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信息化中的教师角色

美国2017版《教育者标准》的解读

发布时间：2019-06-17 11:33 更新时间：2019-06-17 11:33 字数：11470字

摘要:2017年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STE)出台“国家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中的《教育者标准》。标准以美国2015版“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与ISTE2016版《学生教育技术标准》为依据,继承与发展了ISTE自1993年以来四个版本的教师教育技术标准,在维度与指标的设置上都突出了时代特色与发展要求,变化了能力维度的呈现方式,更加强调教师的“学习者”“分析者”角色。标准在重审教师在信息时代的角色与定位、思考师生教育技术标准一体化、配合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注重标准的时效性与前瞻性等方面对我国相关标准的制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ISTE《教育者标准》;教育信息化;教师角色;标准制定

中图分类号:G45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9.02.012

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简称ISTE)于2017年6月颁布《教育者标准》(Standards For Educators),它是ISTE一系列“国家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中针对教育者的标准,也是四个ISTE教师教育技术标准后的又一新版本。2017版《教育者标准》以教师在教育信息化中的不同角色为维度,以不同角色所应具备的各项能力为指标,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其它同类型的标准有较大区别,对其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能够对我国相关标准制订起到借鉴意义。

一、美国2017版《教育者标准》的由来

(一)“国家教育技术计划”的引领

2015年12月美国联邦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颁布名为《为未来做准备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Future Ready Learning: 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的“2016版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简称NETP2016)。

这是继1996年美国教育部首次颁布国家教育计划之后的第5个版本,也是现阶段指引美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NETP2016包括学习、教学、领导力、评价和基础设施五个部分,在教学部分指出“实现技术变革教育的目的,教师角色至关重要”,“教师应掌握构建技术学习环境的知识和技能,要实现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1]NETP2016也对美国的教师信息技术培训进行了全面反思与审视。

2017年,美国教育部对NETP2016进行了更新,发布《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2017国家教育技术计划更新》,其中对教师标准也进行了修订,在主体内容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部分最新的统计数据与资料[2]。

(二)《教师教育技术标准》的沿革

ISTE在1993年首次颁布了教师教育技术相关标准,随后又陆续在1997年、2000年和2008年颁布了三个版本的教师教育技术标准。这四个版本标准的演进,充分显示出ISTE对于教师所应具备信息技术的不断探索。

ISTE1993版本对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没有维度划分,只有13个能力指标;1997版本分3个维度,18个指标;2000版本将维度和指标扩充为6个和23个,内容更加具体化;2008版本为5个维度,每个维度下4个指标,共计20个指标,指标体系不断完善。除了形式上的变化外,在具体指标内容方面,标准也由偏重信息技术的掌握,逐渐转向更为关注学生学习与创新能力的培养[3]。

在此基础上,ISTE2017更多地从教师在信息时代的角色定位入手,分析教师应该具备的信息技术能力与素养。

(三)《学生教育技术标准》的推动

2016年6月,ISTE颁布了新版的《学生教育技术标准》(Standards for Students,简称“学生标准”),这也是继1998和2007两个版本后的又一学生标准。与1998和2007两个学生标准相比,2016版《学生标准》对学生要求的聚焦点从学习使用技术,掌握使用技术学习的能力,进一步发展为“使用技术变革学习”[4],且新标准更加关注赋能于学习者,使他们利用数字工具主动学习、终身学习。

2016版《学生标准》共分七个维度,分别为赋能学习者、数字公民、知识建构者、创新设计者、计算思维者、创意沟通者和全球合作者[5],与新标准、新要求相呼应,ISTE《教育者标准》也将教育者赋予了七种角色。因此,2016年出台的ISTE《学生标准》应被视为是2017版《教育者标准》出台的直接推动力。

二、教师教育技术标准的变化

(一)不同时期的内容变化

ISTE对于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的研究始于1993年,当时的版本名为《面向所有教师的技术基础标准》(Technology Foundation Standards for All Teachers)第一版(以下简称“1993版”),其出台符合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趋势。

为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ISTE在1997年对原有标准中部分陈旧内容进行了修订,颁布《面向教师的技术基础标准》第二版(以下简称“1997版”)。1993版与1997版标准由于产生在计算机与互联网尚未完全普及的教育信息化初级阶段,因此两个版本更为强调计算机软硬件的基本操作,包括文字处理,数据处理,电子表格制作等,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掌握与熟练运用计算机。

2000年,计算机与互联网已经在美国学校中得到基本普及,数据显示98%的公立学校接入了互联网,学生的人机比已达5∶1[6]。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而高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成为标准制订的主要着眼点。在政府推动下,ISTE出台第三版教师技术能力标准,并将这一标准的名称改为《国家教师教育技术标准》(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Teachers)(以下简称“2000版”),标准的内容与体系结构逐步走向成熟。

ISTE第四版标准(以下简称“2008版”)颁布的背景是美国当代教育改革第六次浪潮,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创新计划》颁布,新的教育战略出台,创新成为教育与教育信息化发展新的目标与方向。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也成为教师所应具备的技术标准之一。2008版顺应这一潮流,无论是在能力维度,还是在指标方面,都体现了时代特征,且更加明确、具体,更具可操作性。

近年来,教育信息化加速发展,新兴技术对教育发展趋势的影响与挑战日益明显,移动学习与泛在学习对传统学习模式与教师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角色也因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而亟待重塑。2017版的《教育者标准》突出了教师在信息时代所应扮演的七种角色,力求在明确角色职责,确定角色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提出更为合理的教师技术能力标准。1993版-2017版ISTE教师教育技术标准能力维度如表1所示。

ISTE五个版本的教师教育技术标准的产生背景与具体内容清晰地勾勒出美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脉络。每一版本标准的出台,都以当时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基础和依据,标准出台后又成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有力推手。ISTE标准沿着一条自己的路径,在目标、结构等方面不断完善与规范,实现了自身的继承与发展。

(二)内容变化体现出的技术观变化

技术观是研究技术本质与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ISTE五个版本的教师教育技术标准的不同内容体现出其技术观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1993版与1997版标准强调教师对计算机软硬件的使用,秉承了“操作本位”的技术观。[7]2000版标准中多次提到要运用技术改进教学策略,组织教学活动,进行教学评价,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等,贯彻的是工具本位的技术观。

2008版标准出现在教师教育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解决了基本的使用与操作问题之后,这一标准充分体现了信息技术的运用逐渐开始回归教育的本原,更为关注培养具备何种能力的人。这一版本的标准突出的是能力本位的技术观。

2017版标准产生于美国举国上下开始对教育技术进行全面反思的阶段。名为《为未来做准备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的“美国教育技术计划”充分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如何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教师应具备的信息技术能力是该版本标准的着眼点与立足点。这一标准在秉承2008版本能力本位技术观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对教师角色的反思与重塑。1993版-2017版ISTE教师教育技术标准对比如表2所示。

三、2017版《教育者标准》的内容

2017版《教育者标准》是ISTE《学生标准》《管理者标准》《培训者标准》《计算机科学教育者标准》等一系列教育技术标准中的一个。《教育者标准》赋予了教育者7种主要角色,相当于传统标准中的7个能力维度,对每种角色的主要职责都附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共24项,即具体的能力指标。[8]

(一)学习者

教育者应探索利用技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有效实践,并通过相互学习和合作改进自身教学。教育者应:

1. 设定专业学习目标,探索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学法,使用此教学法,并对其有效性进行反思。

2. 通过建立与积极参与地区乃至全球的学习网络,追求自身的专业发展兴趣。

3. 对研究学生提升学习效果的相关成果保持关注,与学习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发现保持同步。

(二)领导者

教育者应寻求和把握成为领导的机会,对学生能力的获取和学业成功提供有力支持,并促进教与学。教育者应:

1. 通过与教育利益相关者的接触,推进并加速形成共享技术进行学习的一种愿景。

2. 为满足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倡导学生拥有公平的获取教育技术、数字资源与学习的机会。

3. 在甄别、研究、管理和运用新的数字资源与工具方面,为同事树立榜样。

(三)公民

教育者应鼓励学生积极、负责地投身于信息社会。教育者应:

1. 帮助学习者形成积极的、负责的、善于交际的经验,并在网上表现出同理心的行为,以建立网上的人际关系与社区。

2. 建设一种学习文化,提升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其对于网络资源的批判分析能力,促进学生数字与媒体素养的提升。

3. 指导学生如何利用信息工具安全、合理、合法地保护个人知识产权与财产。

4. 示范与推广对个人资料和数字身份的管理,保护学生数据资料的隐私。

(四)合作者

教育者致力于和同事、学生进行合作,发现问题,分享资源,交流想法,以改进实践并解决问题。教育者应:

1. 计划与同事进行一定时间的合作,使用信息技术创造较为真实的学习体验。

2. 与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发现和使用新的数字工具与资源,诊断和解决所遇到的技术问题。

3. 与本地和全球的专家、团队、学生进行虚拟交流,利用相关的辅助工具,帮助学生拓展学习体验。

4. 在与学生、家长和同行交流的过程中具备文化胜任力,并作为合作伙伴在学生的学习中与之进行交流。

(五)设计者

教育者应识别与适应学习者的变化,设计出由学习者驱动的,贴近真实的活动与环境。教育者应:

1. 为适应学习者的差异和不同需求,通过技术创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以促进学习者的自主学习。

2. 为实现最大限度的深度学习,利用数字工具与资源,设计与内容标准相一致的学习活动。

3. 为参与和支持学习者的学习,研究并应用教学设计原则,创造崭新的数字学习环境。

(六)促进者

教育者应使用技术手段支持学生的学习,以达到ISTE学习者标准。教育者应:

1. 培育一种文化,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与小组学习中达到学习目标,获得学习成果。

2. 在数字平台、虚拟环境以及实践空间等领域,对技术使用和学生的学习策略进行管理。

3. 为学生创造利用设计程序和计算机思维创新与解决问题的机会,并培养学生的挑战意识。

4. 为沟通思想与知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着力塑造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以及富于创造性的表达方式。

(七)分析者

教育者应理解并使用数据驱动教学,支持学生实现学习目标。教育者应:

1. 为学生提供各种不同的学习方式,以展现学生的能力,并反思其在学习中对技术的使用。

2. 运用技术设计与实施各种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价,以适应学习者的需求,并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与指导。

3. 利用评估数据对教学过程进行指导,为实现学生的自我引导,积极地与学生、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

2017版《教育者标准》指出,该标准是教育者的路线图,可以帮助教育者重新思考教育,创新学习环境,在数字时代的学习中重新构建学校与课堂。教育者也可以凭借这些标准深化自身实践、促进与同行的合作,反思传统的教学方法,并让学生自己推动学习,从而帮助学生成为“赋能学习者”。

四、2017版《教育者标准》的特点

较之前四个版本的教师教育技术标准,2017版在标准的维度、具体指标设置、内容等方面都有许多新变化、新特点。

(一)以教师角色作为能力维度呈现方式

1997、2000和2008三个版本的教师教育技术标准在能力维度方面,基本是将教师所应具备的各种教育技术能力进行总结、归纳与梳理后,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整合而成。以2008版本为例,标准要求教师要有能力利用技术手段整合数字化工具与资源,创设学习环境,设计学习活动,并进行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在将这些对教师的技术能力要求进行归纳后,就形成了“设计、开发数字时代的学习与评估”这一能力维度。由此可见,之前版本的能力维度是具体能力标准的概括。

2017版本完全打破了这一常规,以教师在信息时代的教育教学中所扮演的学习者、领导者、公民、合作者、设计者、促进者、分析者等角色作为能力维度,并以该角色所应具备的各项具体能力,达到的标准作为具体能力指标加以呈现。这种能力维度的划分,更加关注教师的社会属性及其在教育中的存在方式,而非将教师单纯地看作教育技术的使用者。对于教师个人而言,在对照这一标准进行自身的考察与反思时,也能够更为直观地发现自己能力上的欠缺,便于其有的放矢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二)强调教师的“学习者”角色

“AECT标准”[9]、“ACRL标准”[10]、UNESCO“教师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框架”[11]、英国“ICT应用于学科教学的教师能力标准”[12]、日本“教师ICT活用指导力标准”[13]等同类技术标准对于教师专业学习与成长的关注度远不及2017版《教育者标准》,对教师的学习对象与学习方式等问题也未加以阐明。

2017版标准将“学习者”作为教师的首要角色、衡量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第一标准,说明其对教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标准在这一能力维度着力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教师应该向谁学习。标准指出,教师应“不断向他人学习”,包括学生、同事、专家、教师所在的群体以及全球学习网中所有能够在其身上获取经验的人。第二,教师应该如何学习。标准明确提出,教师应通过设定学习目标,探索教学法、进行反思、建立和参与学习网、与提升学生学习的最新研究成果保持同步等方式进行学习。第三,教师学习的目标是什么。即改进自身教学实践,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三)凸显教师的“分析者”角色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引导者,除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开展教学教程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已有的教学成果进行分析,为下一步教学开展提供依据。在2008版本标准中,有“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并参考结果数据改进教与学”的表述,但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应怎样去做,并未加以阐述,教师“分析者”的角色与作用也未得到凸显。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教学过程中产生大量的非结构性数据[14],教师作为分析者,如何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成分,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从而改进教学设计,完善教学实践,推进自身专业发展,是目前提升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关键所在。2017版标准明确赋予了教师“分析者”的角色,并将这一角色与教师的数据素养密切联系起来,旨在帮助教师理解并使用数据,指导教学进度,与相关利益者进行沟通,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与指导,最终支持学生实现学习目标。标准提出教师应“使用数据驱动教学”,明确教师利用大数据进行教学的途径与要求,目的与意义,对提升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五、对我国相关标准制定的启示

(一)重审信息时代教师的角色与定位

《地平线报告:2017基础教育版》中提到“怎样重塑教师角色是目前没有找到方案的,有难度的挑战”。信息时代教师角色不再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具有多重角色,且能够在不同角色中自由切换。2017版《教育者标准》尝试解决这一难题,针对教育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使用,为教师设置了七种角色,每种角色又有3-4项应达到的具体标准。教师应担负起七种角色所赋予的使命,同时达到这24项具体标准的要求。这一标准为今后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的制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在我国制订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时代赋予教师的新角色与新使命,教师不仅需要具有传统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能力,也要具有为学生营造信息化学习环境的能力,适时参与学生学习过程的能力,利用数据分析学生学习情况并进行反馈的能力以及为学生学习做出表率的能力等。因此,标准的制订不能单纯地站在某一角色立场上,静态地看待教师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的职责与作用,而要多角度地分析信息时代发展对教师提出的各种新要求,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到相关标准的制订中。

(二)思考师生教育技术标准的一体化

2017版《教育者标准》产生最为直接的动力之一是2016版ISTE《学生教育技术标准》的制订与出台。ISTE学生标准至今颁布了三个版本,分别为1998版、2007版与2016版。从时间上来看,最近两个版本都在教师标准颁布之前一年出台,二者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充分呼应。1997版教师标准和1998版学生标准的首要维度都是对计算机基本操作与概念的掌握;2007版学生标准与2008版教师标准均强调创造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2016版学生标准与2017版教师标准则突出学生在信息社会中的各种身份与教师在促进学生实现这些身份中所扮演的角色。

ISTE学生标准与教师标准间的关系表明,教师标准需以培养学生的方向与目标来进行设定。2016年9月我国《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颁布,其中对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5]进行了规定。因此,我国在制订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首先制订出我国各年龄段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学生标准相互呼应,互为依存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

(三)配合国家教育信息化战略

2017版《教育者标准》产生的政策背景是美国教育部2016版“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以及2017年对其所进行的修订。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已有1996、2000、2005、2010和2016五个版本,它是美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总结美国教育信息化已有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

2016版“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对美国现有基础设施与数字资源等发展成就进行了回顾,指出美国在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数字鸿沟、教学模式、教师培训、评价体系[16]等多方面的问题,并由此提出强调教育技术的领导力,倡导终身学习,重新定位教师与学生角色等解决问题的思路。ISTE2017版标准对教师角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针对“国家教育技术计划”提出的问题,展开的深入研究。

我国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方面也不断出台重量级的国家政策,如《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这些文件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难、发展的方向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都有较为清晰的论述,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17],“建立健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18],“推动教师更新观念、重塑角色、提升素养、增强能力”[19]等。在制订我国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时,应充分考虑这些政策的内容与要求,将教师能力标准置于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与思考,才能真正实现教育信息化各要素间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四)注重标准的时效性与前瞻性

从1993到2017的24年间,ISTE平均每隔4.8年对教师教育技术标准进行一次修订,不足5年的间隔周期也体现出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速度。由此可见,ISTE已充分认识到,对教师教育技术水平的要求一定要能真正引导教师服务于人才培养与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而不应对这一进程造成阻碍。这一点从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制订与颁布的五个版本的《AECT标准》(1982、1994、2000、2005、2012)中也可窥见一斑。每一次修订都融入了教育信息化的最新发展动态,力求以更为先进的理念引领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发展,并以此来指导实践。

至今,我国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一共出台过两项,即《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20](2004)与《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21](2014)。两项标准颁布间隔长达10年,这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态势及其融入教育的速度是不同步的。从内容上来看,两项标准充分考虑了我国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但相对少地运用动态、发展的眼光考察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势问题。因此,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的制订,应对教育信息化发展速度与前景有足够的预期,避免出现政策的指导性在短期内丧失的情形。

结语

ISTE2017版《教育者标准》以其与美国教育信息化战略政策的高度同步,与学生能力标准的一体化思考,注重标准的时效性与前瞻性等特色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标准最大的可借鉴之处在于其赋予教师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以不同角色,将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置于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虑,使得标准的研究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成为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链中关键的一环。虽然该标准还存在教师各种角色之间能力指标重复,指标的层次性与逻辑关系不够清晰,部分能力指标的表述略显空洞等问题,但其对于我国教师相关能力标准的制订仍具有较强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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