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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城中村的尴尬宿命: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灵山白水 2020-05-12

南阳城中村的尴尬宿命: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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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阳,有一个地段非常好的城中村,它紧邻十五小、依傍梅溪河、距离卧龙桥和白河湿地公园只有1000米,位于七一路和文化路交叉口,南阳市中心的核心地段,附近还有七一游园。

即使这样描述这个城中村,位置还是不够明确——因为南阳市中心城区的城中村一抓一大把。

这个城中村虽然地处黄金地段,但并不唯一,这个路口四周的犄角旮旯,都存在或成片或成块儿的城中村。

而笔者所指的乔官庄,只是南阳中心城区众多城中村中的一个。

如今的乔官庄,坐拥地利,虽被冠之以“城中村”的名字,其实只是平房聚集区,根本不是什么城郊的村子。如今梅溪河治理之后,乔官庄居民更是多了一条绵长的滨水游园。

住在“城中村”乔官庄,生活各方面都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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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城中村的尴尬宿命: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南阳城中村的尴尬宿命: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临河而居的乔官庄居民

这么好的地段,按照南阳一贯的规划,当然要遵循既往思路,拆迁收储,然后盖楼,提高容积率和土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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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这个乔官庄,征迁七年来,项目一直难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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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官庄的命运,就是南阳中心城区众多城中村的命运,也是众多“老南阳”个体,在这座城市的切身遭遇——

想住到老,却不知哪天会拆,身心不安稳。

二十年来,南阳的城中村改造始终是南阳城建最大的矛盾,是烂尾楼的一大源头。以至于资本雄厚的外来开发商一概不敢碰城中村,本地开发商一碰就死,南阳的城中村改造陷入困局。

为什么拆不动?有两大原因:

一、补偿标准太低。

城中村居民无法用拆迁款在相同地段购买同等面积新房,居住面积缩水,只能被迫上楼住小房子,对于往往是三代同堂的城中村居民,不现实(住进高层)。

南阳城中村的尴尬宿命: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乔官庄一老宅评估,60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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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已被征收的房屋

二、不信任。

城中村居民对主导拆迁的政府和跟进的开发商不信任,不敢选择置换(不少居民不知道将要如何规划和安置)。

因为放眼望去,南阳满城都是城中村改造烂尾的案例,至今没有妥善解决。选择置换,就意味着不知道何时能够安家,如何安家。对于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尤其不愿搬迁,因为租不来住处,房子拆迁后,谁管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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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先建安置房的标语

为什么外来的资本(开发商)不敢碰城中村?

因为涉及拆迁,变数大,开发周期长,是非多。

因为安置和开发的比例人为因素大,战线拉太长后期规划可能生变,风险高。如果项目拖太久,很可能前期的投入打水漂。

所以,我们去看南阳中心城区的城中村,如果对照南阳的规划图,几乎个个都需要拆迁,但个个都是老大难。

这不禁让人生疑——

究竟是南阳城中村的老南阳都是刁民,还是南阳城市的发展思路太激进?

南阳的城改,需要新的模式,还是南阳根本拆不起?

究竟是南阳城的发展要以人的生活为本,还是以理想的规划为纲?

搞清楚南阳的城中村拆迁,有必要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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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寻常的论调,即:

城中村脏乱差,是城市不稳定因素的根源;

城中村好似贫民窟,影响城市现代化的形象,影响“双创”;

城中村是外来人口聚集地,影响城市治安,管理难,配套落后……

总之,在这种论调的描述中,城中村就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铲除的“毒瘤”和不稳定因素。

南阳城中村的尴尬宿命: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城中村的确问题多多,不少南阳的城中村,确实如贫民窟,有人还住在10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确实需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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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涛故居里住满了人

但是如果你是老南阳,会发现如乔官庄、中州村、七里园、幸福村、同乐巷、白庄、尚庄、十二里河、曾楼等诸多市中心的城中村,其实也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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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南阳,城中村很多

这些村子不仅是老南阳的居所,还是南阳流动人群的聚集地,城中村为这些群体提供了吃喝玩乐,配套齐全、低成本的“一条龙”服务。

不管你是南阳的大学毕业生,还是从南阳周边进城打工的人,还是来南阳做生意的老板,都能在城中村迅速找到低价的栖身之地或者不错的仓库。

租个单间四百块以内搞定,一天二十多块饭钱,如果自己做,村头村尾都有买菜的小贩儿,还能省下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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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一半的七里园

低成本,高效率且便捷的生活,是都市城中村最大的“卖点”。

传统式的生活,是这些城中村最能体现市井生活人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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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回来洗个澡,很方便

城中村未必都是穷人,城中村不一定都是棚户。

城中村被“污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土地财政。因为城中村往往占据了城市的黄金地段,只要改造成高容积率的高楼,沉默的土地就能马上变现。

城中村被污名化、问题化,还源于地方政府对“理想”城市的想象。四十年来,无论是一二线城市,如上海、郑州、南京,还是南阳一类的三线,我们会发现一个共性:

每个城市都有规划漂亮的蓝图,即使这些蓝图不一定适合城市生活,不一定接地气。但一代又一代的蓝图,还是被不断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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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内陆城市,“城市化”变得非常脱离实际,认为高楼林立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整齐划一的街区、宽敞明亮的道路、设计现代的高楼是城市的“标配”,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大城市的现代化、“国际性”,带有乡土气息的城中村和棚户区,则意味着落后。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城市化”(或城镇化)被简单地等同于拆除城中村,“现代化”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盖高楼。城中村被不断丑化,被认为与创建文明城市相悖。

尤其近些年,南阳提出了创建“大城市”的思想,南阳中心城区诸多城中村,仿佛就与建设大南阳格格不入。

4

其实一个城市,首先是人的城市,如果一个城市让它的老居民没有安全感,让新来的创业者找不到落脚点,就称不上文明和现代化。

城中村成为流动人口聚集地,部分地方存在脏乱差,一方面是缺乏管理,另一方面是这部分人在城市里生活不安定。

城中村的改造,在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并非只有驱赶居民和拆迁一条路子。

如果一个城市在城改方面过于激进,也意味着挤压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提高来南阳工作的门槛和成本,加速南阳劳动力的流失。

许多城市的发展,规划的初心是好的,希望升级城市,筑巢引凤,提升片区价值,但腾笼之后,未必会有凤凰来。因为城市硬件可以跨越式发展,但软实力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看多少城市现代化的“孵化基地”至今都不能说成功。

城改,也要考虑到城市实际的发展节奏和这个城市里居民的感受,合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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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南阳老城

这也就遇到一个城市发展的问题:

城市发展,是牺牲当下,面向很久方可实现的未来?还是更好地完善现在,服务当下老百姓生活?

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但却是城市发展不得不思考的两面。不过很多城市的发展,都给出了城中村发展的案例。

在笔者生活过的义乌,当地的村镇改造不是将原住民赶走,而是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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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低密度区为统一改造的城中村居民区,左边为商品房,区域北边为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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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基新村的安置房

在政府主导,开发商参与下,当地村民统一改造自己房屋,盖成四层或五层小楼,而节省出来的土地,则用于开发商盖商品房和政府建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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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望去,义乌满城都是如此改造的城中村,全国人均最富的地方,高楼大厦并不多

所以在许多江浙一带的城市,村民盼望城中村改造,因为不仅能够升级配套住新房,还可以当包租公,而且拆迁后,周边往往建起了工业区,农民可以一定意义上变成产业工人。

江浙一带的城中村改造,未必适合南阳,但不妨是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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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村子里的祠堂也是江南一大传统

当然还有更多的城市,主要向外围发展(郊区化),对于中心城区的城中村,则以加强管理或者发展文旅,来一改其脏乱差的旧貌,拆迁进度不快,并没有一拆了之。

如上海的静安区,虽然也在推行旧改和拆迁,但至今依然存在大量的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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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闸路城中村

全国百强县市瑞安的丰湖路,城中村,小桥流水,并没有和瑞安追求的工业化之路相矛盾,反倒显出江南生活的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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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的小桥流水

还有一些地方,将城中村加以改建,成为了文旅招牌,如洛阳的十字街、桐乡的乌镇、北京的南锣鼓巷。

当然,在改造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居民必须服从该片区或景区的严格管理,居民的日常生活多少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引发了不少矛盾,但文旅型的城中村改造,整体保留了城中村的生态,维持了居民的生活原貌。

外来游客,看到乌镇,将一个村落完整保存下来,会很新奇,居民还可以延续自己的生活,但是当地居民不能私自在家出售商品,必须到指定的市场租赁店铺,也不能“穿墙打洞”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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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景区的桐乡市乌镇

如南锣鼓巷,改造升级之后,原来的低端店铺业主,被迫关门搬迁,胡同内居民开车出入,非常不便,但至少在北京,不会因为拆迁而被迫上楼(当然有人盼望成为拆二代)。

南阳城中村的尴尬宿命: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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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看各地城中村的作用,会发现,它们在城市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里有属于一个城市的市井生活,有一个城市的包容。它们需要的未必是拆迁,而是一次合理的升级改造和下沉到城中村的城市管理。

在七里园,开一个店,卖生鲜蔬菜,可以养活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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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中东隔墙的城中村,村民出租房子,瞄准学生消费。2002年,一中搬迁过来后,带动周边城中村居民做起了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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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阳白庄,村民办一个低收费的托教,解决了周边上班族家长工作日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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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乌升级后的城中村,本地人办起批发市场,牢牢把握住了区域产业链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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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等驾坡附近的城中村,小贩早早开始卖杂粮煎饼,为来西安打工的人送上一份温暖。

南阳城中村的尴尬宿命:拆不动、赔不起、玩不转

南阳是一个中心城区城中村众多的城市。如果短期内全都一拆了之,并不现实。

拆迁并不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唯一途径。

城中村问题的改造,需要更多的思路和改变,给未来留下更多余地。

城市的现代化,不是竖起更多的高楼大厦,而是让这个城市更加有温度,外来人口有归属,居民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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