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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搞笑，实际上这个问题非要有意思，为啥《水浒》中泼皮这么多呢？
结合历史我们来分析一下：
按原著，杨志卖刀发生在北宋徽宗年间。
北宋传九帝，而末期的徽宗称得上昏君的代表性人物了，其在位期间，任用以蔡京为首的奸臣，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就是此时出现的，如杭州“造作局”，苏州“应奉局“，开封的“应奉司”等机构，专门搜刮“四方珍异之物”。国家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宋江方腊揭竿而起，对抗朝廷。
然而以上这些并不是造成北宋满地泼皮无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北宋或者说两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怪胎，军事上，“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是一大特色，以“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队部署，面对来自北方的敌人，基本上采用被动防守的措施。同时，经济文化又高度的繁荣：如农业，如今还在用的犁、耧、耙、锄、镰都已出现，因地制宜，从外地引进更高产的种子，兴修水利，编纂各类农学专著；手工业更不用说，“官钧汝定哥”是为代表，海外贸易，瓦子勾栏（相当于现在的KTV，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广告竞争，节日促销，基本上现在有的那时候都已经有了，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其一二。
如果你是北宋的皇帝，看到治下经济如此发达，你会怎么做呢？当然是收税啊！君不见，这两年的中国烟草交多少税？
所以北宋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税收大业。
以北宋九帝中公认最好的宋仁宗为例，皇佑元年，包拯上了一道奏疏，记录了几个数字：
1、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共有官员9785人，到了四十余年后的皇佑年间，官员人数已有17300余人，这还不包括那些未受差的京官，使臣和备胎；
2、宋有州、郡320，县1250，用吏不过5000-6000人，但现在足足三倍之多，而且每年开贡举，每次又要放榜千人，这要是再加上那些不入流的小吏，官府杂工等等，又岂止是三倍；
3、真宗景德中期，国家财赋收入4720.7万贯石两，支出4974.89万贯石两；
4、而到了仁宗庆历八年，国家收入10359.64万贯石两，支出8938.37万贯石两。
于是包拯得出一个结论：国土面积并没有大变化，纳税的户口也有常数，而且现在的土地产量还不如以前，那咋就多了这么多收入呢？原因就是现在“沿纳并从折变”。
“沿纳”就是正税之外的杂税，也叫“杂变”，有多杂呢？“农具钱、桥道钱、盐钱、米钱、牛皮钱、鞋钱、脚钱”等等等等。
“折变”则就更扯了，表面上是说以物（钱）折物（钱），比如说一斗小麦150文，折变后50文，我本来交150文的税，但现在折变了，要求交小麦，那么我就得缴三斗小麦。这变相的增加税收了，而且恶心的是，还不止折变一次，比如本来交钱就行，但官府要求折成小麦，然后小麦折成布帛，布帛再折成棉，棉再折成钱，关键是此时交的钱就是之前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今天下之赋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城邑、曰杂变、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盐、曰茗、曰酒。生民之衣食，举此八者穷矣。
重点说酒禁，北宋规定，酒商必须从官府那买酒曲。而且官府直接摊派份额，比如张三卖酒，一年用一百斤酒曲足够，但是朝廷给你摊派了一千斤酒曲，不好意思，钱必须给到位，你酿出的酒能不能卖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与朝廷无关。
宋神宗年间，有人发现国家卖酒曲的钱越来越少，于是提议酒曲每年配额180万斤，但是酒户还是亏本，再降150万斤，最后降到120斤，然而仁宗年间这个配额曾经高达222万之多！
另外，北宋还有一项税收，叫“支移”。就是百姓不但需要缴粮，还得自费把粮食运到边境郡县，比如河北要粮食，我等山东百姓推着小车运粮过去，这可是在古代啊，要多麻烦有多麻烦，于是我等山东百姓就带着钱去河北当地，买粮上缴。后期还进行了改革，由私运改成官运，于是乎我等百姓不需要跑到目的地了，但却要交“地里脚钱”。
古者刻剥之法，宋朝皆备！
还有仁宗朝开始出现的“衙前之役”，百姓宁愿穷死，也不想服此役，因为会彻底倾家荡产！
仁宗朝况且如此，更不用说徽宗朝了，百姓水深火热，穷的响叮当，自然流寇，无赖，泼皮就异常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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