙中琅琊刻石因历史久远坍塌，已经残缺不堪，破碎的碑石，散落在地。琅琊刻石经历了秦汉明月，魏晋风度，唐宋气象，明清风霜，如今成为眼前的景象，好不凄凉。出于保护本土文物古迹的职责，孟昭鸿和王培祜小心翼翼地将十几块破碎的琅琊刻石搜集在一起，装上车，运送到诸城县城。 琅琊刻石不全，这成为孟昭鸿的心头的缺憾。第二年，孟昭鸿等人又来到琅琊台，希望寻找到散落的刻石碎片。他们遍访周边庙宇村庄，功夫不有心人，每搜集到一块，心中大喜。其中一块，是在农夫的猪圈的墙中找到。 “爰命工黏合，竟成完璧，置于教育局中。”孟昭鸿在他的《放庐笔记》中写道。秦琅琊刻石完璧后，有青年名郑作祯者摹写一通，孟昭鸿为其题诗数首。其一曰：“芝罘秦篆久无痕，真迹峄山亦不存。唯有琅琊数行字，独留片石镇乾坤。” 完璧之后的琅琊刻石，遭遇惊天世变。日军侵占诸城，孟昭鸿避走青岛。他的藏书这这次战乱之中散佚。而保存琅琊刻石也不容易，他在《放庐笔记》中写道：“丁丑事变，县署又毁。当局者因拆砖建置营房，移此碑于北城墙下天齐庙中。呜呼，先秦碑碣仅此片石，世变沧桑，保存匪易，为之三叹！” 1945年琅琊刻石被日军发现，教育局科员崔子山沉着应对，随后即刻将刻石装箱，转移于后营街小学。 孟昭鸿在青岛居住于伏龙路40号，其斋号为“静远堂”。孟昭鸿于1937年定居青岛，1947年在青岛病逝。伏龙山上，静远堂是诗人墨客雅集之处。孟昭鸿与郑爰居、刘少文、丁揆野、张铮夫、王统照、黄公渚等人交游，经常吟诗唱和。 孟昭鸿在青岛的十年，生活陷入穷困之中，有时为了买米而发愁。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出售藏书。孟昭鸿病逝后，郑爰居写了《孟君方陆传》，说他“家世丰厚，骤贫困，菽米不继，郁郁致疾”。 可以告慰他的是，琅琊刻石经历战乱存世。1949年在胶东文管会工作的石可得知琅琊刻石后，遂到诸城寻访。孟昭鸿学生王子光带他把石碑找了出来，后被运到文管会驻地莱阳县浴店村。几经辗转，琅琊刻石被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文物比脆弱的生命更长久，而文物经历一代一代文人的手长留。 孟昭鸿未刊日记。 孟昭鸿出生于1883年，自出生就经历晚清乱局，一生饱经离乱，终生被战争侵扰。在这样的乱世，他处于风浪之中，有《放庐印存》六卷、诗集《放庐吟草》二卷传世。一介寒儒，秉承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搜集整理乡邦文献，致力保护文物，可谓地方文脉的守护者。笔墨落于纸张为诗书，文字刻于碑石为碑文。“遗著有《诸城辛亥独立始末记》及《诸城丙辰独立始末记》，纪辛亥革命史实；《诸城庚午围城日记》，记军阀相争杂史；《避难纪异》，志日寇侵华惨况。”在今天看来，这些诗文成为研究地方史的珍贵资料。 琅琊刻石连古今。1994年琅琊台重新修复，根据《史记》记载考定了琅琊台秦刻石全文，请北京著名篆书家熊伯齐，用小篆体书写立于台上，又请孟昭鸿嫡孙孟庆泰用隶书体书写两通碑，一通是《秦琅琊刻石释文》，一通是《重刻秦琅琊刻石记》。著有《孟昭鸿与琅琊刻石》长文的作家赵夫青说：“同为一座秦碑，祖孙二人相隔七十余年时空，都为之倾注心血，可谓一代家学渊源延续的传奇佳话。” 在孟庆泰先生家中，我们采访书法家孟庆泰、作家赵夫青两位先生。茶几上放着《放庐日记》（孟昭鸿手写本）《放庐吟草》（孟庆泰抄本）等未刊书。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话题围绕着琅琊刻石以及孟昭鸿、郑爰居等岛城名士。话题穿越了三千年，桌上红茶尚未凉…… 那一代岛城名士，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他们的事功留在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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