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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玩法，要么独裁要么制衡，其他各种玩法都可以算作这两大类的不同体现。比如我们会发现东汉时期有很多小皇帝，却依然传承了好几代，但曹魏就出现了一个小皇帝，便灰飞烟灭了。 看似相近的表面，内部却有着天差地别的权力结构，这也是导致结果不同的根本原因。下面船夫就先从权力的两种模式谈起，来解读导致两种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 独裁模式：高效高风险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迭，为后人演绎了权力的各种算计和玩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彻彻底底的独裁，将一个王朝的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真正做到万人之上，一言九鼎。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必担心权力的反叛，也无需操心下属间的彼此制衡，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由一人决断，国家机器也会变得十分高效不拖沓。 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秦始皇，在他的带领下，秦朝不但一统了中原六国，还北上抵御住了匈奴的侵袭，南下一统了荒蛮的岭南地区，开凿运河（灵渠），建设直道。就像贾谊在《过秦论》中描述的那样：
他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后世帝王，甚至数代帝王穷尽一生，也做不到的丰功伟业。但这样的独裁风险也很大，一旦自己出了闪失，国家机器就可能瞬间停摆，原本以皇帝以人为中心的权力中心会瞬间失衡，总之独裁是一种收益很高，但风险也很大的方式。 制衡模式：低效低风险与权力的独裁模式相对应的是权力的制衡模式，皇帝会将原本属于自己一人的权力逐渐下放给多个人，并通过彼此间权力的比例，产生一种制衡作用。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可以将一个王朝的权力结构比作一家股份公司，才王朝初创阶段，开国皇帝往往是绝对控股，随着公司发展，以及接班人交接，权力便会逐渐分散出去。 权力的分散是一门高难度的游戏，稍有不慎就容易玩火自焚，所以皇帝们一般会在权力交接之前，选择两股以上的势力进行培养，好为下一任皇帝创造成长的空间和时间。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家独大的局面发生，同时如果这几股势力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就更好不过了，权力之间的制衡就很容易形成了。 在这种制衡模式下，皇帝从原先的独裁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权力场的裁判员，往往是几股势力斗得不可开交，甚至两败俱伤的时候，皇帝才会出面调停，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终判决。虽然这种模式会因为不同势力间的内耗而导致低效，但同时也保证了权力交接时的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 东汉时期的稳定铁三角东汉时期，老皇帝的权力一般会逐渐过渡给母亲子贵的外戚势力，以及与皇帝最亲近的宦官势力。与此同时，朝廷中的世家大族也会在暗中积累声望，举荐门生，丰满自己的羽翼。时间来到东汉末年，此时权力已经逐渐被一分为三，外戚、宦官和世家大族三方三足鼎立，他们都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但都无法做到绝对控股。 此时的皇帝虽然有一些被架空的嫌疑，但年幼的皇帝一旦长大，外戚和宦官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因为皇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外戚和宦官权力合法性的保证，所以即使外戚和宦官闹出各种矛盾，但在保皇这一点上是空前一致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世家大族有不臣之心，也很难抗衡宦官与外戚的联手绞杀。这就是为什么东汉末年出现多个小皇帝，依旧可以延续许多年的原因。 但这个权力平衡在公元189年被彻底打破，现实作为外戚势力的代表大将军何进被宦官诛杀，紧接着袁绍等人又带兵学习了帝都的宦官势力。外戚和宦官二股势力经此一役元气大伤，再也无法与世家大族抗衡，留下的小皇帝也成了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只能任由世家大族做大做强，彻底脱离制衡。 明白了这个关系，我们便会理解为何袁绍总是不嫌事大的挑拨宦官与外戚之间的矛盾，因为袁绍背后代表的是世家大族，只有外戚和宦官相斗起来，他们才有机会不断做大做强。至于为何只有曹操真心想打董卓救皇帝，一部分原因便是曹操的背后是东汉的宦官势力，所以依旧残留着对皇权的依附心理。 在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个阶段，外戚和宦官再未成长起来，反而世家大族在期间进一步壮大，到了曹魏时期，以司马家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已经基本完成了绝对控股，所以小皇帝便彻彻底底成了傀儡。 独裁也好，制衡也罢，其实都是权力游戏的不同玩法，不论身在其中，还是置身其外，都不要被所谓的外在表象所迷惑了，万变不离其宗，变化再多也脱离不了本质。 船夫 2020.5.13（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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