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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行云 曾任美国社会学理论旗帜刊物Sociological Theory主编的Mustafa Emirbayer，在该刊物的编辑方案中，粗略地对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理论家，划分了三个世代： 六零后（即60-80年间博士毕业）： Wright,Joas, Alexander, Swidler, Camic, Abbott, Somers, Burawoy, Calhoun, McAdam,Zelizer, Fligstein, DiMaggio, and (Patricia Hill) Collins, Sewell 八零后：Brubaker,Lamont, Steinmetz, Gorski, Adams, Martin, Wacquant, Wimmer, Smith, Lichterman,Bonilla-Silva, Emirbayer 零零后：Tavory,Reed, Benzecri, Khan, Decoteau, Desmond, Vaisey, and Lizardo Emirbayer勾画出的学者群像，呈现了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社群的分殊与共相。我根据《Sociological理论大缸》以往的推送，例如Abbott专辑、Emirbayer专辑以及Steinmetz,Reed等人的文章，梳理一些观察。 此部分涉及的往期推送： 活着的美国社会学理论家有三代？关注哪些议题？《ST》主编Emirbayer透露 一、从彻底告别帕森斯开始 对于“六零后”来说，在他们求学阶段，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理论福利：虽然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在1979年出版，赶上这一世代的尾巴，但更为完整的《社会的构成》要到1984年才诞生。不幸的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虽然在1972年就有了法文版，但要到1977年才有英译本，更不用提1980年法文版、1990年才有英译本的《实践的逻辑》。 这意味着什么？或许，Alexander可能是最后一个还和帕森斯硬碰硬的学者。因此，我们今天才将他视为与Giddens,Bourdieu的同时代的理论家。 但是，从二战后开始“反帕森斯”，历经了Mills等世代，反帕森斯的学者们争斗，很难说在六零后的作品中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到了他们读博的时候，更似乎是个“理论真空期”，以致于当1980年代开启的布迪厄—吉登斯理论引入潮中，Calhoun，DiMaggio，Sewell以及八零后的Wacquant等学者，充当起“带路党”。 DiMaggio早在1979年AJS就发表了对《实践理论大纲》的书评；Sewell1986年也在AJS上运用Giddens的理论来批评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了。Calhoun（后来就任LSE院长）也作过《实践理论大纲》的书评人，也在90年代初组织过欧美学者评论布迪厄的作品。 这一代人，不再有帕森斯的阴影。 此部分涉及的往期推送： 从霍布斯秩序问题到微观-宏观问题：Sewell评科尔曼（AJS1987） 二、在理论与经验中复兴实用主义 试想：六零后、八零后学者，在理论真空期，在布迪厄或吉登斯还没有被美国社会学完全接受时，能读到的还有什么理论作品呢？ ——本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这里的实用主义一词，往往被泛化地形容美国社会学的性格。但这里不是，而只是指杜威、詹姆斯、米德等人所开创的实用主义哲学。 这一点，倒也未必由美国人来完成。 确实，尽管Mead被奉为古典社会学理论家，我们从不习惯将他列为古典三大家或四大家之一。尽管象征互动论（Blumer等人）在反帕森斯遗产过程也不乏对实用主义的继承（例如situation,interaction的概念），但在理论抱负上恐怕也只有symbolic interaction那几个刊物和Societyfor the Stud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的保留区了。 当然，未必由美国人来完成，意思是还有：Hans Joas——作为少有的、来自欧陆的、专研并发表实用主义的理论学者（当然，哈贝马斯也依赖过Mead），自1979年博士毕业、1985年开始和芝加哥大学合作，并于80-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像George Herbert Mead. A ContemporaryRe-examination of His Thought(MIT Press, 1985), Social Action and Human Nature（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88），The Creativity of Ac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对这一理论复兴浪潮有过作用，但只要看他的1985年作品，是在MIT Press出版，却显得有点奇怪。显然，MIT press不是美国社会学（尤其是理论界）的top出版社，而在1985年开始赴芝加哥大学定期访学或任职，之后的实用主义作品，便多是以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出版了。 到了八零后呢？例如Emirbayer，是同时兼顾Bourdieu研究与实用主义研究。他发表的一系列的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的作品，例如“Manifesto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AJS, 1997），“What is agency”（AJS,1998）都引入了Mead，Dewey的作品。 让实用主义复兴的，也离不开分支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合谋”。 从分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承担了比urban这些领域，更多地与社会学理论沟通的任务。在文化社会学里的Swider的 “文化工具箱”、在Brubaker关于族群的研究，Zelizer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Abbot在职业社会学中的生态取向，都无不以实用主义作为基调，例如，反对分析性族群主义、倡导situation-based，摆脱过重的the given的束缚，强调problem-solving。 此部分涉及的往期推送： 重新发现布鲁默：从joint action概念入手（Azarian,2017） 三、只新增了两个学科基础词汇：时间与关系 复兴实用主义、引入与发展吉登斯—布迪厄，究竟让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成长了多少？进一步讲，让社会学理论突破了多少？如果以严格的“突破”的话，那么其实少得可惜。 我的看法是：如果以社会学的学科基础词汇来说，只有两个概念被放大了很多：时间（time, temporality）和关系（relation,relationship, network）。 相较于社会学里已有的结构、行动、能动性、文化这些基础概念在当时的欧洲或古典社会学里都有不错的基础，那么这两个概念的“概念化”水平却在社会学里是比较薄弱的。 虽然不否认，制度这个概念也在社会学里得到了更多的发展，但更为跨学科；关系这个概念在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Lizardo眼中的Radcliffe-Brownian）也有体现，但是在经验研究中更为发挥，在理论上更有提升的，却还是要等到当代美国。 把关系或网络放在一块，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方面，布迪厄场域/资本理论的引入，将“结构”理论重新构作为更为关系取向的理论视角；这方面，进一步以八零后John Levi Martin（AJS,2003），六零后McAdam和Fligstein（Sociological Theory, 2011）以及Harrison White， 或者上述的Emirbayer的关系社会学的加持而在理论上发扬。同时，在实用主义传统下，如Abbott等人推动relationalprocess视角，更似乎成为现在的一些经验研究的口头禅。另一方面，经验技术上在networkanalysis确实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回归分析的图景，而这些技术又与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分支社会学密切结合起来，使了关系、网络这个概念从深层理论到浅层经验研究都得到了丰富和肯定。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也确实能理解，为什么Simmel会在当代复兴。 正如刚才提到的“关系—过程”视角，过程一端尽管没有如Abbott期许得那样，以processualsociology出场，但在time/temporality的理解上却也是有了长进。 由于社会学对时间的理论挖掘一直薄弱，直到Elias1992的Time: An essay，也很难说有什么重量的time/temporality的作品。Emirbayer在谈agency也不过是引入了Mead的《现在的哲学》，谈不上发展。Abbott可惜长于批判而疏于建构，对于temporality的讨论，只要看他的Time Matters一书被引用的章节就知道，他讨论的伯格森—怀特海—米德的那章，排列太靠后的原因也可想而见，在社会学理论界的引用也远不及他批判别人的几个章节。 但是，理论上的薄弱，却得到了经验上的补充。历史社会学把temporality这个概念，从历史学带了进来。当然，这个过程，离不开WilliamSewell Jr.。 为了证成历史社会学的学科正当性（社会学如何谈“历史”），身为历史学家的Sewell从event的角度讨论temporality中的路径依赖、全局偶连、历时的因果异质性。 此部分涉及的往期推送： ASR新文| 冻卵，如何让女性不再为生孩子而找伴侣：生命历程的时间预期研究 时间、因果性与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成伯清商榷（孙宇凡，2017） 关系/形式网络与历史社会学：革命与国家形成（Annu. Rev.2017) Granovetter能得诺贝尔奖?看看《弱关系》是怎么被ASR退稿的 10+1学者群殴历史社会学第三波：评《RemakingModernity》 四、第三轮外来者：帕森斯、布迪厄—吉登斯之后的批判实在论 如果说六零后学者是彻底告别帕森斯一代，八零后是全面拥抱布迪厄—吉登斯一代，那么零零后则体现了更强的综合取向与经验取向。 这种综合，既来自于对布迪厄、吉登斯的“本土化创新”，如：从Bourdieu到Martin,从Giddens到Sewell，也来自于产生了一轮的理论化的动力：causality（因果性）。 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关系—时间概念，都已经是“后实证主义”的时代的理论思考。由于诠释论取向的长期发展不足（这和现象学传统在美国社会学的极度衰落有关），另一支有所共鸣的英国传统被引入进来：批判实在论。 尽管英国和美国都共享了Giddens，但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被理论地发展。Giddens将结构与行动的centralconflation/duality也颇得实用主义的共鸣，但却被英国社会理论界的另一支：批判实在论，如M. Archer, Elder-Vass等社会学者仍主张dualism所不满。 在八零后中，就有Steinmetz,Gorski和Smith三位都参与了这场引入运动。可以说，美国社会学历史上，已经面临了三波外来者： 第一波外来者是以帕森斯为中介的涂尔干与韦伯（1930年代）（姑且不算更早的Simmel在AJS上发文） 第二波外来者是布迪厄—吉登斯（1980年代） 第三波外来者是巴斯卡等人的批判实在论（2010年代） 更加注意汇聚因果性（conjunctural causality），更加接受机制（mechanism）论述，更加接受生成性，更加强调contingency，尽管并非同脉同义，但都为批判实在论提供了基调。 除此之外，批判实在论也是看到，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始终面临如何解释宏观社会变迁的瓶颈，也在当代作品里没有原创性理论（习惯地借用Mead等人的分类罢了）。因此，Steinmetz,Gorski和Smith等学者才会发出Whatis Critical Realism? And Why Should You (2013)的自信。 毕竟，就像美国社会学家会调侃的话：我们不能再一直等着下一个法国理论家出现了。 但是，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批判实在论，或者仍细微的诠释论，都为更广泛的对话提供了可能。例如，实用主义也想要发展机制解释（例如Tavory,AJS, 2013; Gross, ASR, 2009），文化社会学也不想再局限culture in action，而是deepculture in action （Reed, 2015），批判实在论也接受weakconstructio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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