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事传记 1．经历简介 裘沛然，原名维龙。1916年1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裘市村。7岁入私塾读书，11岁师事姚江学者施叔范先生，1928～1930年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以及文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书籍，1931年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医擘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在1934年毕业后至1958年先后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历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安徽中医学院顾问，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术顾问，是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1979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同年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兼任上海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被评为国医大师。 2．从医之路 裘老的叔父裘汝根先生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中医罗哲初的弟子。裘老在13岁时便在课读之余，师从叔父学习针灸，并常侍诊左右，开始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粗晓其理。其间还自学诸子百家之书，旁涉文学、历史以及化学等自然科学，尤其对化学饶有兴趣，为此买来当时新近翻译的美国化学教科书，甚至还购置了一些化学试剂和仪器，不但对照课本自学，还亲自做起了化学实验，这对于他日后研究中药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裘老的青年时代，正值军阀混战，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代文化扫地以尽，“保皇派”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符，乃锐志于医学。1931年时来到上海，求学于一代名医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校坐落在上海老城厢内的石皮弄，环境幽静，校风严谨，教学规范，并有临床诊所，教师大多又是沪上名医大家，在这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中，他学习更为刻苦认真。在校期间有幸在丁济万（丁甘仁之长孙）诊所临床实习，得丁先生之悉心栽培，虽是短短三年，但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用心钻研，再加丁师悉心指导，在中医理论和临床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尤其对中医经典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中的重要内容，都能背诵如流。他还精心整理总结并用蝇头小楷抄录了十多种医籍和讲义，因时代变迁，抄本多已散佚，现存《读医抄本拾遗》一书，目前正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影印排版，即将公布发行，书中汇集的“伤寒论”“温病学”“舌苔学”“妇科学”四本抄本均是70多年前抄录的笔记讲义，是在2006年初整理藏书时偶然获得的幸存之本。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以及对中医的悟性，尤其对丁师的学术特点、临床遣方用药规律，以及常用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当年在侍诊之余，他还整理过丁师的临症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时正临近毕业，随师侍诊，对丁师灵方之精意，配伍之妙用，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从而获得先生之赞赏，又常请益于海上名家谢观、夏应堂、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得到诸前辈指教，受益匪浅，使医术日见长进。 从1934年毕业后独自开诊所，裘老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既为民众解除疾苦，诊疗经验也更为丰富。1956年政府为贯彻中医政策，全国成立四所中医学院。1957年广州中医学院慕名以高薪相邀，而上海市卫生局亦为他安排工作。当时他服从组织的决定，于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裘老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将近半个世纪，可谓桃李满天下。他为培养中医事业的后继人才，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3．教书育人才 裘老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承担教学任务，其时，学院草创伊始，尚无现成教材，他带领针灸教研室老师，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四年中主持编写出版了六种针灸书籍，既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又为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裘老对教学注重启发式授课、形象化教学，以及临床实践指导，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颇受学生欢迎和称道。他还领导教师们一起创制了“针灸玻璃人”模型和脉象模型，提高了课堂形象化教学的效果，并为以后的中医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创造性的制定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做了许多前人从未做过的工作，其目的还是在于着重加强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 他讲中医理论非常注重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都要在临床亲自演示操作方法，并不厌其烦，一遍遍地传教，让学生体验到针刺手法的重要性。在临床带学生实习时，多次带领他们下工厂、到农村，深入基层，既提高了学生学以致用的本领，又将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 裘老讲课的最大特点是理论丰富、知识面宽、善于融会贯通，又多独到之见。在讲授中医基础理论、经络学说、各家学说等课程中，常有许多艰涩难懂、疑难深奥的理论和术语，他善于用通俗的语言来分析表达，由浅入深，层层剖析，使学生能够加深理解和掌握要领；对于高层次的进修或研究生，其教学方法多采用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在授课中以引经据典为主，并尽量引用与此理论相近年代的资料来分析解释，其引用文献之丰富，脉络之分明，使学生收获颇丰，都惊叹裘老的博学多智。而对博士生的教学和培养，主要是指导如何掌握学习与研究方法，针对不同对象的教学，同中见异、各具特色，既体现了裘老的敬业精神，同时也完全得力于他深厚的知识根底、娴熟的文献知识，以及丰富的教学经验。 裘老从事中医教学几十年，他传授知识的方法除了课堂讲授、临床带教，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以“漫谈”与交流的形式，在不拘泥于谈话主题的轻松氛围中，常常道出他的肺腑之言与精辟高论，通过谈话与交流，使学生们能深刻体验和感受到他的为人之道与治学方法，领悟到他的学术观点和临证经验。 例如，他尝言“医是小道，文化是大道，大道通，小道易通”。他还经常告诫学生，研究中医必须下苦工夫，学好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强调学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当医生，都需要深厚扎实的文化根底，但他最注重的还是要先做好人。他一生孜孜不倦研究儒学，研究做人的道理，先生汇医道、文道、人道于一炉的观点，立意深邃，颇具启示的作用，更有警世意义。 裘老的许多学术观点、精辟言论、临证要旨或用药经验，常常是在与他交谈中所获得。如他对《内经》经典的评价，认为《内经》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各家学说，并非一人所作，书中确有许多精华，但也存在糟粕。至于后人将许多经典言论加以曲解或误解，他深感惋惜；对于《内经》中某些非精粹内容，却被捧为经典之论，他总为我们详加分析。因此，他多次提醒学生，研究《内经》必须去伪存真，循名责实，才能真正探求到中医学术的精微。他还多次谈到对升麻、细辛等中药的评价和心得体会，如对于细辛剂量问题裘老更是颇有心得，近现代医家有“细辛不过钱”之说，经裘老反复考证，他认为细辛用量不过钱是针对散剂长期服用的剂量而言，并非指中药汤剂中的用量，通过裘老长期的临床验证，在汤剂处方中用的细辛9～15g已是常规用量了，他足足用了几十年，至少有数千人服用过9～15g的细辛剂量从未发现过不良反应，这是我们跟随先生临诊时都有深切体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裘老认为学习古代文献一定要循名责实，不可人云亦云，更不能混淆视听。凡遇疑似问题，一定要靠临床来验证，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4．培才先育德 裘老从事中医教育工作近50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对于如何来培养人才，先生自有独到的见解和方法。他认为培养选拔人才的原则当然是德才兼备，然德才之间，德是首位的，德比才更重要。有德有才者，必将对事业有贡献，而有才无德者，其才越大则弊越多，才，适足以成其作恶的本领。因此，无论是培养学生，还是评价良医和良师，首先要衡量他的德性，只有先做好一个人，才能做好应做的事情。 先生终生研究儒家之学，并要求学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学习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高尚道德品格及良好素质修养。为此，先生常以《论语》“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以及《道德经》“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重积德则无不克”等先贤名句来教导学生。 先生认为医学是一种仁术，他根据《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提出了“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的为人三大原则。他认为培养和教育人才，最重要的是为人之道，而为人之道的最大要求便是要有良知。他说：“只有在良知的主宰之下，人人趋向于善良，则所创造的一切先进工具，才可以为人民造福。”只有有德之人，才具有敬业的精神，学习中医自能具有专业思想，能够因勉勤学，学好本领，而不轻易地见异思迁，对病家也必能高度负责，而不致草菅人命，因此，进德与修业是密切相关而不可分的。这是先生培养人才的准则，也是体现他对学生的要求和愿望。先生的为人之道，那种虚怀谦德向人求教、老而不倦之心，以及他的渊博通达之学，都为培养有德有才之人树立了榜样。 长期以来，先生一再教导学生，做学问首先要做好人；要做一名好的中医师，必须下苦工夫学习儒家学说以及古代文史哲等，这是中医的根基。他说：“做任何事，要‘用心精微’，要专心致志、兢兢业业：研究学问，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为培养成为一名好医生，先生要求学生，对病人必须尽心、尽力和尽责，裘老常以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之说教育学生并要求将其视作座右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插图]、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做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裘老既是这样教导他的学生，他自己也力求做到身体力行，不顾九十高龄，仍在讲台上传授医学知识，仍在医院内亲自诊疗。他以满腔热情之心教育和培养学生做好人，悉心指导学生读书研究，仔细讲解临床要领，深夜挑灯修改学生论文；他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身先士卒实践大医精诚的箴言以及高尚的医德医风，是晚辈们学习的典范。 裘老一再教导学生要“自重、自强、自信”（又称“三自经”），既要有勇于为中医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又要奋发向上，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先生以满腔的热忱关注中医药人才的快速成长，正如他的诗句所表达的对中医药事业后继者的殷切期盼：“焰续灵兰绛帐开，神州佳气拂兰台。老夫头白豪情在，要看东南后起才。” 5．医道务于精 先生认为，一个高明的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二条：一是识病，二是遣药。即识病要精审，遣药须精灵。从读书学医到从事医务工作，医生的天职就是要解除患者的病痛，因此，讲究临床治疗效果最为重要，而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与医学造诣皆在一个“精”字。如何做到辨证识病之精审，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思维指导。中医文献上记载“医者意也”一语，其意字属于广义的“意”，它包括《内经》中所述的“心、意、思、虑、智”等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思维活动的全过程，故许胤宗说：“医特意耳，思虑精则得之。”所以意即指精湛的思虑而言。《素问·金匮真言论》有述：“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于心精。”以及《灵枢》“神在秋毫，属意病者”等论。意思是说诊察疾病必须谨慎而尽心，要细致地观察人体脏腑阴阳的偏胜和逆从情况，分析病情像辨别秋毫一样精细，只有专心致意，精心思虑，才能做出精密的识病判断。先生认为，《内经》中的这些经典论述，正是中医学的精华所在。 所谓识病之精，先生还强调须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所谓原则性，就是紧扣疾病的本质，通过“审证求因”即精心观察而辨析机体对致病因素及外界环境的反应情况来把握疾病的本质；所谓灵活性，即对疾病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观察分析，既注意到疾病发展过程中邪正相争的态势，又关注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病者的体质、精神状况等对疾病的密切影响，然后根据邪正盛衰和标本缓急等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治疗措施。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先生博采众长，又经历了各种复杂病证的实践，认为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一个医生能应变于错综复杂的病证，其关键是做到立方遣药之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即善于法活机圆，药随证变，胸无成见，不拘一格。 先生以善治疑难杂病鸣世，积有许多宝贵经验，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些治疗方法，如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医患相得法等。面对复杂的病证，用这些方法独出机杼而治愈了许多顽疴宿疾，例如，用补气摄精、祛毒利湿法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用生黄芪、土茯苓、黑大豆、左牡蛎等组成的经验方治愈肾病综合征的众多患者，用辛散苦泄、甘缓和中法治愈慢性胃炎、胃出血患者，用辛温蠲饮、苦寒泄肺法治疗肺心病，取效满意。又如治疗肿瘤等危疾顽证，先生运用扶助正气、调和气血、利水化痰、软坚攻逐、活血祛瘀、清热解毒诸法，灵活权变，标本兼顾，先后治疗过肺癌、胃癌、脑瘤、骨髓瘤、肝癌、直肠癌、前列腺癌等，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延长了患者的生命。先生行医70余年，其有效案例，不胜枚举。先生自谓“我在临床虽治愈一些疾病，这是偶然幸中”，从不自矜医技之高超，人皆钦其虚怀若谷。先生乃谓绝非谦词，盖所学愈深则愈感不足，此为古来学问家达到一定高度时共有的境界，自非一般浅尝辄止者所能知也。 6．坚持实践 裘老从医70余年，除了手不释卷，孜孜探索，而且长期坚持临床第一线，即使偶染小恙，如两眼红肿，难以睁目，或者是高热发烧，他都执意来到医院门诊室，为病人解除痛苦，而全然不顾自己，每次门诊，面对病人恳求的目光，总是一再点头，不加拒绝，甚至当门诊已超过午饭时间两个多小时，仍在认真细致地为病人诊治。有些病人找到他家中求治，他仍是满腔热情问长问短，开完处方总还要叮嘱几句如何服药以及如何调养身体，等等，令病家感激万分。甚至自己卧病在床，仍叫病人坐在床边，以顽强的毅力，为其把脉诊疗，处方遣药，此情此景确实令人感动和钦佩。裘老高尚的医德医风，堪为后人楷模。 裘老70余年的临床实践从不间断，即使是“文革”时期在下乡期间，仍然在为农民诊病开方，长期临床工作使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是一位极具悟性的医家，同时又是一位敢于向疑难杂病挑战的名医，更重要的他是一位非常认真、负有高度责任感的大家，虽年逾九旬，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仍在认认真真地做事，从不敷衍，从不胆怯，他的“大方复治法”“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内外贯通法”“医患相得法”等使许多顽症痼疾被征服，许多被判无法救治的病例，经他医治而妙手回春，裘老从医70余年，活人无数。 先生是声望极高的名医，按理可明哲保身，或者吃老本，享清福，但他仍怀赤子之心，处方用药，从不轻描淡写、敷衍塞责，不分白天夜晚忘我地为病人解除痛苦，拯救患者生命。例如在“非典”肆虐时期，不避个人安危，亲自出诊，甚至在病人的小车上为“疑似非典”的高热患者诊治，竟得迅告见愈。先生临床治疗对病人高度负责，敢于用猛药重剂拯救危证重疾，而毫不顾个人的利害和毁誉，一切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他治病处方，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既小心谨慎，而又大胆敢用，像先生这样已届耄耋高年，而又望重医林的人，以一般人而言，已是颐养天年，保全身家，有谁还肯替病人负重责，挑重担呢？先生高风亮节与谦勤仁爱之心，特别是他把人道、文道、医道紧密结合的思想，开岐黄一代之新风。他是一位令人崇拜的良医，又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良师，他为中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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