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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以后，回家成了知青们的难事。重庆北碚区距南充约150公里，那是一条又窄又烂的老路，坑坑洼洼，车速极慢，遇到下雨道路泥泞，轮胎被陷进泥坑里动弹不得时，还需沿途的农民搬来石头填坑或者推车，一次堵车几个小时是常事，加上来去要在合川和兴隆两地停留休息，故跑一趟需将近一天的时间。南充再到我们公社有四十余里，不通客车，因此回家比较困难。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我们回家的脚步。
北碚风景如画，坐落在嘉陵江畔，依偎在缙云山下，有著名的北温泉，是两所大学的所在地，是重庆市的后花园，是我们成长的地方，谁不思念故乡？我们大概半年或者八、九个月回去一次，为了回家知青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每个人的方式不同，但都充满了艰辛。 
南充下半城有一条街叫果山街，果山街有一个两层楼的旅馆叫果山旅馆。这里是我们公社知青时不时去光顾的地方，原因有二：一是南充县供销社和汽车42队就在果山旅馆附近。这是两个很吃香的单位，经常有车辆往返于南充、重庆，我们搭车方便。要回家的知青常守候在汽车42队门口，见到有车辆进出就会恭敬地上前询问驾驶员叔叔“去重庆吗”？如果是男知青，还会给驾驶员递上一根烟，运气好的时候就搭上车回家了。二是有点熟人关系。我们公社卫生院的何医生和知青的关系很好，她的丈夫在南充青居电站工作，其单位在果山旅馆长期租有一间房间，只要何医生去南充了，知青们在那里准能找到她。何医生能为我们打听供销社车辆的情况，联系搭车。那时文芳已经被招工回城，我一个人形单影只独往独来。那天晚上我住在果山旅馆，准备次日回家。已经很晚了，何医生叫我跟一个王姓中年男人去供销社，说是第二天一早有车到重庆，我不假思索地去了。一路上那人问了我许多问题，似乎很关心知青的情况。但当我来到他在供销社的单人宿舍后，他却迟迟不肯离开房间，并示意要我轻声说话，因为隔壁的人能听见我们讲话，那人手里有枪！至此我已经明白这个人不怀好意、用心不良，疑虑、恐惧、紧张、气愤一下子涌上心头，我该怎么办，如何才能摆脱困境？确实，我能听到隔壁的声音，能从木板墙缝看到隔壁的灯光，但也就是那声音和那灯光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让我觉得有了依靠和希望。我昂着头直直地倚墙而站，心里作好了拼命的准备。可能是我的气势震慑了那个居心叵测的家伙，也可能是隔壁的灯光已经将这个肮脏的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处躲藏，不多会那人只好泱泱离去。我迅速地别好房门，再抵上一根板凳，通宵合衣而坐，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离开了这个恐怖之地，返回了生产队，此后我再也没有踏足那个地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县上的干部来公社找知青了解情况，后来听说此人犯了事，被供销社开除，劳改去了，但有女知青上当受骗。我由衷地为自己感到万幸，是社会教会我们这些涉世不深、单纯幼稚的女孩子，没有了父母的呵护，只有自己才能自己保护自己！但一直到现在，我心中仍有好多疑问，是谁将知青推向了火坑，使他们身心受到摧残万劫不复！现在，还有我认识的女知青住在精神病院，凄凉度日，无家可归！
南充市上半城还有一个旅馆叫团结旅馆，三、四层楼高，这在上世纪70年代初算得上是宏伟建筑了。这里也是知青们爱去的地方，它的规模比果山旅馆大，条件更好一些，虽然我只在这里住过一宿，但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那年夏天，天气十分闷热，我从公社走到南充，办完事当晚入住团结旅馆。旅馆房间呈V字形伸向两边，过道很长，我住的房间在一楼，是住十个人的大房间，床一张挨着一张靠墙而摆，天黑不久南来北往的旅客就住满了，大家互相寒喧几句后便进入了梦乡。房间的门窗都关上了，没有电扇，只有一盏昏暗的电灯亮着，室内充满了一股难闻的气味，是汗气味？霉气味？说不清楚，虽然室友们传出了阵阵鼾声，我却难以入睡。深夜，我忽然听到外面有很轻的开门声，我抬起头，眼睛死死地盯着房门，只见房门出现了一条小缝，随着门缝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紧张，心里“咚咚”直跳，浑身发凉，肌肉僵直，汗毛竖立，鸡皮疙瘩起满全身，顿时整个人就进入了恶梦级别！门，被推开了。一个男人侧着身子无声无息、蹑手蹑脚地进了房间，他穿一件白色背心，个子瘦小，当他正朝着离门最近的床位走去时，我大吼一声：“是哪个？做啥子？”那人向我这边看了一眼，又悄无声息、不慌不忙地侧身出了房门。我的喊声惊醒了室友，她们看见开着的门，听了我的述说，立刻乱作一团，纷纷翻看着自己的东西有无遗失，互相询问情况。其中一个最后被吵醒的妇女晕头晕脑地认为大家指责她是小偷，大声地哭了起来，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申辯着、哭诉着，我们不停地向她解释，好久她才清醒，终于弄清了事情原委停止了哭泣。吵闹声惊动了女服务员，她来房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催促大家赶快睡觉就离开了。这场面服务员可能也见惯不惊了吧，过了好一阵室友们才重新入睡。
现在想来，那只是一个区区小毛贼，但却把我吓破了胆，我是惊魂未定，彻夜无眠！我们公社三大队的女知青小英下乡两年左右就到公社广播站当了播音员，每天从院子里的广播中总能听到她那清脆甜美的声音。其实当广播员也就只是不在队里干活，住在公社，但仍然是农村户口，不过也让我们羡慕不已。每次赶场大家都爱到她那简陋的小楼阁去坐坐，互通招工、招生的消息，了解公社有无来往的货车，小英的宿舍也成了知青聚集的地方。那是一个秋天，我准备回家，上午我收拾好半背篼东西，到场上去了，想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搭上车。我找到小英打听了一番，又在煤站，粮站都看了一下，连车的影子都没有，没希望了。就在我深感失望的时候突然心生一计，我告诉小英，如果当天下午有车子来公社就播放一首歌曲作为暗号，小英欣然同意，我俩商定播放《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这首藏族歌，然后我放心地回队上去了。因为广播是安在院子里面的，在地里劳动听不到，下午我便没有出工，在家里一方面尖起耳朵听，生怕听漏了什么；一方面又心神不定，不知道干什么才好。在盼望之中我猛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了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唱的“喜玛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我喜出望外，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背起背篼又往公社赶。那天在我离开公社不久便来了一辆货车，小英打听到该车当天下午就要返回重庆，连忙给我发出了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暗号，我如愿以偿地搭上了这趟车。除驾驶室两人外，另外三女一男和我都站在货车无顶蓬的车厢里，因为驾驶员有事，车开到市内又绕道到绢纺厂宿舍，耽搁了好久才从南充出发，此时天已经黑了。车开到半途时空中飘起了蒙蒙细雨，有人拿出一块大塑料布，我们几个人靠拢，将塑料布顶在头上。那个男的，一个半老头子趁机使劲往我这边挤，我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不动声色，暗地里一连踢了他几脚，趁他弯下腰去时我调换了站立的位置，由于给了这个人颜色看，我心里是一阵爽快。车到北碚已经深更半夜，好心的驾驶员将车开到家外面的公路上我才下车。在车上面对坏人时我并不害怕，但下了车看到路上除了微弱的路灯，空无一人、四周静悄悄时我却感到害怕，心里忐忑不安。我鼓起勇气，又走了一两百米才到村子里，当我敲着家门，轻声地呼唤着妈妈开门时才真正地觉得安全，温暖，幸福。
母亲都不相信这么晚我一个人是怎么回来的。是的，女儿回家了，我没有告诉母亲个中的心酸，只想看到她那慈祥的笑容，我不想让母亲为我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有政治问题和有三个知青的家庭已经让她操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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