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康论《红楼梦》

文康论《红楼梦》

文康在托名观鉴我斋的《序》多次提到《红楼梦》：

自王新城喜读说部，其书始寖寖盛，而求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亦不过世行之《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数种。……一则曹雪芹见簪缨钜族，乔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载福承恩衍庆，托假言以谈真事。意在教之以礼与义，本齐家以立言也。是皆所为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者也。……继复熟思之数书者，虽立旨在诚正修齐平治，实托词于怪力乱神。《西游记》其神也怪也，《水浒传》其力也，《金瓶梅》其乱也，《红楼梦》，其显托言情，隐欲弥盖，其怪力乱神者也。……吾友以为妄，曰：“子真有嗜痂癖者矣，试即以子之言证之。《西游记》诚为自治之书，不与馀三书等。馀三书者，《水浒传》以横逆而终于草菅，《金瓶梅》以斫丧而终于溃败，《水浒传》以横逆而终于草菅，《金瓶梅》以斫丧而终于溃败，《红楼梦》以恣纵而终于困穷。是皆托微词伸庄论，假风月寓雷霆，其有裨世道人心，良非鲜浅。……”吾正告之曰：“彼《水浒》诸书，以皮里阳秋为旨趣，其说理也隐而微。是书以眼前粟布为文章，其说理也显而现。修道之谓教，与其隐教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曷若显教以作善降祥为当头喝棒乎？……《红楼梦》至今不得其人一批，世遂多信为谈情，乃致误人不少……”

据其所言，概括如下：

1．肯定了世之所行书中，按照“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的标准，唯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数种可观。其中《红楼梦》托假言以谈真事，写的是“簪缨钜族，乔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载福承恩衍庆”，“以恣纵而终于困穷”，也就是说写了大家族的衰败，其立意本是儒家的“齐家”之旨，与《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一样立旨得当，都是“有所为而作与不得已于言者也”。以此而言，说《儿女英雄传》完全是反《红楼梦》的说法是要大打折扣的。(www.guayunfan.com)2．指出这《红楼梦》等几部书虽然立旨得当，但表达方式的共同缺点是“托词于怪力乱神”。“《西游记》神也怪也，《水浒传》其力也，《金瓶梅》其乱也”，而《红楼梦》最严重，“其显托言情，隐欲弥盖，其怪力乱神者也”。然而以“怪力乱神”评论《红楼梦》明显有些不公，因为“怪力乱神”在《儿女英雄传》中也存在，第六回写十三妹弹毙凶僧、刀歼余寇，岂不是“力”？第二十二回十三妹夜泊德州，梦父成神，以及三十五回安骥科考时“何老人示棘闱异兆”，岂不是“神也怪也”？其实批判《红楼梦》写“怪力乱神”，文康重点要说的是在写“情”方面，《儿女英雄传》是“发乎情，止乎礼”，而他认为《红楼梦》则有“乱”的嫌疑。所以下文又说由于不得高明之士的批注，《红楼梦》很容易引起误读，世人误把《红楼梦》看作是“谈情”之作，因而误人不少。

类似的批评又见于书中，第三十四回指出《红楼梦》是“香艳谈情的大文”，《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六回解释十三妹的借弓、留砚并非出于私心，又与《红楼梦》中提到的“信物”作比较：“书里交代过的，这位姑娘虽是细针密缕的一个心思，却是海阔天空的一个性气，平日在一切琐屑小节上本就不大经心。即如他当日第一次的借弓，一心只知保护安龙媒、张金凤的性命资财；第一次的留砚，只知这桩东西是他安家一件世传之物，也如自己的雕弓一般。更兼那时庙里闹了那等一个大案，也虑到那砚台落在他人手里，上面款识分明，倘然追究起来，不免倒叫安家受累，此外并无一毫私意。第二回借弓，在他以为是已竟转赠邓九公的东西了，至于褚大娘子又把那块砚台随手放在他衣箱里，也只道是匆忙之际，情理之常，不足为怪，所以然的原故，却不是这位姑娘没心眼儿，他本没那些无来由的私意，叫他从那里用那些不着己的闲心去呢？这却合那薛宝钗心里的'通灵宝玉’，史湘云手里的'金麒麟’，小红口里的'相思帕’，甚至袭人的'茜香罗’，尤二姐的'九龙珮’，司棋的'绣春囊’，并那椿龄笔下的'蔷’字，茗烟身边的'万儿’，迥乎是两桩事。”此处特别区分宝砚雕弓的无心交换，与《红楼梦》中表男女私情的信物是两回事，也是委婉批评《红楼梦》写情近于“乱”。

3．将《水浒传》诸书（包括《红楼梦》在内）与《儿女英雄传》对比，认为《水浒传》诸书写法上都是“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即从反面描写，所以说理隐微，不易理解，而《儿女英雄传》则是“以作善降祥为当头喝棒”的“显教”，容易理解。太田辰夫比较赞同此看法，他认为：“这是所谓从正面描写肯定人物的意见，这种意见中国是不会有异议的。”[23]台湾学者侯健对此也持肯定意见，他指出：“我们可以看出，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都是反面的文章，所提供的是消极的例子。西门庆纵淫恣欲，贾宝玉弃家逃世，以及后两部中的各种丑恶形态，都只能昭炯戒，要人如何不蹈覆辙，却没有指出，在儒家的思想形态里，应该走的大道正路是什么。这些书成为杰构，正是因为反面文章易作的缘故。比较起来，《儿女英雄传》是唯一揭橥了正面主题，而且锲而不舍的作品。……只有《儿女英雄传》，始终是积极的，始终表扬中国传统里的入世、淑世精神。这种小说，在西洋大约是完全没有的。”[24]可以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也有学人认为文康的提法有误，如针对文康所言，刘上生指出：“作者是企图通过描写体现理想伦理秩序的正面形象和美好结局，来批判日趋败坏的世道人心（包括他的家庭的'诸子不肖’），以'唤醒痴人’，'维持名教’，挽救走向没落崩溃的满清贵族统治。这种思想意图，严重地影响了这部小说的价值。”[25]

笔者以为，背面敷粉固然需要，弘扬正面主题也是需要的，两者并不矛盾，但弘扬正面主题确实很容易使作品陷入歌功颂德、庸俗肤浅的境地。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即言：“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富贵显荣，人之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不佳。”[26]形象说明反面文章易作的道理。不过从文康的创作实践来看，处理得还是比较好，《儿女英雄传》一是并没有写得庸俗不堪，没有一味美化现实，没有回避现实中的缺陷和不平，所以刘上生先生也承认：“这部以正面宣扬儒家纲常理想为宗旨的小说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批判锋芒而能较真实地反映出清代中叶的社会现实。”[27]二是《儿女英雄传》中宣扬的道德伦理，在今天儒学复兴的时代依然有其价值，正如王昕所指出：“梁漱溟把中国的民族精神归纳为'向上之心强’和'相与之情厚’。可以说《儿女英雄传》，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这种民族精神。主人公在修身齐家的过程中所寻取的人生意义和精神寄托，显示了伦常道德的向上精神。即使在今天，我们追求个人和家庭和谐的价值观念，同祖先也并无本质的差异，小说依然有效力于我们时代的价值。”[28]

小说第三十四回又将《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主要人物逐一对比：

就拿这《儿女英雄传》里的安龙媒讲，比起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虽说一样的两个翩翩公子，论阀阅勋华，安龙媒是个七品琴堂的弱息，贾宝玉是个累代国公的文孙，天之所赋，自然该于贾宝玉独厚才是。何以贾宝玉那番乡试那等难堪，后来直弄到死别生离？安龙媒这番乡试这等有兴，从此就弄得功成名就？天心称物平施，岂此中有他谬巧乎？

不过安公子的父亲合贾公子的父亲看去虽同是一样的道学，一边是实实在在有些穷理尽性的功夫，不肯丢开正经；一边是丢开正经，只知合那班善于骗人的单聘仁，乘势而行的程日兴，每日里在那梦坡斋作些春梦婆的春梦，自己先弄成个“文而不文正而不正”的贾政，还叫他把甚的去教训儿子？

安公子的母亲合贾公子的母亲看去虽同是一样的慈祥，一边是认定孩提之童一片天良，不肯去作罔人；一边是一味的向家庭植党营私，去作那罔人勾当，只知把娘家的甥女儿拢来作媳妇，绝不计夫家甥女儿的性命难堪；只知把娘家的侄女儿拢来当家，绝不问夫兄家的父子姑娘因之离间，自己先弄成个“罔之生也幸而免”的王夫人，又叫他把甚的去抚养儿子？

讲到安公子的眷属何玉凤、张金凤，看去虽合贾公子那个帏中人薛宝钗，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艳丽聪明，却又这边是刻刻知道爱惜他那点精金美玉，同心合意媚兹一人；那边是一个把定自己的金玉姻缘，还暗里弄些阴险，一个是妒着人家的金玉姻缘，一味肆其尖酸，以至到头来弄得潇湘妃子连一座血泪成斑的潇湘馆立脚不牢，惨美人魂归地下，毕竟“玉带林中挂”，蘅芜君连一所荒芜不治的蘅芜院安身不稳，替和尚独守空闺，如同“金钗雪里埋”，还叫他从那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便是安家这个长姐儿比起贾府上那个花袭人来，也一样的从幼服侍公子，一样的比公子大得两岁，却不曾听得他照那袭而取之的花袭人一般，同安龙媒初试过甚么云雨情；然则他见安公子往外一走，偶然学那双文长亭哭宴的“减了玉肌，松了金钏”，虽说不免一时好乐，有些不得其正，也还算“发乎情，止乎礼”，怎的算不得个天理人情？

何况安公子比起那个贾公子来，本就独得性情之正，再结了这等一家天亲人眷，到头来，安得不作成个儿女英雄？只是世人略常而务怪，厌故而喜新，未免觉得与其看燕北闲人这部腐烂喷饭的《儿女英雄传》小说，何如看曹雪芹那部香艳谈情的《红楼梦》大文？那可就为曹雪芹所欺了！曹雪芹作那部书，不知合假托的那贾府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才把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燕北闲人作这部书，心里是空洞无物，却教他从那里讲出那些忍心害理的话来？

这段长达千字的评论，将两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安骥与贾宝玉、安学海与贾政、安太太与王夫人、何玉凤、张金凤与薛宝钗、林黛玉，长姐与袭人一一对比，结论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均不如《儿女英雄传》的人物，曹雪芹没有“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这种观点还得到了齐如山的赞同，他指出：“《儿女英雄传》中说，曹雪芹那部著作，不知和那贾府，有什么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才把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道着一句好话云云。这种批评，实在是真有见地，也可以说是确切不移。”[29]

客观地说，曹雪芹著书“把他家不曾留得一个完人”，正是揭露封建大家族罪恶的必然要求，是“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写法的如实体现。文康批评曹雪芹同贾府有着“牢不可解的怨毒”，说的都是“忍心害理的话”，比起《序》中的委婉评价，话显然重了很多，不太公允。同为京语大师，文康难道不能理解《红楼梦》写法上的考虑？实际上，文康的评价不是从写法上考虑的，是由他的旗人立场决定的。从《红楼梦》诞生之日起，满人对其态度就泾渭分明地分成两派。拥之者赞不绝口，如宗室诗人永忠作《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首，首句即赞曹雪芹“传神文笔足千秋”[30]。富察明义则写了二十首《题红楼梦》。裕瑞《枣窗闲笔》也称赞《红楼梦》“其书绝妙尽致”[31]。相反也有“满洲巨族闻及此书，辄形切齿，毁禁者屡矣”[32]的情况，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即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甚至串成戏出，演作弹词，观者为之感叹欷嘘，声泪俱下，谓此曾经我所在场目击者。其实毫无影响，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齿冷也。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若果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淫佚，将由恶终’者哉！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有一庠士，颇擅才笔，私撰《红楼梦节要》一书，已付书坊剞劂。经我访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时观听，颇为肃然。惜他处无有仿而行之者。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末行。’则与我有同心矣。”此书全部中无一人是真的，惟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枯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淫书之显报矣。[33]

赵苕狂在《<儿女英雄传>考》中也说：“这因为《红楼梦》其时正在风行，一般人都以为这书是在指斥着旗人，一时颇引为话柄，这在一般旗人很是觉得有些不堪的。”[34]

虽然曹雪芹是不是满族人尚有争论[35]，但《红楼梦》涉及旗人，大多数人都是同意的。如冥飞《古今小说评林》中说：“书中所写规矩礼节，皆八旗世族中家法。近今清室虽亡，而八旗世族中人，对此等规矩礼节，仍不少变。乃有谓探春对生母太无情义者，是其人毫不知八旗世族中之习惯者也。”[36]启功先生也指出：“象本书作者曹雪芹的家庭，是皇帝亲近的内务府人员。远祖虽是明臣，但降清编入旗籍，在辽东已有相当长的时间，随清入关，又几代做了内务府旗人特定的重要官职。他们家庭中的称呼，作者耳濡目染的，必定是旗人的习惯。书中所写的既是当时旗籍中上层人物的生活。”[37]文康显然也认为《红楼梦》是指斥旗人的，所以说了以上的话，明显表现出对曹雪芹的不满。

不过与玉麟、那绎堂认为《红楼梦》“糟蹋旗人，实堪痛恨”的决绝态度相比，文康的态度还称不上痛恨，而是不以为然。实际上《儿女英雄传》对旗人也是有批评的，第三十二回借邓九公之口批评八旗世家子弟与小旦鬼混。第三十四回中安学海教训安骥：“便是那年场门首的那班世家恶少，我也都指给你看了。一个个不管自己肚子里是一团粪草，只顾外面打扮得美服华冠，可不像个'金漆马桶’？你再看他满口里那等狂妄，举步间那等轻佻，可是个有家教的？学他则甚！”也是直斥八旗世家子弟的堕落。第三十四回中，文康还着重刻画了八旗纨绔子弟绷僧额的丑态，鉴于此，《凌霄一士随笔》曾客观指出：“文康为满人，而于旗籍子弟弗为回护也。”[38]由此可见，文康虽然身为旗人，但并不偏狭，并不反对批判旗人，那他为什么又不满曹雪芹呢？笔者以为，他是觉得《红楼梦》写得太绝对，人物无一不坏，塑造得太压抑，根本让人看不到希望，所以忍不住在小说中提出批评。同时，文康毫不客气的批评，说明这一点深深刺激了文康，文康塑造“儿女英雄”合一式的人物，正是针对《红楼梦》人物塑造的反向调节。

俞平伯先生1984年7月22日给其子俞润民信中说：

你前书说及《儿女英雄传》未及复，在此一谈。我以为李如要学古典，可从小说入手。古典文学本不限古文，白话中亦有之，不妨从小说入手，如《水浒》、《西游》、《儒林》等皆是。（《红楼》亦可看，但太复杂，又未写全，不宜初学，尤忌看一切红学书，包括我所写在内！）现先提出此书，我如空讲一通无甚意思，最好他先提看法，如思想结构、文笔、语言等等，只是闲篇，不要掉书袋，我亦以闲话答之，在此不提什么，以免有所暗示，只说一句：此书是学《红》而反《红》的，书中有明文。故学习此书亦有关对《红》的了解。——自然此书作者的话亦未必全可信，却总是嘉庆时旗门子弟对《红》的看法之一，比较近真，视索隐之荒唐，考证之拘泥，固犹胜之。[39]

概括得很公正，可视为对文康论《红》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