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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扬雄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 在中国艺术史上，有“文如其人” “书如其人”等说法。这里的“人”以及“心画”的“心”，一般理解为人格、人品。有批评家认为人格决定其风格，人品决定其作品，并强调其普遍的适用性。但不能绝对化的判断，人与作品的关系，从其作品中并不能看出其人品如何。 张瑞图曾为权奸魏忠贤书碑，王铎曾仕两朝，但二人之书并非骨力柔弱，相反，而是笔力雄强，气势壮阔，批评家们对其书往往因其人而作否定性的评价。但是，清代伊秉绶的品评却值得注意。他不是涵盖一切地把书品和人品混同起来，而是敢于正视客观实际，承认书格有不同于其人格的可能性，从而不以人废书。 蔡京的书法作品 此书法作品为蔡京在宋徽宗《听琴图》上的一段题诗 书法不可能表现人的邪正善恶，较难表现人格，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性格，度因为前者是伦理学术语，后者则是心理学术语，是人的态、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它“无善无不善”(《孟子·告子上》)。一般来说，书中之“人”可表现为气质、功力、学养、才识、志趣、习惯乃至情性等先天禀赋的或后天形成的个性特征。书法艺术家不是写字匠，应具有以下6个层面的素质。 第一：气质这里的气质有人气质的成分又有书写表现出的气质。张怀瓘《书断》指出，书法的成就，“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其中“天然”就是先天禀赋的气质、才气之类，“功用”就是后天形成的功力之类。古代人认为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刚柔、缓急、动静、智愚等都包括在气质之性内。元代陈绎曾《翰林要诀》则从书论角度把书家分列为清、和、肃、壮、奇、丽、古、澹八种“气”，它们是由种种不同的主客观条件形成的，这就不完全是先天的气质了。苏轼《和董传留别》有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诗书气自华”阐述了读书与人的修养、气质的关系。读书的作用不仅在于积累知识，还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日积月累就会使人高雅、脱俗的气质。这里也充分说明，气质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提高。 陈绎曾还说，“八种交相为用，变化又无穷矣”。以上各家所提出的种种见解，它们相互之间不无重合交叠之处，但种种类型之间也有种种交叉，因此，人们不同的气质必然表现为组合结构的多样性。 气质的某些长处，在伟大的、杰出的书家笔下，可以发挥得很充分而臻于极致。就书家的主体个性来说，趋于动、趋于静或持中和，均可凭借其他主体因素而各见其美。刘熙载《艺概·书慨》说：
王羲之《十七帖》局部 这是指出了两种典型的书法气质的区别。王羲之持于中和而偏于静，张旭则偏于动。王羲之的书法如静静地流淌的溪水，正如孙过庭《书谱》所说：“志气和平，不激不厉……”人们从行书《兰亭序》到草书《十七帖》，都可窥见这种“王羲之气质”。至于张旭，则是豪荡感激、飞溅奔腾的急流，如朱长文《续书断》所说，“每大醉，呼叫狂走，下笔愈奇……既醒视之，自以为神”。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或《肚痛帖》，就涌动着这种气质。而书法中无论是静水流淌式的“王羲之气质”，还是飞流急湍式的“张旭气质”都离不开书家主体独特个性的表现。 第二、功力如果说，气质既有先天禀性，又有后天充实，那么，功力则纯粹靠后天练习得来。黑格尔说艺术家的才能和天才虽然确实包含有自然的因素，这种才能和天才却要靠实际创作中的练习和熟练技巧来培养。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曾说：
书法特别需要熟练技巧，书家只有通过勤勉的练习和长期的培养，才能应付自如的创作和笔墨审美化。古代书论十分强调书家的“心不厌精，手不忘熟”(孙过庭《书谱》)，解缙《春雨杂述》更举出一系列史实：
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 书法史上这类用功故事不胜枚举，成为佳话美谈。说明了书法“非一朝一夕所能尽美”(徐浩《论书》)。有了这种功力，用笔使墨才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正因为如此，祝允明《论书卷》说：
王羲之曾说：
通过比较，这已见出张芝、锺繇、王羲之在书法功力方面的个性差异。庾肩吾《书品》则认为：
指出他们由于工夫等主体因素的组合比例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个性。 周星莲《临池管见》说:
苏轼学书的特点是凭其超颖的天资，多看，多悟，多变通，全从虚处着精神。他不拘于抄帖描碑，主张在观照中心摹手追，得其用笔之意。这种功夫里，确实是“有人，有我”。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书法天趣盎然，真意洋溢。黄庭坚则着意于用笔的擒纵，他无一笔不自空中荡漾因而书法纵横开阖，奇姿百出，如《松风阁诗》、《诸上座帖》等，无不如此。米芾则手不释笔，临摹可以乱真，书写蝇头小楷也能悬腕提笔，终于集古成家，独具个性之美。 黄庭坚《松风阁诗》 第三、学养《文心雕龙·神思》：“积学以储宝”丰富的学养对书法创作很有作用。书家应有文学、史学、哲学、美学、文字学、篆刻学、金石学、考古学以及书法史、书学批评史等多方面的修养。何绍基《题蓬樵癸丑画册》写道：
意思是说书家尽量饱读经史子集，做到胸蕴万卷，因为只有内蕴充实，才能外显滋美，这就应了孟子语“充实之谓美”。何绍基显然是主张书法作品应有“士气”应除“匠气”。杨守敬《学书迩言·绪论》也认为，学书要“学富”，若能
这是总结了历代书家创作成功的经验。而这当然离不开“积学以储宝”。只有学问蕴蓄于内，书卷气才能华滋于外。 欧阳修书法 在中国书法史上，苏轼法书的书卷气历来受到批评家们的誉美。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有了书中客观化、脱俗化了的“我”，同时也出于接受中对于其人其文的联想，这是由书而人，由人而书的往复结合。赵孟频《评宋十一家书》说，“欧阳公(修)书，居然见文章之气”，这足以说明书学修养乃至视域的广度和高度。书家若能自撰诗文，更能见其学养甚至才气了。至于笔下出现了错别字病句；所落之款、所铃之印，凡此种种，也均颇能见出书写者的文化修养、水平态度。所以书法不纯是单一艺术，作为创作主体对象化的书法作品，应该说它是书家内在的本质力量—综合实力的较全面展示。 第三、才识如果说“学”纯粹是后天的，那么“才”则是先天与后天的“合力”，它必须借助于“学”、“用”才能发挥其优势。《说文解字》释道：“才，草木之初也。”人初生的优异资质可称“才”，这是先天的禀赋。朱熹《论语集注·泰伯》说：“才美，谓智能技艺之美。”这又主要是指后天了。先天禀赋的才质与后天学得的才能互补互成，就能取得创作成效。 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对于才和学的合力，以苏轼、蔡襄为例论述。苏轼《论君谟书》说：
蔡襄《纡问帖》 蔡襄和苏轼天资均高，但一个是更多地书中学书，功底深厚，力求笔有师法，以传统特色见长；一个是更多地书外学书，人妙去俗，无意于佳乃佳，以抒写性灵取胜，这就是不同主体的才学结构见之于书书又能如其人之识，故曰“书可观识”。识比起才、学来，更为重要；它还是才、学之所钟，之所向。古代有关理论就指出：
书法创作同样如此，有了识见，就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取，知所决，才与学就能得到最佳的发挥。才、学与识是互为因果的。才的发挥和学的进展，能促进识的提高；而识的提高，又能保证才的发挥和学的进展。 第四、志趣与习惯陈淳《北溪字义·志》阐释朱熹心理学思想：
因此，如其志便是如其心之趋向，书家的这种“志”，就和“识”的取舍、审美情趣的抉择以及艺术偏好等结合在一起了，而这些是有可能在书法中加以确证和实现的，有史实为鉴。 唐代，在王羲之书风盛行的书坛上，诸家无不学王，而“虞得右军之圆，欧得右军之卓，褚得右军之超，颜得右军之劲，柳得右军之坚……不必兼擅而各诣所长”(王澍《论书剩语》)。这种各取所需，各诣所长，就表现了不同书家的“心之所之”，体现了“必欲得之”的不同志趣。 对于晋代书法，袁裒《评书》指出：“右军用笔内撒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内撇与外拓，这就是用笔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沈尹默这样阐释分析道： 大凡笔致紧敛，是内撅所成；反是，必然是外拓。后人用内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说大王是内撅，小王则是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釆显，华因实增。……内撅是骨胜之书，外拓是筋胜之书。 王羲之《游目帖》 王羲之书的内撇笔法，藏锋为多，使毫摄墨不使溢岀画外，其笔法之美，骨力凝聚，劲健紧敛，流美娴静，含蓄谨严，想象王羲之书写时那样地凝神静气，节奏也较舒缓，因而富有气味内含、风流蕴藉之美。王献之外拓的笔法，以露锋为多，节奏也较峭急，其笔法之美，筋里藏骨，柔中有刚，开廓润腴，妍妙俊逸，收放得宜而散朗多姿。因而其作品富于精神发露、华采辉耀之美。这是不同审美主体在笔趣选择上的个性分野，也是志趣的不同。 书家笔下不同的形态表现，除了联结着主体的气质、功力、学养、才识等以外，更是主体的“志”之所之，“趣”之所向，特别是由此而生的“习”之所成。《尚书·太甲上》云：“习与性成。”意为长期习惯于怎样，就会形成怎样的个性或性格。 第五、情性情，这里是指情绪、情感、心境；性，这里是指性格。显然人的性格秉性有先天的品质，也有后天在生活中养成的本质。一个人情性的形成，是先天的倾向、意向与那些生活期间，受生活印象的影响所养成混合物。对于那些才志学识均优的书家来说，主体性格是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于创作的。王澍《论书剩语》指出：
这已足以见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的主体性格对艺术风格的影响。再从理论层面上说，书家的性格，也有可能孕育岀笔下书法的特殊性。项穆《书法雅言·辨体》就说：“染翰之士，虽同法家，挥毫之际，各成体质……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资之所近也。”书法风格，是不同性格在作品中的客观化，是“性之所偏”、资之所近”的结果。 岳飞书法做【 从总体上看，在书法创作领域里，书家的气质、功力、学养、才识、志趣、习惯以及性格、情感乃至心境等众多层次按不同比例构成的主体个性，是一个错综、复杂、多元聚合的“有机生命体”。在这一“有机生命体”中，如果众多的层面在特定时空都经由主导性格“正面全向那里去”，并与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人格浑融一体，那么，其书法作品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于其特定的人格精神。才有可能增加主体性的广度和深度，书法作品才契合于实践主体的人格。书法艺术创作，只有在他们全身心地沉浸于最佳创作情境时，其天才笔下的书迹才能成为人格的某种确证。 书法家的艺术作品，才存在着心灵气质、才识趣味、情感心境等，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杰出的书法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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