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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Beijing Central Axis and Its Current Conservation State as a Cultural Heritage孙燕，郑楚晗，李梦静，邵龙飞/SUN Yan, ZHENG Chuhan, LI Mengjing, SHAO Longfei摘要：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的申报筹备工作始于2011年，并于2012年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近期也成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重点工作。本文旨在通过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和北京中轴线自身发展历程的回顾，简要分析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的界定，从世界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保护要求出发，浅析作为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当前在保护管理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关键词：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遗产构成，北京老城，保护北京“传统”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城楼，北至钟鼓楼，全长7.8km，纵贯北京老城的核心区域，被誉为北京老城的“脊梁”。近年来各类媒体报道不乏北京中轴线申遗内容，成为北京老城保护的热点话题之一。事实上，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的准备工作由来已久。2011年，北京市委即提出“应特别保护和规划好首都文化血脉的中轴线，并力争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1）。2012年，北京中轴线正式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7年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明确提出，“积极推进中轴线等项目的申遗工作，结合申遗工作加强钟鼓楼、玉河、景山、天桥等重点地区的综合整治，保护中轴线传统风貌特色”。如此，北京中轴线的世界遗产申报与保护工作成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作为文化遗产时间与空间范畴的框定、真实性与完整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基本保护原则与保护标准的建立，则成为学术领域争论的话题，尚未有定论。本文旨在通过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和北京中轴线自身发展历程的回顾，简要分析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的界定，从世界遗产真实性与完整性保护要求出发，浅析作为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当前在保护管理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图片来源：《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申报文本》，摄影：马文晓）“轴线”一词并非来自中国古代典籍，而是现代语境中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与考古学等多学科广泛使用的词汇，对应英语词汇“axis”。《韦氏大词典》对轴线的解释包括“方向、运动和伸展的主线，如城市轴线”2）。《牛津建筑学与景观建筑学词典》对轴线的解释为“引导平面两侧要素呈现对称性或对称分布的直线”3）[1]。现代主义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中指出，“轴线可能是人类最早的现象；这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方式。……轴线是建筑中的秩序维持者……轴线是一条引导目标的线……”[2]154这里，他强调了轴线存在的普遍性，并指出轴线在城市语境中的两点重要内涵，即轴线是形成空间有序布局的控制线；轴线也是具有很强目标指向性的路径本身。具体到北京中轴线的概念，形成时间较早而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可以追溯到梁思成先生1951年撰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他将“中轴线”作为北京老城格局的统领，以此强调北京老城格局严谨的规划与设计。“……北京是在全盘地处理上，完整地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贯通这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km，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3]55他笔下的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经正阳门、天安门广场、故宫、景山，北至钟鼓楼，天坛和先农坛等祭祀建筑群位于其两侧。中轴线既是控制北京老城“全部部署”的控制线，又是体验北京老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空间格局的游赏路径。王世仁先生在《北京旧城中轴线述略》[4]一文中绘制了清乾隆年间北京中轴线界面建筑的构成，将燕墩、六海水系、皇城、内城4座城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和德胜门）均纳入中轴线界面构成。埃德蒙·培根（Edmund Bacon）在《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一书中也盛赞北京老城的规划设计，“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一作品。这座中国城市……意图标志出宇宙的中心。”同时，他指出，“北京城的基本特性由中央运动路线通过各有特定色彩的4个区加以表达”[5]248，并以他的理解与感受绘制了他意识中的北京老城核心结构，其构成要素与北京中轴线颇有相似之处。他的图示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包含紧邻轴线两侧的天坛、先农坛等坛庙建筑，还特意标出皇城城垣与六海水系。显然在他这位西方学者的视角下，由4层城廓限定出的宫城、皇城、内城与外城的不同历史肌理，以及穿插其间自由形态的水系赋予这座老城以独特的魅力。行文至此，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北京中轴线作为文化遗产项目似乎与故宫、天坛等遗产地存在某种差异——为什么不同学者视角下北京中轴线所指的对象是不同的？的确，与故宫、天坛等“能指”与“所指”明确对应的文化遗产情况不同，北京“中轴线”是以“轴线”这一特定的现代城市规划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北京老城的规划与建设成就，是由特定概念与价值出发建构的文化遗产。这种建构是理念层面的。北京老城的建设成就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北京中轴线的概念与构成则成为一种线索，引导研究者与公众理解、认识、保护与体验北京老城的核心区域及其背后的规划理念、文化传统。不过，在工作层面，其遗产构成的组合是基于北京中轴线核心价值“完整”阐释进行的选择，而不同学科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会形成对其概念与构成的不同认识，即其遗产构成存在多种可能性。那么，如此不“确定”的北京中轴线是否可以成为文化遗产？随着当代文化遗产类型的不断扩展，时间与保护对象类型的划分都已无法有效限定文化遗产的概念。从理论层面来看，萨瓦尔多·穆尼奥斯·比亚尼斯（Salvador Muñoz Viñas）在《当代保护理论》（Contemporary Theory of Conservation）一书中引用传播学的理论来解释遗产，他指出“象征性是保护对象的基本特征”[6]。其实，文化遗产一直以来都是价值、意义与物质遗存的建构，曾经似乎明确的时间与类型界定也是源于对价值的特定理解与限定。而从实践层面来看，《世界遗产名录》中已存在大量因概念出发而形成的文化遗产，典型实例如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等文化线路类遗产、德国古典魏玛 （Classical Weimar） 等建筑群类遗产。在操作层面，许多历史城镇类型的文化遗产在遗产区划定过程中都需要基于突出普遍价值对遗产构成进行筛选，如法国巴黎塞纳河畔（Paris, Banks of the Seinel）、中国澳门历史中心、土耳其佩加蒙及其多层次的文化景观（Pergarron and its Multi-Layered Cultural Landscape）等。鉴于文化遗产构成日益复杂，如果详细分析遗产构成要素与价值的关系，多数文化遗产都是围绕价值以不同重要性和相关性要素构成的层级性结构。如此，从概念出发或选择行为本身并不会成为文化遗产的障碍，但如何基于价值谨慎地确定遗产构成选择的依据与标准则是文化遗产认定工作的关键。2 历史框架下审视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的核心与“周边” 2.1 从中国传统都城中轴线形成发展看北京中轴线的遗产构成北京中轴线的概念关注城市规划层面的价值，作为文化遗产，其物质实体是由穿越宫城的基准线（历史道路）引导、控制而形成的、呈对称格局的北京老城核心区域。中国古代都城轴线的规划格局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形成，虽然中国古代典籍对都城轴线规划未有明确文字指引，但却有众多格局相似的都城轴线实例已为考古研究揭示。中国古代都城自产生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性，历代都城营建多以大朝正殿为“基点”，为都城“核心”，处于“居中、居前”的位置与“居高”地势[7]。在典型的都城中轴线格局中，宫城大朝建筑的轴线与全城轴线重合。都城轴线以大朝正殿为基点，自北向南出宫城正南门后以南北向主干道（或称中央大街），经皇城正南门至郭城正南门。坐落于轴线上的建筑在形态上呈现严格的规制等级，而全城城垣、道路结构和街区肌理均以轴线对称展开，重要的中央官署和礼仪性建筑则以轴线为基准对称布局。都城轴线空间的营造通过尺度的收放、建筑形态和等级规制的变化、左右对称的布局和视廊景观营造等手法，创造出具有强烈序列感和层次丰富的空间体验。都城轴线在全城格局组织方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礼仪性，因而具有唯一性。中国古代都城轴线规划格局首先是古代长期以来“居中”思想的反映。这一思想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古代典籍将“居中”与国家建立的根本、与国运的兴衰紧密地联系起来。《礼记·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吕氏春秋·慎势》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不过，中国古代都城的中轴线并非与都城产生同时形成，而是都城功能的复杂性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展演变经历了长期过程，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8]。都城城廓结构、道路格局、礼仪建筑、市肆等的布局又极大地受到《周礼·考古记》所载“理想”王城格局的影响。这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官书于西汉时期被重新发现补入《周礼》[9-10]，对汉及以后都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所谓“国中”，即国都，形式方正，四面各三门，主要街道横竖相交，格局规整，以王宫为中心，朝堂居前，市肆居后，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现有都城考古成果揭示出，中国都城轴线的形成始于宫城轴线的出现。以偃师商城（约BC1600-BC1400年）为例，宫城与郭城城门已出现对位关系，不过如偃师商城这样规整的布局在当时仍为少数[11]。东周至两汉时期都城规划更加成熟，城市格局由宫城与郭城构成，形成“双城制”格局[12]，然而以西汉长安城与东汉洛阳城为例，城内以多座宫城为主体，城市格局未形成具有唯一性的穿越宫城的城市轴线。曹魏邺北城被认为是中国都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例，出现了宫城与中央官署区集中的布局，也出现了始自宫城正殿向南经宫城南门至郭城南门的中央大街。考古研究已揭示，中阳门大道宽17m，为全城最宽的道路[13]。中国古代都城格局至北魏洛阳城更加完备。北魏洛阳城开创性地修建外郭城，形成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廓相套的格局，由此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都城“三城制”格局正式确立的实例[12]，至此都城中轴线规划格局也得以形成。从宫城阊阖（和）门南至宣阳门的南北向铜驼大街为全城中轴线，宫城和御苑位于轴线北端，中央官署分列大街两侧，市肆位于外郭城也以大街左右分布。隋唐长安城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展，中轴线以朱雀大街连接皇城南门朱雀门与郭城南门明德门，宫城和皇城位于轴线北端，街巷里坊与东、西市位于轴线两侧对称布局。通过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等魏晋隋唐时期的都城实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都城轴线格局具有的相似性。对全城格局具有统领作用的中央大街，贯穿郭城、皇城、宫城和御苑，街道里坊、衙署、市肆分列大街两侧对称分布，而在北魏洛阳城和隋唐长安城的实例中，位于郭城之外的礼仪建筑，如明堂、辟雍、圜丘等则居于轴线一侧，未明显呈现轴线对称布局。自宋代以来，随着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都城格局亦出现新的变化，这也影响到都城中轴线的格局。从北宋汴梁城、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中轴线实例来看，一方面，宫城居于轴线更加核心的位置，礼仪建筑更加紧密地位于轴线左右两侧，这一特点为明清北京城最为明显：位于皇城内的太庙、社稷坛和外城天坛、先农坛都紧邻中轴线两侧。另一方面，此前封闭里坊为开放式街巷所替代，都城中轴线之上出现开放的商业街区，轴线成为联系皇家宫廷生活与市井民俗文化的共同载体，这一新趋势亦在北京中轴线上有突出表现，如元大都时期即已形成的“前朝后市”格局。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规划设计源自中国古代传统“择中而居”的思想，因都城功能形态的复杂性而不断发展演进，至北京中轴线为其格局发展成熟的体现。与前述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相比，北京中轴线更是唯一的、较为完整地以地面建筑的形式保存至今的都城轴线，是仍旧鲜活的历史城区。北京中轴线以中央道路贯穿北京老城4层城廓结构，以历史道路串联起外城正南门永定门，内城南门正阳门、天安门广场、故宫、景山，至钟鼓楼，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坛庙礼仪建筑与历史街区紧邻其左右两侧，位于老城之外的祭坛建筑也呈现对称布局。与紧邻轴线两侧的坛庙建筑相比，外围祭坛的重要性次之，且其布局更多体现中心对称的布局。而从历代都城轴线实例来看，坛庙建筑也不是严格以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北京中轴线自元大都始建，至今经历了4个主要发展阶段：元代始建，明代基本形成整体格局，明清局部发展完善，以及近现代公众化进程与改造。元代为始建阶段，确定中轴线的位置。至元四年（1276年），始建元大都4），首先于积水潭东北岸上选择一点为全城中心，立中心台、建中心阁5），从该点向南延伸形成全城中轴线，其上建设宫城大内，后又以中心台为中心定大城四至[14]，再确立庙社和官署，分定坊门[15]13。元大都是中国历代都城中较为严格地遵照《考工记》格局与规制建设的。全城街道规整，有如棋盘，“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元大都中轴线北起中心台，南经万宁桥至宫城，经皇城，最后抵南端丽正门，全长约为3.75km[16]。明代沿用大都中轴线，东西向位置基本重合6），并随着外城的建设将其向南延伸，至外城扩建完成，基本形成北京中轴线整体格局。永乐四年 （1407年），始建北京，建宫殿、庙社、郊祀坛场等，建设规制仿南京洪武旧制[17]。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恢复洪武初制实行天地分祀，于城郊建日、月、地坛。此举对北京城礼制建筑分布与建筑内部祭坛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18]。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修建北京外城，原计划绕内城外部修建环套式外城，由于财力所限而工程停止。由此，北京形成了“凸”字形的4层城廓格局。外城除主要大街为南北笔直外，内部街巷多曲折狭小，与内城沿用自大都的规整街道格局形成鲜明对比[16]。至此，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km。清代北京中轴线与明代相比，长度无甚变化，而轴线上的空间序列更加丰富，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在景山上添建五亭，将原本位于景山东北部的寿皇殿移至轴线之上等改造。在礼仪制度上，定都北京后，清代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代已有的祀典与祭祀建筑，仅对于建筑内部进行了局部完善与扩充，如修建先蚕坛以强调农桑，先农坛内建天神地祇坛等。此外，由于清代满汉分治，外城商业街市进一步发展[19]，典型代表如前门、天桥地区等。清王朝覆灭后，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变，北京中轴线之上及其两侧的皇家建筑率先经历了一系列功能转变。原有皇家宫殿、苑囿、坛庙等建筑相继开放为公共场所，同时空间格局也根据新需求进行了改造。如1914年成为中央公园的社稷坛，是北京近代第一处公园，为了满足公众休闲娱乐的需求，民国时期即在外坛南部添建河塘、叠石，修建塘花坞等景观建筑。（2-5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参考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M].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文津出版社，2013. 底图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而最著名的实例无疑是天安门区域经历的数次改造。民国初期，拆除了位于长安街上的东西三座门及天安门前千步廊廊庑，在T字形宫廷广场内种植树木并对公众开放。这里便成为公众集会的重要场所，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五·二零”运动的历史照片均不乏以天安门地区作为背景的。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地区先后进行了两次改造。第一次集中在建国十周年（1959年）前夕，于1952-1958年建设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又于1958年开始新中国十大建筑的建设，至1959年竣工，广场扩建至原有宫廷广场的4倍。第二次改造伴随着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展开，天安门广场向南延伸至正阳门城楼，形成以中轴线对称的长方形广场，成为北京中轴线的新中心[20]。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中轴线保护意识的加强，曾因满足现代城市交通建设需求而于1957年拆除的永定门城楼得到复建。复建工程以考古勘探结果与历史资料为依据，在原址按原有形制，采取传统工艺做法展开，于2005年完成。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成为北京中轴线南端点的地标性景观，标志着中轴线历史格局完整性的恢复。从北京中轴线自身发展历程来看，中轴线并非严格依据规划设计建设而成的，而是历经元、明、清及近现代不断发展累积的产物，从1267年始建至今已经历了750余年的演变。换言之，北京中轴线并不存在凝固于某一时间节点的“完整”形态，而是随着北京老城发展变迁而呈现动态演进的活态遗产。关于北京中轴线作为一项《世界遗产预备名录》项目而具有的潜在突出普遍价值，此前已有多篇学术论文进行探讨7），本文不再复述。在时间与空间的界定方面，“北京中轴线”是以“轴线”为线索联系起来的元、明、清及近现代北京老城核心区域不断累积叠压的历史城区，是经过规划与长期持续建造而形成的连续的空间序列与城市景观整体。在时间界定上，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历史建筑的建设无疑应作为北京中轴线历经现代化转变的标志性节点，象征着轴线中心的南移而纳入其整体发展历程的考量，这已为学术界所认同8）。但在空间界定上，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仍存有不同倾向。笔者认为，以居中历史道路组织起来的、位于轴线之上及紧邻两侧的城门、坛庙、广场、宫殿、园林和报时建筑等不同功能单元构成的城市空间，显然具有核心的重要地位，是都城格局中国家意志和中国古代独特礼仪传统的集中展现。在此之外，位于中轴线两侧呈对称格局的历史街区重要性与关联性次之，而位于外围区域的皇家祭坛建筑再次之。历史街区的完整范围应自北向南包括什刹海、南、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皇城区域及大栅栏、东琉璃厂和鲜鱼口历史文化街区，即涵盖北京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不同区域保留至今且呈现出对称性的历史街区。所谓外围区域的皇家祭坛建筑则应包括，除去太庙、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之外，以中轴线呈现对称格局的皇家祭坛建筑，如日坛、月坛、地坛和先蚕坛（北海内）。历史街区的重要性在于，什刹海水系与北京中轴线位置的确定关系密切，而什刹海周边的历史街区为元大都“后市”区域的重要组成，由此形成对《考工记》所载都城格局更加完整地呈现；其次，隶属于不同城廓范围的历史街区共同构成对北京老城不同城区结构和历史肌理特征的完整阐释，以弥补城墙不存之现状；再者，历史街区是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鲜活载体，是展现北京中轴线多层次文化价值的重要方面，而在位置上，历史街区紧邻中轴线两侧，更易于形成以中央道路为路径的整体空间体验。无论北京中轴线空间范围最终如何确定，作为一个构成要素复杂的历史城区整体，其中承担重要城市格局景观节点限定作用的历史建筑，发挥联系与结构作用的历史道路，重要功能单元的历史边界及其所在区域的整体历史环境，位于轴线之上及左右对称布局的历史建筑（群），具有重要景观意向作用的历史水系，均应作为遗产保护管理的重点关注对象。世界遗产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于2002年提出4项战略性目标，其中强调遗产地保护管理是为了“确保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得以延续和加强”9）。《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则从“立法、规范和契约性的保护措施”“确保有效保护的边界”“缓冲区”“管理体制”“可持续使用”等5个方面对遗产地的保护管理提出了基本要求。以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基本要求来审视北京中轴线当前保存现状，不难发现相关工作尚面临多项挑战。北京中轴线所在区域恰好属于东城与西城两区分界处，不同遗产构成要素分属两区管理，责权归属复杂。遗产构成类型复杂，管理单位不仅涉及文物、园林绿化、建设、道路、水务等多个部门归口，也涉及到中央、直辖市、区、街道等不同的政府层级，目前尚未形成多部门之间的统筹协作机制。以万宁桥维护与管理为例，桥体归属西城区，而文物修缮、桥体结构维护和路面铺设、桥下水系环境等不同方面的工作分属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西城区文委、北京市水务局、市园林绿化局等多个部门，部门合作亟待加强。这样的情况在北京中轴线众多构成要素中并不罕见，故宫外围沿岸及筒子河区域更涉及到9个部门的协同管理。位于北京中轴线之上的历史建筑（群）、广场与纪念物是由一系列历史道路串联组织起来的，也正是连续的道路系统使我们体验观赏中轴线成为可能。自北向南，居中历史道路具体包括：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前门大街、天桥南大街、永定门内大街等。这些历史街道除前门大街北段已改造为步行街之外，其他均承担着老城中重要的交通联系作用，自新中国建立后经历了不断的改扩建。今天，虽然道路走向基本得到保持，但是道路宽度、两侧沿街建筑立面、道路铺装、重要节点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使得其作为历史道路的历史真实性保存较差，成为当前评估北京中轴线整体真实性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地安门外大街的街道尺度基本得到保持，但由于地铁8号线出站口的修建和地安门商场改建工程，沿街建筑立面仍存在缺失不完整亟待织补，以及改造后建筑立面尺度过大等问题，且作为街道南端点的地安门早已不存。南中轴道路系统中，前门大街北端节点正阳桥在1969年前三门护城河改为暗沟过程中，为现代路面覆盖，保存现状不明。而在2004年开始的前门大街步行街改造过程中，街道尺度得到了较好保存，不过沿街建筑立面仅保留了少数具有较高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建筑，多数建筑仍经历了大规模修整重建。近期，因地铁修建与道路扩建需要，前门大街南段和天桥南大街再次进行了道路拓宽，虽在道路中央保留了自永定门至前门步行街的步行绿带，但沿街建筑的拆除仍使道路尺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沿街建筑是否应复建，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复建尚在探讨过程中。天桥南大街北端点复建的天桥位置则需要考古研究进一步论证。3.3 近现代长期侵占历史造成坛庙建筑历史格局的不完整北京中轴线价值的完整阐释涉及到北京老城现存几乎所有重要的皇家坛庙建筑，因为坛庙建筑的选址、格局、建筑形态均为国家经过严谨规划而形成，是中国古代国家礼仪和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秩序的重要载体。然而，与历史影像对照，坛庙建筑的保存状况并不乐观。事实上，自清末开始，由于社会急剧变化，人口激增，房屋建设需求日益增长，而昔日皇家坛庙建筑内存在大量空地，加之管理不利，以贩卖或出租坛域空地获取私利现象极为普遍，坛庙建筑也因此成为北京老城中受到建设侵占的主要对象之一。以先农坛为例，从1925年起，外坛北墙被逐步拆除，居民移居至外坛北部。至1928年，内坛空地开始大量向外出租。1936年起，军队在先农坛驻扎。1937年，先农坛体育场在外坛东南角建成。新中国成立后，育才学校搬入先农坛内坛，而外坛区域重要的文物建筑庆成宫建筑群、天神、地祈坛等及广大坛域范围为多家单位占用，涉及教育、科研、行政办公、商业金融、医疗卫生、居住等多种功能。长期的侵占历史使内外坛及神祇坛坛墙仅存局部，坛域范围边界不清，内外坛道路格局不清，历史格局与原有祭礼路线无法得到展现。相似情况在太庙、社稷坛、天坛、日坛、月坛等坛庙建筑中均不同程度存在。（6-9底图来源：北京印迹. 北京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网. 北京历史影像地图专题. http://www./histrv/webpage/historymap/hisinfo.jsp.）（图片来源：《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申报文本》，摄影：马文晓）位于北京中轴线两侧呈对称格局的历史街区涉及到多片北京市政府已公布且处于《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保护之下的历史街区的范围。这些历史街区映衬出北京中轴线宏伟轴线建筑平缓历史肌理，其价值在前文已有论述。进入新千年后，历史街区所经历的道路拓宽、片区式改造更新，对其历史肌理的完整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前门地区位于中轴线左右两侧的鲜鱼口、大栅栏及东琉璃厂历史文化街区，自清代就形成了北京外城繁华的商业区，其道路结构为顺应旧时河道而自由曲折，鲜鱼口草厂胡同片区更是形成了北京老城唯一南北走向的胡同[21]，与内城北部棋盘式的道路结构形成鲜明对于。如果对比不同时期前门地区的卫星图，不难发现，即至1990年代中期街区内部的城市肌理改变不大，主要改变集中在街区北部、原内城城墙及护城河区域。而在此后，煤市街、前门东路两条主要南北向道路，及鲜鱼口街、西兴隆街、草厂三条等胡同陆续被拓宽。同期，珠市口东大街北侧沿街区域也进行了片区式的改造，而这样片区式的改造一直延续到近期，一些项目仍未完成，现存街区内仍存有大量历史肌理已被拆除的空地。与此同时，新建的商业或综合性设施在体量与高度上与历史环境不甚协调，影响到正阳门箭楼沿中轴线向南的眺望景观的完整性。□12 1951-1972年卫星图显示出的前门地区历史街区肌理变化13 1972-1996年卫星图显示出的前门地区历史街区肌理变化（11-13底图来源：北京印迹. 北京历史文化地理信息网. http://www./histrv/webpage/historymap/hismapol.jsp?hiscode=40304&histitle=%E5%8C%97%E4%BA%AC%E5%8E%86%E5%8F%B2%E5%BD%B1%E5%83%8F%E5%9C%B0%E5%9B%BE.）14 1996-2008年卫星图显示出的前门地区历史街区肌理变化15 2008-2018年卫星图显示出的前门地区历史街区肌理变化孙燕，郑楚晗，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李梦静，邵龙飞，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1）摘自新闻: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1-16/2791160.shtml2）摘自网站：https://www./dictionary/axis. Definition of axis：(1) a straight line about which a body or a geometric figure rotates or may be supposed to rotate；(2) straight line with respect to which a body or figure is symmetrical；//called also axis of symmetry；(3) one of the reference lines of a coordinate system；(4) a main line of direction, motion, growth, or extension；//the axis of a city.3）原文：Axis, Straight line laid down as a guide on either side of which elements of the plan are symmetrically or systematically disposed.4）徐苹芳，《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元大都创建史料编年》引《元史·五·世祖本纪》《元史·五八·地理志》《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至元元年（1264 年），诏改燕京为中都，修琼华岛。至元四年（1267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城大都，新筑宫城，始建宗庙宫室。5）根据侯仁之在《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一文中的引用注释第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同志根据元钞本《析津志》抄示如下一条：“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日‘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心，在原庙之前。”关于中心阁与中心台的方位关系，以及中轴线的北端究竟是中心阁还是中心台，学术界尚无定论。在方位的问题上，在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析津志辑佚》中，与侯仁之所引用即在相同，但这却与清代《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记载的中心台与中心阁的位置关系有所出入，“中心阁在府公元建以其适都城中故名，阁东十余步有台缭以垣台，上有碑刻中心台三字……”由于《钦定日下旧闻考》为清代整理前朝文献之作，很可能是在整理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但由于目前缺乏考古依据，无法对其进行判断。在中轴线北端点的问题上，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1979年）、徐苹芳（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1972年）、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2015年）、王世仁（北京古都中轴线确定之谜，2012年）等专家学者在著作中以中心阁作为中轴线北端点进行制图与描述，但在侯仁之1997年《试论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一文及其以后的论文中，改以中心台作为中轴线北端点，其原因未做详细展开描述。在可查的历史文献中，虽未说明中轴线的北端究竟是中心台还是中心阁，但有明确指出中心台为全城中心，而中轴线在设计城市之初意为全城中心线。因而，本次行文中，暂以中心台作为元大都中轴线的北端点。6）关于元代与明清中轴线关系，早年间学者继承了清代的思想，认为它们是两条不同的轴线，元代的轴线在今旧鼓楼大街一线，然而1960年代元大都的考古发掘中并未在该线上发现遗存，而从考古层面加以否定，并认为元代轴线与明清中轴线为同一条，在今天钟鼓楼、故宫一线。这一观点其一参考赵正之（赵正之. 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M]. 出版者不详，1966），其二参考1964-1974年厚载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J]. 考古，1972(01).）基本得到证实。这种说法在今天逐渐成为共识。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如傅熹年、王世仁等认为，元大都的中轴线存在南半城与北半城两条，北部中轴线为几何中轴线，由元代钟鼓楼向北延伸，南部中轴线为规划中轴线，由中心阁（台）向南部延伸。产生两条中轴线的原因，是由于城内太液池、海子等水系的限制。为了对两条轴线都加以强调而不偏废，因而除了在规划轴线上进行宫城等建设外，又在实际的几何中心建鼓楼及其他居住区和市集。7）详见：吕舟. 北京中轴线申遗研究与遗产价值认识[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2). 孔繁峙. 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意义[J]. 北京观察, 2017(10): 12-15. 王世仁. 北京旧城中轴线述略[J]. 北京规划建设, 2007(05): 62-70. 李建平. 北京城中轴线申遗与文物保护[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9(03): 29-34.8）详见：梁思成. 天安门广场[J]. 前线, 1959(19): 29-31. 侯仁之，吴良镛. 天安门广场礼赞——从宫廷广场到人民广场的演变和改造[J]. 文物, 1977(09): 1-15. 及参考文献[20]。9）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2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提出了实施全球战略的4C战略，具体见网页：http://whc./en/globalstrategy/。[1] CURL J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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