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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学堂】黄煌:我的中医之路(下)

 中医知识学习馆 2015-02-02


2015-01-28黄煌教授


影响我中医之路的五大因素

1家乡的一批名老中医

我很庆幸,我生活的家乡江阴,是一个中医之乡。江阴过去有写《风痨臌膈四大证治》的姜礼;近代有温病学家柳宝诒,写过《温热逢源》,其编的《柳选四家医案》也风靡海内;近代经方家曹颖甫更是江阴中医杰出的代表。等我学习中医时,江阴有一批省级名老中医,当时号称有“中医四大金刚”。

我的启蒙老师叶秉仁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叶先生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精通中西两法,临床的经验相当丰富,教给我很多东西,是一位非常重视西医技术的老中医,他的治学格言是“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

第二位要提到的是夏奕钧先生,他是苏南伤寒派朱莘农先生的弟子,性格开朗,禀性聪慧,看病时全神贯注。临床擅用黄连治伤寒等发热性疾病,外号“夏川连”,常用泻心汤、桂甘龙牡汤等。当时我在卫生局编写组时,夏老是主编,在他手下工作,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朱家伤寒派的诊疗风格。

第三位是邢鹂江先生,与夏老是同学。邢老的毛笔字工整端庄,文采非常好,医案遣词用句非常美。他一生清贫,但对中医一往情深。他说,人生只要一桌一椅一床,足矣!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我有时晚上去他的单人宿舍,邢老就特别开心。他会给我泡上一杯牛奶(当时奶粉是奢侈品),然后为我讲述他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他当年治疗重证大病的经过,也有中医界的趣闻轶事。

第四位是陈嘉栋先生,擅长使用张锡纯的药方,并喜欢收集民间验方,临床经常有一些奇方奇法,毛笔字写得很飘逸。

除上面4位以外,江阴还有名医夏武英先生,他擅用攻下法治内伤杂病。郁祖祺先生,组方独特,多属其经验方药。周慕丹先生,治疗妇科疾病善用清利湿热的药物,如碧玉散、黄芩、地骨皮等;还有镇江医学院的曹永康教授,擅用桂枝汤加味,对业师朱莘农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经验有较大发挥。江阴的老中医们,都是临床家,他们不谈空玄的理论,而重视实际疗效,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2来自高校的压力

作为首届研究生,我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书,可以在古籍部任意翻阅各种古代医书。这时,影响我的不仅有现代名中医,而且还有一批已故的名中医。张仲景就不用说了,还有像徐灵胎、叶天士、王孟英、柯韵伯、舒驰远、曹颖甫、余听鸿、陆渊雷、王清任、张锡纯、范文虎、祝味菊、吴佩衡,以及日本的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等医学家。如果没有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的资历,我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医家,并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个经历对我至关重要。所以我说要读书,读万卷书。

从学徒到大学教师,这是一个跨越,也是一个严峻考验。大量占有资料,充分的咀嚼和消化这些资料,然后用生动的语言,流畅的思路让学生有所受益,这是我教学的基本态度。我讲过“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基础理论”“临床中药学”,开设过“医案讲评”“张仲景药证”“经方应用”等选修课。教师的职业使我懂得如何调动教学对象的兴趣,如何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

我曾担任过8 年的《南京中医学院学报》的主编,组稿、编辑、修改、校对,每一环节必须扣紧。编辑要有杂家的宽泛,又要有专家的细腻,既要变通,又要严谨,既要了解读者,又要理解作者。编辑生活,让我懂得市场,懂得中医的文章要有读者才有价值。

所以,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20多年,是我成长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大学校园里的那种无形的压力,成为我努力奋斗的动力。

3长期的临床实践

从1973年步入中医这个行业以来,我的临床几乎从未中断过。虽然研究生时期直接看病少了,只能偶尔跟着导师看诊。但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自己是个医生,读书、研究、教学、编辑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治病,为了临床疗效!临床疗效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我非常珍视我的门诊,平时除非有紧急的情况,一般是决不会放弃自己心爱的门诊的。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学习中医都非常认真,但总有一种空虚感,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接触临床的缘故。

4到日本进修和考察

这是一个关键期。因为日本提供给我的是一个宽松的思维环境,以及特殊而严谨的教学要求。人的思想只有在没有束缚的环境下,才容易迸发出创新思维的火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5家庭和个人因素

我的曾祖父是江阴华士一带著名的骨科医生。祖父经商。父亲学美术,搞中国画,后来又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母亲是学西医的,在卫生学校当微生物寄生虫学科教师。父亲给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为社会作贡献,为民族争光,也为家族争光。我的伯父是建筑师,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设计者;叔叔在摄影界,其书法、篆刻也是一流的。我们这个家庭对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很重视,可以说有书香味,当时我自己的理想是当作家或诗人,没想到一脚踏进了中医的世界。正因为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于是对整理总结老中医史料有较好的基础。我体会,只有写作才是让思想变得清晰的方式。

我性格不拘谨,比较敢“露”,不怕别人来批评我的东西,因我相信真理总是愈争愈明的。还有一点,我自己觉得比较勤奋,不会沉溺在物质享受中。我不太怕苦,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因为有创新,所以能给人带来愉悦,所以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此,在于创新。(2003年2月,本人受台湾中国医药学院之邀赴台中讲学,期间接受学生刊物《研精医讯》编辑部的采访,以上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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