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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东西横亘，山头上皑皑白雪，映衬出山下绿洲的生机勃勃。绿洲中间，数个村落，相连成片，炊烟袅袅，鸡犬相和。村边，则是大片的农田，中间的一块洼地上，有一座石碑，默默注视大地。这里便是四坝滩。 三千四百多年前，这块土地上，曾有支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的部族繁衍生息。他们不仅创造灿烂的四坝文化，而且传递了东西文化。 路易·艾黎看到陶片，马上给夏鼐写了封信 旷野无人，阳光明媚，野花正在灿烂绽放。此刻，我们却干了一件有煞“风景”的事，要翻越一道围栏。 4月27日，寻访路易·艾黎足迹文化考察团在山丹总结此行收获，而我却悄悄地离开山丹，在山丹电视台的葛勤等人带领下，赶往离县城20多公里外的四坝滩，寻访一支迈入青铜时代的部族。 四坝滩在县城西南方向，出县城先往南而行，过南湖乡，经南湖砖厂，我们找到了看护遗址的黄德民。在他的带领下，在大片农田中穿行了十几分钟后，在一处围栏边停下了车。下车，他指着一公里外的黑点说，看到了没，那就是四坝遗址的保护石碑。 然而，围栏大门紧锁，门口上方有一个纸牌，上写“警告：围栏内有剧毒，禁止放牧”等字样。旷野中，就我们几个人，黄德民说，围栏的主人还在数公里外的村子里。我们只能翻墙而入了。 费劲地翻过了围栏后。我们时而在农田中穿行，时而在乡间便道上跋涉。四五分钟后，经过了两个小水塘，浓烈的农药味弥漫在空气中，让人有些窒息的感觉。这是村民喷洒的除草剂之类的药物，以消杀农田中的野草。我们只能屏住呼吸，紧走一阵，远离农药弥漫区。十几分钟后，终于到了保护碑附近，四坝滩遗址就在我们脚下了。 四坝遗址是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一个类型，因最早在山丹四坝滩被人们发现而得名。这是一处生活在距今3900年到3400年之间的先民们所创造的文化类型，而此时的中原地区则处在夏商之间。 四坝遗址的最早发现者是路易·艾黎。1944年，已经在陕西凤县双石铺生活了6年之久的路易·艾黎，在当局的逼迫之下，不得不率领学生踏上了漫长的西迁之路。这次西迁前后两次。第一次在1944年11月，路易·艾黎在山丹负责筹建山丹的新校区，而乔治·何克则在双石铺负责学校的搬迁。学校的第一批33名学生，在几名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漫长西迁之路。他们组织了几辆畜力平板车，带着被褥和一些教学设备就踏上了漫长的路程，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跋涉，终于在12月21日抵达了兰州。此时，闻讯而来的路易·艾黎也回到了兰州，他雇了一辆苏联卡车，终于在圣诞节之前，将学生们送到了山丹。二十多天后，乔治·何克带领的第二批学生也出发了。他们的车队由5辆大马车、一辆汽车组成，从双石铺到山丹，路程长达1100公里，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一路上担惊受怕，惊险不断。一辆马车坠入山谷，卡车和军方拉军火的卡车相撞爆炸。一路上，除了一人因心脏病去世外，大部分人还算幸运，1945年3月10日，搬迁车队抵达山丹。也正是有了这次搬迁，才注定了后面四坝滩遗址的发现。 1947年，山丹培黎学校在山丹周围开辟了三处农场，其中有一处就在四坝滩上。第二年，路易·艾黎带领学生开挖水渠时，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存和墓葬，出土了石器和陶器。由此，一个惊世发现，由此渐渐地浮出了水面。 1953年，路易·艾黎写信给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告诉他四坝滩上的发现。这才为学术界广为所知，随后的几次发掘，人们逐渐认定这是一个新的从未见过的文化类型。然而，关于四坝文化的命名却经历了数十年之久！ 方形陶鼎，盖子上竟然有三只猛犬，这难道是犬戎部族图腾？ 三只猛犬，竖起耳朵，目光炯炯，四腿使劲，盯着前方的猎物，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猛犬的脚下，却是一个陶鼎，类似于商代的四足铜鼎，陶鼎高27厘米，长23厘米，足矮，腹宽，上方有盖。那三只猛犬，正站在盖子上，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每一个参观者。 这是在四坝文化类型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陶鼎。它的出土将许多未解秘密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创造了四坝文化的先民，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族呢？既然他们在陶鼎上塑有猛犬，似乎是个以犬为图腾的部族，他们是否就是古史中所说的犬戎呢？ 进入了四坝遗址的核心保护区，地面上不时出现了彩陶残片。四坝人的制陶技术似乎比马家窑人落后许多。 实际上，马家窑文化类型是中国远古制陶技术的顶峰。他们对陶土经过精心筛选，陶片的断面细腻，很少有杂物，散发着淡淡黄色。而四坝人的制陶则要粗疏许多，他们的陶器多为夹砂陶，器形以双耳罐、壶为主，还有一些单耳罐、杯和器盖，小型器物较多，纹饰有后画彩。 相比而言，马家窑文化类型遗址，经常出现的大型陶罐，在这里似乎看不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站在文物保护石碑前，四下张望。这里地处河西走廊的中心，似乎距离南北两条山脉都一样远近，遗址面临一个巨大的沟，那是已经干涸了小河，发现遗存的地方，在高出河床2米——3米的台地上，是一个东西200米，南北210米，灰土层厚为0.5米的地方。按照古人的葬俗，聚落应该在距离墓葬区不远的地方。由此看来，当时这里生态环境比现在要好的多。至少那条干涸砂河应该是流水潺潺的。 四坝滩文化遗址虽然在1948年就发现了，但真正为学术界定名却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了。这也得益于玉门火烧沟遗址的发现。因为有了火烧沟遗址的大量发现，才为四坝遗址的命名提供充分资料支持。 至此，这才被人们认定为这是一个西北独立的地区性的青铜文化。至今，依旧有人称其为火烧沟文化。即便如此，迷雾依旧存在，在人们所发现的四坝文化类型的遗址中，人们只发现了墓葬，却没有聚落遗址。这个问题一直到本世纪初才得以彻底解决。 2003年，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四坝文化类型的聚落，发现了50多座房屋遗址及祭祀坑等遗迹。最为有意思的是发现了一个史前牛圈，这证明在四千年前，四坝文化就已经实现了农牧兼营。这种经营方式和数千年后路易·艾黎在山丹培黎学校开展的生产如出一辙。路易·艾黎当初之所以将学校搬迁到山丹，既有政治环境的原因，也有为山丹丰富资源的缘故，在这里学校可以实现他们想要的培训和活动。他们在四坝滩上开荒发展农业，同时发展纺织业。 可见，无论在何时，依据大自然的选择，所作出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青铜时代，四坝人住着三室一厅，那个时代的“高科技”，有多高？ 遗址已经高低不平了，曾经水流潺潺的大砂河，也早已干涸。拉沙的农用车，冒着黑烟，突突地在河谷中肆无忌惮地行驶。四坝文化的命名虽然比较晚，但其分布范围却是相当的广大。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以北的地区，最西边可以到达新疆的哈密盆地，最北端到黑河下游，南到疏勒河中上游地区。显然高山峻岭依旧是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而沿河而行，则要容易得多。 这是一支已经迈入青铜时代的部族。青铜器成为他们主要的生产工具，涵盖了刀、削、锥、斧、钺等几十种,而且有鼻环、铜镜、镯子、钏、管等装饰用品。这是甘肃地区出土铜器最多的古文化。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何四坝文化出土的陶器，没有大型陶罐。他们已经掌握那个时代的“高科技”，陶器就不是他们的发展重点了。但陶器依旧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许多墓葬中，彩陶的数量占据了出土陶器的一半左右。虽然没有大型陶器，但四坝文化的陶器依旧非常有特色。四坝文化的彩陶制作，具有很强的创意。彩陶的纹饰由简单条文组成横、竖、斜交的图案花纹，着色浓厚，因而彩纹附在器表呈凸起状。造型上也体现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创意。出土过一种盖子把手如同双矛状的彩陶罐子，这似乎说明四坝文化的人已经用上了长矛。 四坝文化的房屋也比较有特色。尽管依旧处在半地穴式房屋向平地起建房屋的过渡时期。但这两种房屋也有不少共同点。半地穴式的房屋均为长方形，地面经过了硬化处理，地穴式的房屋则在室内修建了储藏室烧烤坑等设施。而平地起建的房屋，则如现在城市中套房，多呈现出一厅多室的格局，竟然有一厅三室的格局。难道后世的单元房就这样来的吗？无论如何，房屋为外形仍旧是长方形，中国房屋的传统造型似乎至少在这时就已经确定了下来。 四坝滩上或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景，戴着黄金鼻环，套着青铜臂钏的牧人，放牧着他们的牛羊，而家里手持铜削的妇女正在忙碌着制作。或许，他们拿着铜镢头，在聚落周围开垦荒地。 曾经农牧兼营的四坝滩上，现在早已变成了农田。当年，路易·艾黎带领学生在这里开辟了3000亩荒地，修建了长长的引水渠，如今这里的开垦土地远远超过3000亩，滋养着一方民众。 中亚权杖，东南贝壳，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中转 站在文物保护标志碑前，抬头可见祁连雪，虽然已经是4月末，平原上的农田已经播种，杨树的叶子早已撒开，可走廊的南北两山的山顶上依旧白雪皑皑。在旷野里看狭窄的河西走廊似乎更窄了，尽管它很狭窄，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流的重要孔道，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如果时光回溯到3400年前，活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的那些部族，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中转站。在四坝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东西方文化因子。 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四坝人从文化本源上来说，有两个比较大的来源，他们是马厂文化的继承者。同时，他们又保存了大量的齐家文化成分。不少学者将四坝文化视为马厂文化的西延部分。马厂文化首次发现在青海民和马厂塬而得名，是马家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家文化则首次发现在甘肃广河齐家坪。他们都是黄河上游所哺育出来的文化。同时，他们彩陶上也受同时代的波斯文化影响，出现了一种带手纹的彩陶。 作为东西方文化，自然还有更多的内容，民乐东灰山是早期发现的四坝文化遗址，这里曾出土了小麦。而中外专家们的研究证实，这些炭化小麦是我国境内已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这也表明，至少在青铜器时代，河西走廊的先民们就开始栽培小麦。那么，这些小麦是从哪里来的呢？此前，有人曾提出观点，中国的小麦来自于西方，东灰山的小麦起源自印度一带。但也有人认为，小麦究竟是起源中国，还是从西方引进的，需要进一步考证。 四坝文化中，对畜牧业有着天生崇拜，他们尤其崇拜 羊。在一个或许是部落酋长的墓葬中一次就殉葬了44只羊。不仅用羊殉葬，还把羊作为装饰，用在各种器物上，这是四坝文化的一个特色。或许那只陶鼎上三只猛犬就是羊群的守护神。
部落酋长死后殉葬的羊只多少来显示身份，而生前则用权杖来彰显他的权威。 权杖是部族首领权利的象征。最早的权杖出现在中亚一带，是由更加古老的图腾柱转化而来。四坝文化中出现了不少权杖，有圆形球状石器权杖首，也有青铜的。有一件，青铜器的权杖首最为奇特，这是一枚呈鸭梨状的权杖首，上面略小，下面稍显粗壮，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权杖的下半部分，还有四个羊首。其铸造方法令人惊叹，它们是分别铸造后，再用镶嵌的办法安装在权杖头上。虽然四坝人掌握了青铜器铸造技术，但属于起步阶段，只能铸造一些简单的工具。没有见到大型的铜鼎之类的礼器。
在一些墓葬中还出土了贝壳，玉门火烧沟遗址的一座墓葬内出土了上百枚海贝壳，这些贝壳的用法也是各不相同，有的是串成一串，有的在死者嘴里，还有的放在罐子里。无论如何，这些东南沿海的贝壳，它们通过多个不同部族之间的交换，能到河西走廊，本身就说明，在3400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已经是四通八达的。只不过，它不像后来的那样直接沟通，以古人的活动范围，多在百里以内。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地处河西走廊中西段的四坝文化，它们是那个时代，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将东西方文化，在此交融汇合，然后又传向四方。 关注书迷新声，历史文化，兰州故事，每天都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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