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学生恋爱关系中的性文化情节比较

来源：质性研究

编辑推荐：虽然这是一项十二年前的研究，但其中所涉及到的方法、话题和结论都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学习和审视！青少年的性教育对个人及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看待青少年的性教育以及树立怎样的性教育观念显得尤为重要，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中日大学生恋爱关系中的性文化情节比较

索格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雅格 日本上智大学

土屋晴香 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

孙忠欣 复旦大学

中国青年研究 2008年第1期

摘要：本文结合Kenneth Burke的“拟剧法”以及Gagnon和Simon的“性脚本”理论研究中日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文化情节。收集研究数据的方法主要采用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对比发现，中日大学生的性脚本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女性“贞操”这一话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文章最后通过分析制度变革与文化政治解析中国性脚本的发展以及中日性脚本的差异。

关键词：中日大学生；恋爱；性文化；比较

一、引言

1.文献调研

近几年，大学生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性行为研究的焦点对象之一（Bailey，1988）。我们注目于大学生并非因为他们的性观念尤其激进；而事实上，国内关于性行为的调查总体上显示，国内大学生的性行为比社会上其他人群更加保守（潘绥铭，杨芯，2004，2007）。我们之所以选择大学生为样本，是因为大学校园本身的特殊环境以及他们在此期间所要经历从少年到青年、从学校到社会等人生的重大转变。

当代全球通俗文化对不同国家地域文化的影响愈来愈深。加上因特网的发展，使得中日两国大学生们面临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日益趋同。然而，在婚前性行为的许可程度方面，两国大学生却存在很大差异。相比日本学生，中国学生进行的可能会引起性关系的约会行为和亲密身体接触的比率较低（参看表1），而发生过婚前性行为的人数也只有日本学生的一半（参看表2和表3）。在中国，许多大学生仍然不赞成任何前提下的婚前性行为，也有不少学生仍然非常看重女性的贞操（潘绥铭，杨芯，2004）。

相比之下，日本的调查显示：只有大约3～4%的青年认为应该等到结婚或者至少正式订婚之后才可以发生性行为（东京都幼稚园.小.中.高心障性教育研究，2002）。尽管两国大学生在性观念上存在差异，研究发现中日大学生的性行为同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一点在女大学生中表现尤其突出。

有两项研究曾对中日大学生的性行为进行过比较，发现两国学生在性态度与性行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张丽霞等，2002；王红，2005）。张的调查发现，日本只有不到1%的大学生没有经历过“初恋”，75%的大学生的“初恋”发生在小学甚至更早。而在中国，有22%的大学男生和36%的大学女生没有“初恋”经历（张丽霞，2002）。对待婚前性行为，总体上，日本学生比中国学生更能接受婚前性行为；就性别而言，中国的女学生比男学生要保守得多（王红，2005）。

尽管定量研究方法一直以来在研究方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以上提到的这些研究，都是以封闭式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的。就婚前约会行为及性行为的研究而言，封闭式调查问卷无法对被访者的主观含义及这些行为的社会意义做出详细的定性分析。鉴于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对性行为脚本的定性分析，探讨中日两国不同背景下婚前性决定的文化释义，并解析大学制度和文化背景如何促成了这样的差异。

2.性脚本理论

在一些性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关注性生理或心理机制，Gagnon和Simon关注分析性行为的文化和社会构建，提出了性脚本与“性举止”的概念及其模式。该模式指出，性行为经常按照“脚本”进行，而脚本情节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影响（Gagnon and Simon，1973；Gagnon，2004）。Gagnon和Simon所指的性举止并非简单的人际或心理层面的程序化的性行为，而是同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即“文化情节”（cultural scenarios），“人际脚本”（interpersonal scripts）与“内心脚本”（intrapsychic scripts）。其中，“文化情节”指的是由社会所定义的而且通常是制度化的用来规范性行为的言论；“人际脚本”指的是由社会或制度所规定的性交往模式；“内心脚本”指的是那些由个人构建的关于自己性行为与性幻想的内化叙述（Gagnon，2004）。

本研究重点探讨对中日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情节。我们将采用Burke用以分析人类行为文化构建的“拟剧法”（dramaturgical approach）的改良版本来分析文化情节。Burke将一种行为或事件的文化分析分为五个部分：行为本身（act），场景（scene）或环境（context）、行动者（agent或actor）、能动性（agency）或行动手段（means to action）以及行动的目标（purpose或goals of action）（Burke，1989）。我们运用稍做修改的术语，围绕着被人们接受的婚前性行为脚本的行为、情景、目的、参与者和媒介等特征，来比较中日两国被访者所描述的婚前性行为所发生的主流文化情节。

3.数据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在中日进行的关于恋爱经历的访谈。此访谈采用开放定性研究的方式进行，研究重点为在校大学生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中的异性恋情侣。通过访谈，研究者可以用社会个体自己的语言理解其思想观念，同时能发掘有关文化规范与社会环境的详细描述（Weiss，1995）。

 

在中国开展的研究采用了个人访谈和焦点组访谈两种方式。其中，68份个人访谈中，男性33名，女性35名。35名被访者已经参加工作，33名仍然是三年制大专或者本科在校大学生。焦点组访谈包括十组单独的群体采访，涉及43人。其中只有一组由五名高中生组成，其余9组全部由大学生组成。日本的样本包含135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87人。受访对象中有78名是东京地区两年制或四年制大学的全日制学生，其余57名已经参加工作的受访对象，53名取得了大学学位。我们本次的比较分析也以大学生部分为对象。对于本次比较研究，我们将以样本中的大学生部分为主。

二、被认可的婚前性行为的主流文化情节

1.被认可的性行为——对初次性行为的定义

研究发现，对于许多中国的被访者而言，婚前性行为意味着“失贞”。当谈到和约会对象发生性行为的意义时，他们都提到了“贞操”这一概念，并将其与责任相联系。在他们看来，一个女性的贞操应该受到她本人以及男友的尊重与保护；发生了性关系的女性就不再完整了，因此许多被访者坚持男性应该对性关系所产生的后果负有更大的责任。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许多女性拒绝和男友发生性关系；许多男性也迟迟不和女友发生性关系，尤其当他们的女友还是处女的时候。

我怕，她也怕。这种事情发生，对她来说，不完整了。当然我是没有处女情结的人，但是，我担心将来她和其他人在一起，其他人要是有处女情结，会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中国学生，男，22岁）

大多数日本被访者没有期望女性在婚前保持贞操，也不认为第一次性关系意味着一方应当负有特别的责任。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被访者，通常觉得“失贞”是自己决定的事情，而且是走向成人的一个实质性阶段，更是一种需要被实现的社会期望。男性经常用“丢掉”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已经是成人了。同时，他们也不会看重女性的贞操。对我而言，在我失贞之前，它只不过是一个障碍。

我想要尽快摆脱这个障碍。在日本，人们常说要把贞操丢掉，因此我想要快点丢掉它。我不会珍惜贞操，我只想在某个地方完成这样一件事，人人都渴望去试一下。因此我的心态就是很想尽快失去贞操。我想要快点经历这件事。在我失去它以后，我觉得我或许可以等待长一点时间。但是当我还是处男的时候，我真得非常期盼它的发生。我也没有后悔。（日本学生，男，20岁）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第一次性行为的文化情节包含一种女性遭受损失、男性责任更大的意义。对于日本学生而言，理想状态的第一次性行为更看重其作为向成人转变的通道这样一个意义。

2.被认可的性行为发生背景：稳定恋爱关系

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日本学生，被广泛接受的性行为都是发生在一段双方投入的恋爱关系中。然而，当谈到性关系时，大多数中国被访者认为对两个人未来的承诺应该是发生性关系的惟一前提，发生性关系有利于巩固这一承诺。对他们而言，性是爱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两个人结婚的前夕发生性关系。

在一定条件下，我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大家确实是达成了这种默契，尽管没有婚姻这道契约约束，但是已经达到某种社会约定俗成的约束。比如说，双方父母都默许了，可以一起发展，达到恋爱的高级阶段的时候。这时，领不领结婚证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还有一个物质准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学生，男，24岁）

日本的被访者也认为投入的恋爱关系是性关系发生最能接受的前提。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日本被访者提到的“约定型”（付き合っている）恋爱关系中。在日本，典型的恋爱关系从表达好感并提出两个人正式进入一对一的关系开始。在这样的关系里发生性行为在日本是毫无争议的，几乎没有日本大学生认为谈恋爱的情侣不应该发生性关系或者认为人们应该等到计划结婚的时候才可以发生性关系。在“约定型”的恋爱关系中，发生性关系和考虑结婚是不相干的（尽管在恋爱过程中，也经常出现结婚的想法）。对日本学生而言，一旦“约定型”恋爱关系建立起来，要想不发展到性关系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就我而言，我的性伴侣只能是我的女朋友。我从来没有和我固定的女朋友以外的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我可以理解性欲望需要及时解决，但是对我来说感情和亲密度要重要得多。（日本学生，男，22岁）

 

简言之，中日两国的被访者都认可在投入的恋爱关系前提下发生性行为这一文化情节。然而，他们对投入的期待却相差甚远。日本学生强调在单一关系的前提下发生性行为，但是没必要承诺结婚。而中国学生所能接受的婚前性关系的情境更加广泛。一些中国学生的恋爱关系概念和这个更加注重现在的“约定型”关系的概念非常相似。但更普遍的事实是，中国学生重视对未来的投入，也就是传统意义上对婚姻的规划。

3.被认可的性行为目的：彼此相爱、表达情感

关于性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有一点是被中日两国学生广泛认可的。那就是，爱或感情是发生性关系的动机，表达感情是发生性行为的目的。这不仅适用于双方投入的恋爱关系，而且“有没有感情”有时也被用来判断其他关系中的性行为是否正当。

两个人喜欢的话，做那种事情，不能说做过一次，就要对你一辈子负责什么的，你也不会因为跟人家有过那样的关系就一定要一生相守。不过不要轻易发生这种事情，一定要是真心相爱才可以。（中国学生，女，22岁）

对中日两国的大学生来说，这种感情标准隐含着对那些没有感情基础、纯粹为了肉体愉悦而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的道德批判。中国学生总体上而言，对于没有感情基础的性行为更加批判。某些日本学生对此种做法同样也持否定的态度：

绝对地，我不可能和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发生性关系。有一些女孩会和任何人发生关系，但那不是我，我不喜欢那样。（日本学生，女，24岁）

在中日被访者当中，感情这一前提的提出似乎在女性中间更加普遍，许多中国和日本男性也认同这一感情的脚本。

我是个男人。不错，我想为了快乐而发生性关系。但是对我来说，性是和她更加亲密更加了解她的工具。尽管我有性欲望，我不想要和随意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我只想和我爱的女人做这件事。（日本学生，男，21岁）

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所表达的性行为的动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一般都会把“感情”和亲密投入的恋爱关系相结合。感情既是关系投入的基础，也是性行为的动机。

4.被认可的性行为者：成年之后还是性使我走向成人？

中国的被访者通常认为性应该发生在有责任感的成人身上。他们普遍认为对于年级小的学生（尤其是高中生）连约会都不应该，而发生性关系更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危险的。这种看法和学校的校规也是一致的。许多人认为大学阶段才应该是谈恋爱或者性行为最早开始的时期。

我们一致认为20岁以上可以尝试恋爱了。理由是：20岁，青春期成熟了，高中毕业了，没有升学压力，可以好好谈恋爱了。（中国学生，焦点组）

其他也有一些中国被访者觉得性关系最好发生在那些参加工作或者即将从学校毕业的人身上。他们通常认为，当一个人有了婚姻的经济基础，并准备好抚养小孩以及其他一切性关系可能产生的后果时，他才可以发生性关系。

张：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年龄可以这么做了呢？

杨：我觉得在二十二岁之后吧。在那个年龄之后，自己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万一遇到一些意外，自己就可以应付。

张：是些什么意外呢？

杨：比如怀孕。（中国学生，焦点组）

总的来讲，中国学生会把成年甚至是经济独立作为性关系的前提。虽然在学生中发生性行为的人数快速增长，但是增长最快的仍然是那些21岁以上的学生，通常就是那些即将参加工作或者准备好要步入社会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2007）。相比之下，日本的学生将性关系与完全成人相联系的情况要少得多。下面也将谈到，日本高中生发生性行为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发生性关系是一个人长大的一个渠道，而不是成人的专属。性经验，作为成年的一个方面，和成人的工作、婚姻、家庭以及抚养小孩之类的责任是不相干的。

5.性行为方式：性是自由的相互的行为

被认可的性行为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自由意志、互相认同。大多数被访者认为人人都有权做出自己性行为的决定，虽然大学校规反对婚前性行为。绝大多数的被访者认为性行为至少应该是你情我愿的，其内涵意义当然是两人赞同、没有强迫。然而，其外延意义包括两个人都有性欲，两个人都享受性交并获得性愉悦。这种对相互性的外延含义的表述可以在一位日本男生的描述中显示出来：

如果她不想发生性关系，而我去强迫她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不会开心……我认为当你想要发生性关系时，你就要享受这个过程，感觉很棒！（日本学生，男，21岁）

这种将相互性原则延伸至欲望与享乐方面的定义一直是不太明确的，在实践中，这种延伸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而被狭隘的定义为“同意”发生性关系。

三、运用性脚本文化情节来比较研究中日大学生性文化的结论

1.解读中日性脚本的差异

（1）中国制度上对成年的延迟

Simon和Gagnon认为，文化情节最强大的制造者就是国家制度。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前三十年中，官方的意识形态一直将婚前性行为视为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之一（Yan，2003）。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年轻人可能被控“流氓罪”而被捕，或被送到少管所。这样的做法在上世纪90年代已不多见，但是初高中教育还保留着严禁婚前性行为的校规。自从2001年对考大学年龄限制的取消以及2003年新婚姻法的颁布，国家教育部于2005年出台政策允许大学生在校期间结婚。不少中国的大学也开始修改校规，对待发生非婚性行为的学生给以比以前更宽容的处理或更多是视而不见。在实践中，当今上海大学生似乎很少因为发生非婚性行为而受到严重处分的。我们的被访者也提到他们几乎感觉不到校方禁止非婚性行为的压力。

高中校规对于学生谈恋爱的限制可以说是延迟国内青少年性成年的重要的制度性因素。1999年一份国内高中生的调查显示，只有14.6%的男生和5.8%的女生曾经有过和异性接吻的经历，不到3%的学生有过性交的经历。对于等到结婚才发生性关系的观点，有50%的男生和68%的女生认同（杨雄、姚佩宽，2002）。这种性成年的中国式定义就是制度影响现存文化情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全国范围内的中学都有政策严格限制学生谈恋爱，并将中学生谈恋爱定义为“早恋”。

和中国相比，日本的高中很少有制度禁止学生谈恋爱的。即使有高中还保留一些禁止异性亲密接触的书面规定，或一些要求男女生保持“清白”关系的模糊规定（中村，2006），这些规定真正被执行的却很少。学生完全不理会这些制度，老师也对学生的恋爱行为熟视无睹。

（2）解读中国的贞操标准

中日婚前性行为文化情节最显著的差异可能在于对这种行为本身的理解不同。中国被访者通常将第一次性关系和女性“失贞”与男性需要“负责”这样的观念相联系。“处女情结”就指的是男性在意女性贞操的同时，女性也在意男性怎样看待她们。与之相关的就是一种被人们认为是“男人怎么想”的“性名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年轻女性从一个虚构的男性的角度来判断她们自己的性举止（Holland，1996）。

本研究则显示了一幅更加复杂的画面。许多年轻女性开始忽略“脑子里的未来男人”。她们和男朋友发生性关系，然后很洒脱地和他们分手，这就违背了从一而终这一贞操的基本原则。同时，男性也越来越能接受非处女的女友或结婚对象（Farrer，2002）。访谈显示，年轻女性似乎更担心父母怎样看待她们的性行为。许多女性坦言她们的母亲会警告她们要“自重”，不要轻易发生婚前性关系，以防“被欺骗”（失贞）。因此，许多年轻女性更关心的是“母亲怎么想”而不是“男人怎么想”。

日本的父母可能也会告诫他们的女儿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但是这种警告的语气似乎要温和得多。许多日本的父母似乎更愿意对其大学生子女的性行为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大多数日本父母是在上世纪70年代性革命期间或之后成年的，因此原则上并不反对婚前性行为。很多被访者的原则就是自主决定但不宣扬去约会并发生性行为。父母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与年轻人对待他们父母的态度是中日大学生对待第一次性行为不同脚本产生的关键性因素。

2.分析性脚本的变化

我们已经谈到变革中的大学制度是中国性文化情节发展变化的一个原因。文化政治与媒体形象似乎是另一个诱因。中国长期以来强调女性贞操，而日本对于女性贞操的限制却很少。在20世纪，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走现代化路线的人都强调防止青年性堕落有利于建设强大的国家。到上世纪30年代，中日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都开始谴责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婚前性行为。

中国的出版物曾完全杜绝青年性行为的话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多数研究者开始将学生的性行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这样反而提升了贞操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Peietal，2007）。到90年代，通俗杂志对于婚前性行为的讨论变得不太批判了，但内容还是要经过那些中年编审人员的严格把关（Farrer，2002）。直到90年代末，一些赞美未婚女性性自由的小说才开始公开露面。但是公众性文化最明显的突破还是网上对于性问题的讨论，其代表就是“木子美”的网络博客。因此，网络革命可能是中国婚前性行为的脚本走向合理化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Farrer，2008）。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印刷品很早就放宽了对婚前性行为话题的限制。二战后，新式的流行小报上经常出现各种各样有关另类性行为的讨论（McLelland，2005）。欧美的文化产品也充斥着开放的日本市场。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情侣之间发生性行为到20世纪70年代时开始成为主流。因此，日本婚前性行为脚本的自由化比中国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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