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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会写诗？也许多数人都会感到很惊呀。因为一提到包公，人们就会想到他那张眉间有一弯月牙的黑脸，电视剧和戏剧中“黑脸包公”的造型已经深入人心。 其实，包公的脸并没有那么黑，和其他普通人的脸并没有任何区别。再说包公确实会写诗，而且还写过一首拒收别人礼物的诗。 写诗拒收别人的礼物，奇葩吧？更为奇葩的是，送礼的“别人”竟是当朝皇帝宋仁宗，包公的这种做法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难怪他会博得铁面无私“包青天”的一世英名。  一、包公用奇葩的拒收礼物诗，破解了晚年的一大难题 包公最闻名于世的两个特点就是，在家以“孝”闻名，做官以“清正”闻名。 在刚出任做官时，他就写了一首《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贻来者羞”，来表明自己立志要做国家之栋梁、人民之清官的决心，并把它当做“为官之道”的座右铭认真践行。为官以来，他上报国家、下安黎民，铁面无私、清正廉明，以刚正不阿、执法如山的良好品质，锻造出“包青天”的千古颂名。 在做六十大寿的时候，担任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知府“一品大官”要职的包公，再三吩咐家人一律不准收礼，家人也谨记其训。不料第一个前来送礼的人就让包公左右为难。这个人可是北宋皇帝宋仁宗，一个千万不能得罪的主。 这份祝寿贺礼充分体现着皇恩的浩荡，前来送礼的太监很聪明，他怕包公不收礼，还随礼物附上一首诗：“道高德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之门外理不通。” 皇帝送礼这一招，确实让包公左右为难，不收下礼物是不给皇帝面子，得罪了皇帝，收了礼又破坏自己一生的为官规矩，而且上行下效，送贺礼的人就会接踵而来。 思前想后，包公还是觉得宁愿得罪皇帝也不该破例，他看着太监随礼物附上的诗灵光一闪，也挥毫题诗一首《包拯拒绝皇帝贺礼诗》，以诗拒礼。 铁面无私丹心忠，作官最忌念叨功。 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这首诗，既破解拒收皇帝礼物，恪守自己平生铮铮誓言的难题，又成就了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以诗拒礼”的奇葩佳话。  二、包公惊为天人的孝与廉，完全颠覆人们的想象 包公名叫包拯，字希仁，北宋名臣，为官清廉，史称“包青天”，由于他出任官员前以“孝”闻名，去世之后，朝廷谥号“孝肃”，可见“孝”是包公“清廉”之外的另一个被广为传诵的优秀品德。 包公的“孝”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为了孝顺年迈的父母，他情愿放弃10年的做官时间侍奉双亲。试想官场上能有几个十年？又有几人能做到为了父母蹉跎掉10年的为官黄金时光？可包公做到了。 他29岁考中进士，朝廷授予他建昌知县的官职，但他放弃了这次任职机会，请求朝廷给他分配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好侍奉双亲，哪怕职位和资薪低一点也不在乎。 朝廷根据他的实情，改派他为和州税监，这样离家乡合肥只有100多公里，但是父母仍然不愿意跟随他到和州赴任，他就干脆放弃做官，在家精心侍养双亲，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他为父母守孝三年，孝满仍然不愿离家，经过亲友们的多次劝勉，他才下离开故乡回到京城等候差遣。 这个时候，包拯已经39岁了，10年前和他一同考中进士的人，早已经升了好几级官了。包公这种考取功名后，为了孝顺父母十年不做官的孝心一时成为美谈，并被广为传颂。  如果说包公的“孝”举世闻名，那他的“廉”更是惊为天人。他一生从政做官26年，无论在地方上任职，还是在京城的开封府做官，其廉政和反贪行为举世震惊。 他曾在端州任职3年，端州可是出产名贵端砚的地方，每年都向朝廷进贡一定数额的端砚。从前的端州长官都多征收几十倍的砚台，以贿赂权贵，以图升官发财。但包公3年任职期满返京，自己仍无一方端砚，史称“岁满不持一砚归”，被朝野交口称赞。 在京城的开封府，那可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的知府，都免不了跟权贵串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后，把这种腐败风气彻底肃清。 特别是打破了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再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的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想要借传递诉状敲诈勒索也不成了。 包公执起法来，那可是不惧权贵，六亲不认，铁面无私，而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冤，令人闻风丧胆，不敢造次，故有“包青天” 之名，京城甚至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意思是包家的后世子孙做官，若有贪赃枉法者，不准再回家来；死亡之后，也不能葬于包家坟茔之中。不按《家训》行事，就不承认其为包家的子孙。 这份《家训》不仅写在纸上，而且立碑刻石，竖于正房的东墙上，永远警示后人，这样的《家训》，也只是绝了。 难怪宋朝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赞扬包公“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一个人要获得成功，除了自身的内在原因外，还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外部原因。 包公能获得“包青天”之名，也不例外。仔细分析，成就“包青天”一世英名的，除了他本身的为人“孝道”和“清正廉洁”的为官志向这些内因外，还有四大奇特的外因。 01、 百善孝为先，宋朝盛行的独特孝文化 宋朝是一个经济、文化空前繁盛的奇特朝代，更是“孝”文化繁荣鼎盛的时期。从宋太祖赵匡胤的谥号“启运立极英武容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到宋度宗赵禥的"端文明武景孝皇帝"的谥号可以看出，宋代统治者对”孝“有着执着的追求和渴望。 宋朝把“尊老孝亲“直接上升到了律法层面，形成"忠孝一体"的行为规范和科举重孝的独特现象。宋代推行”孝才并重“的选官制度，将孝设置为对官员考核的一项标准，并增设一门"孝悌"的考试，同时专门设置法律来惩戒不守孝道的人，也对那些恪守孝道的人进行嘉奖。 《宋刑统》明确规定：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就是说，父母在世时，不孝顺父母，诬陷父母的话，就要处以绞刑。 《宋刑统》还规定父母去世时，要为其守孝三年的“丁忧制度“，在父母离世后，为父母守孝不满三年的，要被流放三千里。如果守孝期间娶妻、饮酒作乐的话，要被杖责一百，娶妾的话要被杖责七十，可见孝道在宋代简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包公那种为孝顺父母，考取功名后选择10年不做官，只为侍奉双亲的”孝道“行为，被广为推崇和传为美谈就不足为奇了。 
02、 永恒的誓言，“太祖誓碑”给予的独特护身符 宋朝重文抑武，是历史上唯一的“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朝代，这完全得益于宋太祖赵匡胤为宋朝历代皇帝立下的永恒誓言——“太祖誓碑”。 “太祖誓碑”也叫“勒石三戒”， 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建隆三年，于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着的高七、八尺，阔四尺余的石碑上，所刻的三行誓词: 一是“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太祖赵匡胤这个“太祖誓碑”上立下的誓言，让300多年来宋朝继他之后的17位皇帝谨遵祖训不敢逾越，不但厚待周氏子孙，那句“不杀士大夫和言官、谏官的誓言”，也改变了宋代文人的命运，让他们拥有独特护的身符，为项上人头锁上保险箱，使得他们在朝堂之上毫无忌惮地直言进谏，甚至敢和皇帝对喷也在所不惜。 据历史记载，300多年的宋朝18位皇帝，只杀了一位士大夫，就是那位靖康之变之后，被金国扶为“皇帝”的张邦昌。 有了这个独特的护身符，铁面无私的包公，不肆无忌惮地直言进谏和大公无私、不惧权贵的秉公执法才怪呢。 
03、 遇到善于纳谏的宋仁宗，这个独特的仁治明君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但刚正不阿，不懂巧言令色取悦别人的包公很是幸运，遇到的皇帝是善于纳谏、爱民如子的人治明君宋仁宗，不然的话，依他那种不顾皇帝颜面的直言进谏，以下犯上的耿直行为，早就千万次的人头不保，何来“包青天”的英明。 在宋朝的18位皇帝中，宋仁宗是很独特的一位。他在位期间，深受宋太祖赵匡胤的影响，恪守“太祖誓言”中 “不杀士大夫和言官、谏官”的承诺，将“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发挥到极致，取得前所未有的效果。 他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治世榜样。 唐太宗爱民如子，善于纳谏，善待敢于直言纳谏的魏征，并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个人说的就是魏征，因为唐太宗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在他的统治时期，政治纯洁，国家开放，社会稳定，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唐朝时期，称“贞观之治”。 比起唐太宗的爱民如子，善于纳谏，宋仁宗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的官员在朝廷之上都可以直言进谏，甚至大胆争辩，包公更是在据理力争时，喷了他一脸唾沫，他也能容忍。 就因为善于纳谏的圣明，宋仁宗在位时期，宋朝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空前繁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 士农乐业，文武忠良，被称为“仁宗盛治”。 宋仁宗与包公的关系，亦如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是贤明君王与刚直谏臣的关系，他对包公的评价，就像包公60岁贺礼时太监附上的诗中说的一样：“道高德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  04、宋朝官员的高工资，达到高薪养廉的独特效果 宋朝还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的工资很高，是历史上官员工资最高的一个朝代。 提起高工资，不由让人想起2012年博鳌论坛上，因主持人的一个问题而产生的“高薪养廉”的热议。在当时的“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著名央视主持人芮成钢问了姚明一个问题:扬州市委书记一年收入不到20万，而你一年收入可达四、五千万，同样付出那么多，收入为何差距那么大? 这个问题引发了"高薪养廉"的热议：高薪能够养廉吗？要多高的工资才能养廉？……. 其实，“高薪养廉”，在宋代就已经存在，宋代官员的工资高得让人咋舌。 具体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 (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十。增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这些福利补贴合起来蔚为壮观，比月薪高多了。 在这样的俸禄制度下，包公的工资是非常高的，完全没有必要再涉嫌贪污受贿的风险。 包拯身为“龙图阁大学士”和“开封府尹”两个职位，据《嘉佑禄令》记载：他任“龙图阁大学士”每年有1656贯钱、10匹绫、34匹绢、2匹罗及100两绵。再据《宋史·职官志》记载：他任“开封府尹”每月有30石粮食、20捆柴、40捆干草及1500贯公使钱。除外北宋朝廷分给他20顷土地，即2000亩，收取地租并且不用向朝廷纳粮。仅这三项加起来，包拯每年的收入换成钱总共是21878贯，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话，那21878贯铜钱就合计1367万元。 看看包公如此之高的工资，他还有必要贪污受贿吗？ 总之，包公的“包青天”这一世英名的得来，既有他本身的高尚品质，又有其独特的外部原因，是“内因+外因”共同铸就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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