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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无界论坛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无界对话”，虽结束已久，但余音仍绕梁。（编者按：2017年） 东方代表：冯天瑜教授（右） 西方代表：皮埃尔·拉孔特博士（左） 一个是来自武汉大学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华文化史著名专家，一个是来自比利时的国际城市规划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杰出人物，不同的文化与学科背景令两位对话嘉宾对什么是“东方”，什么又是“西方”有着各自的认识，他们也尝试着通过对话对彼此实现更多的理解。 冯天瑜 对“东方”和“西方”认识的演变 就中国而言，从古代以来，对于东方和西方的认识，有一个演变过程。 清以前，中国关于东方和西方，大概有这样一个划分——从广州向南画一条线，到婆罗洲（现印度尼西亚的北部）以及爪哇，这条线以东叫做“东洋”，以西就叫做“西洋”。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就是指他通过了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印度洋。这是从海洋上的划分。 而在大陆，中国古代一般把长安以西叫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就是河西走廊。整个中亚、西亚以及南亚次大陆在汉唐以来，都称作“西方”、“西天”，所以玄奘到印度去求取佛经叫做“西天取经”。 而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在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以后，站在欧洲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他们以欧洲为基点，把现在的埃及、叙利亚这一带称作是中近东；然后把中国、日本叫做远东。 就东西方的概念界定，基本上是到了近代以后才有了明确的意识。 冯天瑜 东方”与“西方”的阻隔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他们中止了陆上交通，西方人到达远东困难重重，而他们又非常需要远东的一些产品，譬如像茶叶、香料，所以欧洲人千方百计地想通过海路到达东方。 从西方到达东方，从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开始，直到十五六世纪这样一个突破性的旅行才得以实现，而做出最重要的、创造性贡献的就是葡萄牙人达伽马。大航海时代的三大航海家之一的达伽马，他沿着非洲大陆一直向南航行，到达了好望角，终于发现非洲大陆并不是无限向南延伸的。然后他转而向东，成为人类历史上从大西洋进入了印度洋的第一人，最后到达了印度半岛东部的果阿。这次航行对于东西交通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非常重要，之后追踪达伽马的航线进行航海探索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冯天瑜 “利玛窦规矩”-“西学东渐”-交流失衡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就是16世纪西方的传教士。利玛窦是西方传教士中第一个长期在中国定居并系统地进行“学术传教”的人物。 说到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中的重要角色，必须提“利玛窦规矩”——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利玛窦并不反对他的教民去祭孔、继续信仰儒家的学说等等，这样一来，利玛窦的办法在中国得到推行，并使他结交了当时明朝的一些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跟他们一起翻译、介绍西方各领域的学术成就。 这个时候的东西方文化互动除了“西学东渐”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中学西渐”。“中学西渐”，指通过利玛窦以及后来的传教士，把中国的学术、文化介绍到西方，给西方的文化也带来了很丰富的营养。十八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当中，像伏尔泰等人，都从中国文化当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在“形而上谓之道”的层面，比如哲学、伦理学，儒家、道家的学说都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在“形而下谓之器”，对西方也有相当的影响。比如在建筑层面，中国的宫廷建筑、园林建筑，都通过传教士把它介绍到了西方。这个时候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比较平等的，而且是和平的，产生了相当好的互动作用。 然而到了19世纪，东西方文明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西方的殖民扩张对东方文明的侵略。 19世纪的东方遭遇了什么样的西方呢？我认为是一个两重性的西方：一面是代表先进文明的西方；另一面是以侵略者形象出现的西方。 所以这个时候，东方人面对西方，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有一些先进的东方人，在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独立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竭力地主张要学习西方文明，如戊戌变法时候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革命派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另一方面则在东方国家、东方民族中激起了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对西方文明对抗或抵抗的一种倾向。 我认为，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以梁启超、孙中山所代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是最正确的。一方面，他们维护民族独立，坚守我们的优良传统；同时主张虚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以西为思。只有这样东方才有可能强大起来，才能重新回到东西方平等交流的时代。 拉孔特 “西方榜样”的甄别取舍与城市规划的欧洲经验 中国要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什么、怎么学仍然是今天的中国人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国的城市规划越来越受美国的影响，而不是欧洲，最像的就是拉斯维加斯。美国的方式是土地使用最大化，即使这个土地是保存古代遗迹的。美国修建了很多的高速公路，私家车大行其道。但是在欧洲，更注重发展公共交通，使得私家车和公共汽车的数量达到平衡。 平遥和昆明在环境保护和公共交通方面做的非常好。在控制汽车数量方面，北京就不如人意。相比之下扬州就是个很有魅力、很舒服的城市，中国的其他城市要向扬州学习，要更适宜生活。 另外，要想实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城市规划结合，关键就是要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进去。北京的胡同不就又开始热起来了吗！胡同很好地利用了空间，密度很高。在上海，现在能保存下来的里弄已经像博物馆一样了，有些变成了购物中心，里面没有居民了。我更喜欢有人居住、生活气息浓郁的里弄。但我并不是反对高楼。一些人喜欢住胡同，就可以保留；一些人喜欢住高楼，也可以住高楼。矮房子、高房子都要有。在欧洲，我们就不会要这些人搬出来，而是政府出钱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政府可以在修缮期间，将这些人先安置到其他的地方暂时居住。 这些人是否能够在修缮完成后再搬回来居住还取决于政府，到底是想要改善这些人的居住条件，还是为了赢利而把人赶出来。社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是否尊重人们的权利，让他们住在想住的地方。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是应当被维护的。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个规划问题，而是法律和制度的问题，它要保证当居住权受到侵害的时候，能自由地发表言论和观点。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长治久安的关键。 因此我常说，一个好的规划师是需要规划与政策两者同时兼顾的。欧洲的规划师和中国碰到的问题是一样多的，特别是土地规划师。土地是规划的关键，我们有两种方法来控制土地，一是自己拥有土地，二是从规划的角度对土地的业主施加影响，让他接受建议。 拉孔特 “中学西渐”与对东方文化的热爱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早在我们说的“中学西渐”以前，中国文化的很多元素就以各种方式向世界各地输出。在建筑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出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 中国的戏曲艺术在世界上也有它的地位。我从很小开始就对京剧感兴趣，还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有一次在巴黎，我看到关于中国京剧和中国文化的展演，顿时就被深深地吸引了。记得那一次刚开始人比较少，但是当京剧表演进行的时候，观演人员越来越多，来领略这种不同于西方戏剧的东方剧种的魅力。我认为，京剧艺术和中国的其他表演艺术一样博大精深，对它们了解越多，就会越来越被它们吸引，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连听20个小时的京剧仍然乐此不疲的原因。 当然，我们还不能不谈谈别具一格的中国画，它是世界美术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对中国画很感兴趣。记得我当年曾经看过一个画展，被几位中国画家的作品深深震撼了。我以前从未接触过那样的画风，是那样的传神，似乎引领人们进入了一种无限与永恒的空间。中国画构图简洁，富含禅意，常常达到一种形散神不散的境界，看似平面其实有着清晰维度，总是让观者意犹未尽、回味无穷。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一接触到中国画就喜欢上这种绘画艺术形式了。当然，因为中国画非常写意，拥有大量值得探究的、含蓄的元素，所以它和西方绘画艺术的角度有所不同。一开始的时候容易让西方的观众产生误解，但当我们西方人进入它的世界，就会会慢慢产生兴趣。另外，在某些维度上，中国画对欧洲绘画艺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相互联系的元素。 后记 再度相遇，我们准备好了吗？ 曾经，我们的瓷器、漆器远输海外，谁能说没有改变欧洲人的口味？ 曾经，我们的茶叶、丝绸传到欧洲，不也是掀起一阵“东方热”吗? 这种风潮，就如同今天不少中国人崇尚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从来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不缺少自信。 进入新世纪，当东方再次遇见西方，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带给世界的东西，不应只有传统文化艺术，而应该送去更多新的高科技和现代文明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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