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培养机制转型：从“封闭性”到“开放性” 从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机制的变迁来看，其特点体现出鲜明的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趋势，并沿着“定界—跨界—链条”的发展历程一路走来。而这个发展历程又与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径，以及产业对人才的专业素质要求的变化高度一致。 （一）“定界论”主导的人才培养机制开始没落 “定界论”主导阶段，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封闭性”。这个阶段大致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上世纪90年代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取得初步进展和办学体制改革启动为止。 “定界论”的主要特征是办学主体一元，学习空间单一，学科逻辑课程占主导地位，教学方法多采用讲授法，其专业建设定位于具体的工种，培养的是具备特定岗位专项技能的人才。其办学形式主要有我国的单纯的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和日本20世纪的“企业模式”的职业教育[18]：前者容易导致“就教育论教育”的教育模式、“闭门办专业”的专业建设模式和“黑板上种稻田”的课程和教学模式，后者则容易将学生培养成电影《摩登时代》中技能幅度狭窄的产业工人，难以抗御产业技术升级和转岗换业的风险，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为此，我国先后对企业产权和教育体制进行了大力改革，其标志性事件有两个：第一，“1990年的深圳证交所和上海证交所的成立，成为产权改革中的标志事件”[19]；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成为我国教育体制由“政府包揽办学”向“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转变的标志事件。[20] 在这个阶段，政府属于全能型的政府，企业也是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企业既承担产品生产，也举办教育，“政企职责不分”“产教同源”的现象普遍存在。与此同时，产业的技术构成也相对较低，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而第二产业也不需要太多“高精尖”的人才。据统计，1990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分别为60.1%，21.4%和18.5%[21]，足见我国当时的产业技术水平非常低。不过，这种“国家办教育+企业办学”的封闭办学模式以及政府计划性的劳动力培养和使用机制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产业发展状况，因而没有暴露出明显的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二）“跨界论”主导的人才培养机制仍在完善 “跨界论”主导阶段，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机制体现出鲜明的“双向的开放性”。这个阶段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延续到21世纪的前十年左右。 “跨界论”的主要特征是校企双元合作培养人才，学习空间跨越学校和企业两个场所，基于工作任务的模块化课程、项目课程、学习领域课程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竞相占据主流，行动导向的教学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其专业定位于具体职业岗位，培养的是具备特定职业岗位专业素质要求的人才；其办学形式主要有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和按照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精髓构建的各种形式的校企合作式职业教育，如我国尝试的“企业订单班”“企业冠名学院”等。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和校企之间天然的价值悖论等，这个阶段的开放性办学探索虽然形式多样，但是多流于形式，因而未能真正进入“深水区”。 为此，我国再次对企业产权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其主要标志也有两个：一是1998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启动的“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22] ，二是“2005年《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出台，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转让更加规范”[23]。然而，校企合作的效果并未因此而更加乐观。从国情差异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举办主体主要是政府，这就容易让职业学校养成“等、靠、要”的习惯，学校开展校企合作的内生动力不足。从职业学校的价值向度来看，职业学校仍然对“象牙塔”式的封闭办学的传统和惯性抱有深厚的执念，且由于我国教育系统的产权制度改革理论和制度准备不足而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24]，导致“教育产业化”于2007年被教育部明确叫停[25]，从而使得职业学校和企业很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构建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育人机制。从企业的价值向度来看，大多数企业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责任，且这个阶段企业需要将精力重点放在内部机制改革和外部机制重建上，无暇顾及也未能领悟人才资源的培养和积累的长效红利，又加上校企人员专业素质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导致“校热企冷”的现象成为这个阶段办学机制的标签。尽管这个阶段学校和企业还需要时间和智慧积极寻找深度合作的契合点，然而“跨界”的思维已然占据主流，而“定界”的思维逐渐被尘封。 （三）“链条论”主导的人才培养机制方兴未艾 “链条论”主导阶段，职业教育必将大力开展“立体的开放性”办学模式。这个阶段大致是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开始，直到现在仍方兴未艾。 “链条论”最初出自2002年高等教育领域的建设项目，旨在抓住21世纪主导性产业之一、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的生物技术产业中的人才链、技术链和产业链，面向地方经济主战场，培养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26]然而，2010年为消除世界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和保障产业转型升级而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居然未能体现“链条论”的重要思想。直到2013年，职业教育领域才明确提出“促进知识链、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的有效衔接”[27]，推动形成“政府搭台、产教对话、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创新机制。2015年，这个职业教育治理思想才形成教育部“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政策文件，即“以产业或专业（群）为纽带，推动专业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衔接，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相融合”[28]；2017年，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政策，旨在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解“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的问题，[29]这是对整个教育系统提出的培养机制改革的要求。 “链条论”的主要特征是以产业链为基准，从产业的上、中、下游探索跨越了职业领域或产业领域的链式专业群或专业链[30]，从而培养能够适应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具备跨越职业领域或产业领域的三维立体职业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31]。为此，我国再次加强企业产权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其主要标志同样有两个：一是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职业教育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32]；二是2019年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33]。这部法律旨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特别规定了“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将为外资参与我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提供法律保障。可见，“链条论”必然开启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变革的新里程。 参考文献： 文献来源： [1]吴全全,殷新红,闫智勇.职业教育深度改革政策的体制转向和机制转型[J].职教发展研究,2020（01）：23-28. 作者简介： 吴全全（1968-），女，北京人，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中德职业教育研究所暨姜大源教育名家工作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殷新红（1963-），女，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杂志社编审； 闫智勇（1973-），男，山西阳泉人，北京全道智源教育科技院院长，姜大源教育名家工作室秘书长，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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