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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北方局势混乱，内迁民族纷纷趁势建立政权。但这些政权在选择最高统治者名号时，并没有全部使用自秦汉以来已经沿用了五百余年、且基本固定下来的“皇帝”这一称呼。 许多政权选择了“王”、“天王”等先秦时期的称号，甚至有的在使用“王”或“天王”的同时使用游牧民族的首领称号“大单于”，因此整个名号状况比较复杂、混乱。 既有“皇帝”，也有“王”、“天王”、“大单于”等，尽管如此，这些政权首领的名号基本上遵循“王”、“天王”、“皇帝”的层级顺序。 “王”基本上是他们建立政权之初的第一名号选择，“皇帝”才是他们理想的最终目标，且无论是“皇帝”还是“王”、“天王”，都是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各种称号同时混用的现象应该是内迁民族在尝试建立政权过程中的一种正常反映。既体现了内迁民族在汉文化歧视、压迫之下的一种自卑心理，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内迁民族对儒家传统文化接受的具体过程，更表达了他们对国家一统观念的强烈认同。 目前学术界一些学者关注了其中的“天王”称号，如谷川道雄、雷家骥、古正美、周伯戡、黎毓雯等人。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对十六国时期的“天王”称号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天王”称号与宗王分权有关； 雷家骥先生以后赵、慕容燕及前、后秦的情况为例，研讨了这几个政权的首领名号，认为十六国各君王的“天王”等称号与自卑心理有关，但仅是点到为止，没有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新加坡学者古正美及台湾学者周伯戡、黎毓雯分别对后赵石氏及后秦姚兴进行个案研究，三人皆认为后赵石氏及姚兴的“天王”称号与佛教有关。 古正美认为石氏“天王”与在东南亚地区流行的“摩醯首罗天王”有关。 周伯戡认为姚兴称“天王”乃是受佛教帝释的启发， 黎毓雯虽然也认为“天王”称号与佛教有关，但她认为姚兴的“天王”称号应与释提桓因有关。 总之，关于“天王”称号的来源及含义，学者们的研究也比较深入，但是由于这几位学者大多都是只专注于十六国政权首领诸多称号中的“天王”称号，并没有对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名号的整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没有将“天王”这一称号与“大单于”、“王”、“皇帝”等称号结合起来研讨，因而有顾此失彼之嫌，不能更好、更全面地认识问题，有关此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可能。 本文试图就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王”、“天王”、“皇帝”使用的基本情况及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一 、十六国政权中首领名号的基本情况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的名号情况比较复杂，现按立国先后将其基本情况罗列如下：
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自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返回匈奴部众所在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称“大单于”。当年十月，即“汉王”位。永嘉二年（308年），即皇帝位，改元永凤”。此后刘和、刘聪、刘曜一直使用“皇帝”称号，直到咸和五年（330年），后赵攻陷长安。
永兴元年（304年）冬十月，李雄攻取成都，占据益州，称成都王。公元306年称帝，建立成汉国，光熙元年(306年)，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赵王”，史称后赵。咸和五年（330年）二月，进兵关中，灭前赵，石勒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石勒正式即皇帝位。咸和八年（333年），石勒子弘继位，咸康元年（335年）石虎废弘，自称居摄赵天王，咸康三年（337年）改称“大赵天王”，永和五年（349年）正月，又称皇帝。永和五年（349年），石季龙子石世即位，但石遵废石世自立，后石闵（石虎养子，原姓冉）杀遵立石鉴，永和六年（350年）石闵杀石鉴自立，改国号为魏，史称冉魏。永和七年（351年），石虎之子石祇被冉闵围困于襄国百余日，被迫去皇帝之号，改称赵王。
咸康三年（337年）十月，慕容皝称“燕王”，史称前燕。永和四年（348年）十一月，慕容儁继承“燕王”之位。永和八年（352年）即皇帝位。建熙元年（360年）正月，慕容暐继帝位。一直到370年前秦攻灭前燕。
永和元年（345年）张骏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官者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车服旌旗拟于王者”。永和二年（346年），张重华继为凉州牧、西平公、假凉王。永和五年（349年）张重华自称“凉王”、雍·秦·凉三州牧。永和九年（353年）子耀灵嗣位（凉州刺史、西平公），不久耀灵伯父张祚矫称遗命自立（凉州牧、凉公），永和十年（354年）正月，张祚自称“凉王”，改元和平。永和十一年（355年），张祚被杀，张玄靓嗣位（西平公、凉州牧），兴宁元年（363年），张天锡即位（西平公、凉州牧），太元元年（376年）张天锡投降前秦，前凉灭。
永和六年（350年）苻洪称“三秦王”。不久苻健承袭此号，但于次年（351年）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永和八年（352年）正月，称皇帝。永和十一年（355年）苻生继皇帝位，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发动政变，杀苻生，称“大秦天王”。淝水之战失败后，苻丕、苻登、苻崇等使用“皇帝”称号。
太元九年（384年）正月，返回前燕统治区的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史称后燕。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慕容垂在中山称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慕容宝即皇位，改元永康。隆安二年（398年）月慕容宝被尚书顿丘王兰汗所杀。汗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六月，宝子盛杀兰汗以长乐王称制。十月慕容盛称帝。隆安四年（400年），自贬号为“庶人天王”。隆安五年（401年）八月，慕容熙即“天王”位，义熙三年（407年）冯跋杀熙，推慕容云为天王，义熙五年（409年）慕容云被宠臣所杀，后燕灭。
永和八年（352年）姚襄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太元九年（384年），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太元十一年（386年），姚苌发兵取长安，即皇帝位，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太元十九年（394年）姚兴继位，隆安三年（399年）降称“天王”。义熙十二年（416年），姚泓继皇帝位，改元永和，义熙十四年（417年）为刘裕所灭。
乞伏国仁于太元十年（385年），自称大将军、单于（《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为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元建义。太元十三年（388年）六月，乞伏乾归即位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太元十九年（394年）前秦主苻登死，陇西之地尽归乾归，梁王乾归改称“秦王”，史称西秦。隆安五年（400年）灭于后秦姚氏。义熙五年（409年）乞伏乾归再次即“秦王”位，义熙八年（412）乞伏炽磐自称大将军、河南王。义熙十年（414年）十月，“复称秦王”，元嘉五年（428年），慕末继“秦王“位，改元永弘，元嘉八年（431年）灭于赫连夏。
太元十四年（389年），吕光称“三河王“，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光即”天王“位，国号大凉，改元龙飞。隆安四年（399年），将天王位让于太子绍，自号太上皇。隆安五年（400年）吕纂杀绍即天王位。不久为吕隆、吕超兄弟所杀，吕隆即天王位。至元兴二年（403年）灭于后秦姚兴。
隆安元年（397年）秃发乌孤在西平（今青海西宁）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史称南凉，隆安二年（398年）改称武威王。隆安三年（399年）秃发利鹿孤继位武威王，隆安五年（401年）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称帝，后在其安国将军鍮勿仑的劝说下，改称河西王。元兴元年（402年）秃发傉檀继位，更称“凉王”，改元弘昌。元兴三年（404年）去年号，以后秦属臣身份，上表姚兴，请求接代王尚为凉州剌史。义熙四年（408年），秃发傉檀复称凉王，改元，义熙十年（414年）灭于西秦。
隆安二年（398年），慕容德自称“燕王“，史称南燕。隆安四年（400年）十二月，慕容德在广固正式称帝。义熙元年（405年），慕容德死，慕容超即帝位。义熙六年（410年），慕容超被晋军所获，南燕灭。
隆安四年（400年）李暠自称秦·凉二州牧、凉公，改元庚子，史称西凉。义熙元年（405年）自称大将军、大都督、领秦凉二州牧，改元建初。义熙十三年（417年）李歆称“凉公、领凉州牧”，改元嘉兴。元初元年（420年），李恂被推为凉州刺史。元初二年（421年），西凉被北凉所灭。
隆安三年（399年），沮渠蒙逊拥立段业即凉王位，改元天玺，史称北凉。隆安五年（401年）蒙逊代段业为大都督、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义熙八年（412年），即河西王位，改元玄始。元嘉十年（433年），沮渠牧犍继为河西王，改元永和，元嘉十六年（439年）为北魏所灭。
义熙三年（407年），赫连勃勃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改元龙升。义熙十四年（418年），进军长安后，于灞上即皇帝位。此后赫连昌及赫连定皆称帝，至元嘉八年（431年）夏亡。
义熙五年（409年），后燕冯跋在慕容云被杀之后，继天王位于昌黎（今辽宁朝阳市），沿用国号为燕，史称北燕。元嘉七年（430年），中山公冯弘（跋之弟）即天王位。元嘉十三年（436年）灭于北魏。
太元十年（385年）正月，慕容冲在阿房即皇帝位，改元更始。太元十一年（386年）立慕容冲将段随为燕王，改元昌平，后段随被慕容恒等人袭杀，立慕容顗为燕王，改元建明。慕容韬杀慕容顗于临晋（陕西大荔县东），后慕容恒另立慕容冲之子慕容瑶为帝，改元建平。慕容永杀慕容瑶改立慕容忠为帝，改元建武。太元十一年（386年），刁云杀忠，推慕容永为大单于、河东王，称藩于燕（慕容垂）。同年九月，慕容永进据长子，即皇帝位，改元中兴，一直到太元十九年（394年）被后燕所灭。 综上所述，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使用的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一直使用“王”称号的政权：西秦、南凉、前凉、北凉 2、一直称“公”或“牧”的政权：西凉 3、一直用“天王”称号的政权：北燕 4、使用过“王”、“天王”称号的政权：后凉 5、先后使用“王”及“皇帝”称号的政权：汉、成汉、前燕、南燕、西燕 6、使用过“天王”及“皇帝”称号的政权：夏 7、“王”“天王”“皇帝”称号皆用的政权：后赵、前秦、后秦、后燕 由此可见，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的名号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大部分政权首领的名号前后都有变化，既有游牧民族的首领名号“大单于”，也有农耕民族的称号“皇帝”，同时又有“王”、“天王”、“公”等，甚至一个政权同时使用二、三个名号，如“大单于”和“王”、“天王”或皇帝同时。关于十六国时期各政权使用“大单于”称号的情况，研究胡汉分治的学者已经讨论的太多，此处不再赘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国时期很少有政权首领单独使用“大单于”名号，基本上都是和其他名号同时使用，而且多是建立政权之初。“大单于”的称号虽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如果把“大单于”的称号与其他名号联系起来考察，可以更清晰地反映出内迁民族逐渐抛弃本民族的因素及对儒家文化吸收的过程。 虽然各政权首领名号使用情况比较复杂、混乱，但仍有一定规律：这些政权的首领名号基本遵循“王”、“天王”、“皇帝”的层级及先后顺序，“王”是大多数政权的第一选择，“皇帝”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当然，也有值得注意的几种特殊情况： 其一，前代首领已称皇帝，其后任者却改称天王或王，如苻坚、石虎； 其二，自称皇帝之后几年却又改称天王，如姚兴、慕容盛（高湖叛归北魏，后燕的幽州只剩一个辽西郡），详情下述。 二、“王”号的使用 从以上内容可知，虽然十六国政权首领名号前后有所变化且变化比较频繁，但绝大多数政权都使用过“王”的称号，如汉、成汉、后赵、前燕、前凉、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南燕、北凉、西燕，而且除了一直以“公”或“牧”为号的西凉之外，在政权首领名号层级顺序中“王”总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西秦、前凉、南凉、北凉则是自始自终使用“王”的称号。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吞并六国，着手改革称号，在大臣建议的“泰皇”基础上“去'泰’，著'皇’，采上古'帝’号，号曰'皇帝’”，从此，中国历史上便开始有了皇帝这一尊称，皇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独有的尊号。春秋时期普遍使用的“王”称号，失去了原有的君主地位而沦为皇帝统治下的臣属，它通常系指皇帝分封给同姓诸王或异姓诸臣的最高爵号，已非商周以来称王的原有意义了，这个王，只不过是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罢了。 那么为什么十六国时期，政权建立之时没有循例使用最高统治者的尊号“皇帝”，反而使用自有皇帝称号以后就已经沦落为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的称号呢？对于这种情况，雷家骥先生研究后赵、前后秦等政权相关问题时，对此略有涉及，但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做具体的深入分析。 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名号大多称“王”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他们之所选择“王”政权首领名号，应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有关。具体而言，建立政权的刘渊之所以“汉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晋王朝末期虽然有“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许多灾难，人们怨声载道，但它仍是人们心目的正统王朝，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即使刘渊起兵之时有许多人响应，但他仍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此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因而刘渊选择了“汉王”这一名号。隆安五年（401年）正月，前凉武威王利鹿孤想称帝，其安国将军鍮勿仑劝说他：“吾国自上世以来，被发左衽，无冠带之饰，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室庐，故能雄视沙漠，抗衡中夏。今举大号，诚顺民心。然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敌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此久长之良策也。自汉以来，善为夷狄谋者，莫过此策矣。且虚名无实，徒足为世质的，将安用之!”，利鹿孤放弃称帝，改称河西王；前凉张祚称凉王之后欲称帝，郎中丁琪给他分析了其中利害关系：“我自武公（张轨）以来，世守臣节，抱忠履谦五十余年，故能以一州之众，抗举世之虏，……彼士民所以用命，四远所以归向者，以吾能奉晋室故也。今而自尊，则中外离心，安能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敌乎！”，最终张祚保留了“凉王”的称号。鍮勿仑与丁琪的劝说理由应该代表了各个政权建立时对其所处具体情况的准确研判，也是他们称“王”而不称皇帝的原因：即当时整个北方地区政权林立，经济发展不平衡，实力大小也不一，除了前秦统一过北方地区之外，其他政权基本上都是偏居一隅，不具有能号令全国或整个北方地区的实力，故而在选择政权首领的称号时比较慎重，不敢高调以天下独尊的“皇帝”为号，而选择以凉王、燕王、秦王等区域性政权特征比较明显的“王”为名号，以示自己只是类似于春秋霸主的身份，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除了出于上述所说政权对形势的研判原因之外，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影响。虽然中国传统夷夏观有开放性的一面，如不以血统、地域而是以文化论夷夏，夷夏可以转化等，但是每当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夷夏观的封闭和保守的一面往往占上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调总是甚嚣尘上，严“夷夏之辩”，在汉族大多数士人的心目中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准则，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因此，在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内中华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的歧视与压迫下，内迁民族统治者对于君临长城以南地区仍忐忑不安，普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卑怯心理： 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石勒）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斋珍宝，奉表推浚为天子，当王浚对石勒此行为表示怀疑之时，其属下王子春则说：“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王子春的说法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汉人的思想。刘渊在称帝时，一方面用“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的理论做为自己建立政权的借口，但是另一方他还是顾虑“晋人末必同我”，所以不得不抬出“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的血缘关系作为称“汉王”的依据，石勒找不到这样有利的根据，迟迟不敢称帝，直到起兵二十五年之后，才制造出一些祥符，以“答乾坤之望”，登上皇帝宝座。北方后起的胡人统治者有了刘渊、石勒的先例可循，制造统治的依据要方便一些，但为了使自己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对于称帝之事也不敢轻易为之。鲜卑慕容氏长期以晋臣自居，原因就如慕容儁在答群臣上称号时所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簶，宁有分邪”。即使石勒在某些祥瑞的积极暗示下僭位，仍时常“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太兴元年（318年），靳准趁刘聪死后的混乱局面，尽杀刘宗室，控制平阳，自号大将军、汉天王，但仍深深感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故欲将攻破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洛阳之时所得晋传国玺，托胡嵩带回东晋。羌族姚弋仲也有同样的心理，他时常提醒自己的儿子：“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力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后秦姚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建立后秦之时，仍心怀忐忑地问其臣下“诸卿皆与朕北面秦朝，今忽为君臣，得无耻乎！”；尽管前秦苻坚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但是其弟苻融仍认为：“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线，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这些都表明无论是匈奴、鲜卑还是羯、氐、羌都多少表现出因民族身分而导致的不自信。 故而在对当时形势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以及传统儒家文化中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歧视与压迫下，十六国政权首领在建立政权初期，选择首领名号时没有一个敢直接称帝，而是不得不选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沦为一方之主的“王”号。 三、天王称号 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除了普遍使用过“王”之外，大多还曾使用过“天王”名号。“天王”在名号层级顺序上基本上处于“王”与“皇帝”之间，可以说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当然也有的政权将“天王”名号做为最终的选择。对于十六国时期的“天王”称号，学者讨论的比较多，如前所述，新加坡学者古正美、台湾学者周伯戡、黎毓雯等，曾以石赵与后秦为个案进行研究，虽然对于“天王”名号具体含义的解释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他们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石赵、后秦的“天王”名号皆与佛教有关。 十六国政权中使用“天王”称号的不仅仅是后赵、后秦，前秦、后燕、后凉、夏、北燕也先后都使用过，因此不应该以具体的个案为研究对象孤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将“天王”称号置于整个十六国各政权的“天王”之中分析。要想搞清楚“天王”与佛教是否有关系，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十六国中使用过“天王”名号的政权首领是否都信佛。十六国时期最早称“天王”的人是靳准，其原为刘聪的中护军，太兴元年（318年），靳准趁刘聪死后的混乱局势，尽杀刘宗室，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称藩于晋。对于靳准是否奉佛，史书无载，不好判断，对于这一点，持“天王”名号来自于佛教的学者也表示认同。虽然使用“天王”称号的石勒后期可能信奉佛教，但是在称天王之初对佛教还是极力打压的：“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二是即使称“天王”的首领信佛，这些首领与佛教的关系是否皆如后秦姚兴一般？有可能信奉佛教的夏国赫连勃勃，据史书记载也是在418年攻克长安之后才开始信奉的，而攻克长安之后，赫连勃勃很快就称帝，因此不可能用佛教的“天王”概念去解释赫连勃勃称“天王”的缘由。不仅如此，甚至有僧人曾把赫连勃勃当作一个废损佛法的代表：“自佛法东流已来，震旦已三度为诸恶王废损佛法。第一，赫连勃勃，号为夏国，被破长安，遇僧皆杀”。而且后凉的吕光是否信佛或信仰的程度如何也不太好确，但是从一件事上可以知道，吕光对佛教的兴趣不是很大。苻坚命吕光出征西域前，给吕光一个特殊的任务，即将居于龟兹的的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带回中原。后因淝水之战苻坚失利，前秦四分五裂，吕光滞留在凉州，故而罗什随吕光在凉州一住十八年，但是于佛教竟无建树，这应与吕光对佛教不重视有很大的关系。正如《高僧传》作者评论说：“（罗）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而且在弘扬佛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姚兴，于隆安三年（399年）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二年后即401年才迎鸠摩罗什进入关中，推广佛教的，因此姚兴“天王”称号究竟与佛教有多大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讨，故而不能简单地将“天王”称号与佛教中有关“天王”概念联系在一起，从相关史书看，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来自于中国的传统。 “天王”称号在中国史籍中最早出现在《春秋》，指的是周天子，在汉朝，也经常出现“天王”一词，一般来讲都是指皇帝，《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也是俯拾皆是，这说明在两汉时期，“天王”即是“天子”，而天子不过是具有了一些神化色彩而己。从史书记载看，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应来自于先秦时期：“太兴二年，（石）勒伪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石虎“于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此外，可以做为旁证的是北周时期的“天王”也是“依《周礼》称天王”。这些都说明，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概念是来自于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相当于殷周旧式的最高领袖。 春秋战国时期，凡有军事实力的诸侯国家的统治者，在本地区内多自尊自大地称起王来，如吴王、楚王，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国君则几乎个个称王，如燕王，齐王，韩王，赵王，魏王，秦王，楚王等皆是，这是周王室衰微，诸侯国兴起后在政治上称雄争霸的表现，为了区别于各地的诸王，使名分上不与周王相混，故《春秋》的经文及诸传里为正君臣名份，尊周王为“天王”。顾炎武的《日知录集释》卷4《天王》中有一段议论：“《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也’是也）”，由此可见，“天王”是高于“王”的一种称号。而且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也是持这种看法的：“（苻）健军师将军贾玄硕等表健为侍中、大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轻重，非若等所知’，继而潜使讽玄硕等使上尊号。永和七年（351年），僭称天王、大单于”。从苻健因为有人上表将自己的名号定为“秦王”而怒，后称“天王”可以看出，在苻健的心目中，“天王”的名号明显是高于“王”号的。故而在十六国时期各政权首领名号的层级顺序上，“天王”一般出现在“王”号之后。 尽管“天王”的名号高于“王”号，但由于先秦时期，周天子的权威下降，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再加之自秦始皇起“皇帝”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尊号，因此，“天王”就成为名不正言不顺的最高统治者名号，距离皇帝名号还有一定距离。而且从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名号的层级顺序中也可看出，十六国时期的“天王”与先秦时的含义有所不同，先秦时期的“天王”是周天子的意思，是普天之下的最高首领，类似后世的“皇帝”，而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是不同于皇帝的，虽然“天王”的妻子称皇后，似乎天王和皇帝的名号差别不大。从十六国各个政权的“天王”使用名号看，在有些政权首领号天王，但行皇帝事。“天王虽然是事实上的皇帝，但还不全是皇帝。比如，石勒的群僚以天王称号'名位不正’为由劝他称帝。因此可以说，天王是有其实而名不正。所以在有关天王即位的记事中，特意要附带一句'去皇帝之号’（苻坚、姚兴、慕容盛）”。 咸康元年（335年），石虎废后赵皇帝石弘，群臣劝其称尊号，石虎说：“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言外之意是石虎本人认为他无论是“道”还是“德”方面都担当不起“皇帝”称号的。姚兴太元九年（394年）以太子身分继皇帝，但隆安三年（399年）以天变地异为由降称天王，且认为“殷汤、夏禹德冠百王，然犹顺守谦冲，未居崇极，况朕寡昧，安可以处之哉！”；赫连勃勃不称“皇帝”，是他自认为“无拨乱之才，不能弘济兆庶，自枕戈寝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遗寇尚炽……皇帝之号，岂薄德所膺！”。 从石虎、姚兴及赫连勃勃称“天王”或降称“天王”的原因看来，十六国时期政权首领使用“天王”名号，有出于自卑心理的因素。依据中原传统典籍中政权的正当性原则，这些十六国的君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而且就皇帝的定义而言，十六国都属于地方政权，且德行也不够，达不到“道合乾坤，德协人神”的地步，因此“天王”名号成为内迁民族在政权建立过程中，对称“王”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但又没有足够的资本称帝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天王”称号的使用，使十六国政权首领在通往皇帝尊号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皇帝”称号 尽管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首领的名号在建立政权之初大多选择“王”或“天王”，但是毕竟出现皇帝尊号之后，“王”或“天王”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成为皇帝分封的一方之主，“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故而在可能的情况下，“皇帝”称号仍是他们理想的最终选择。十六国时期，其中有十个政权最终选择使用“皇帝”称号。刘渊起事之初称“汉王”，但四年之后即称皇帝；石勒虽然称“天王”但“行皇帝事”，且不久即称“皇帝”；石虎也是先称“天王”多年，最终还是称“皇帝”；慕容儁称“燕王”后三年即称皇帝；赫连勃勃使用“天王”十年后改称“皇帝”。此外，一些政权首领的妻子名号及其父、祖的尊称更能说明“皇帝”其实才是他们心中梦想的称号。一般说来，如果首领称王，那么其妻就应该称王后，但在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王”的妻子却称“皇后”。义熙五年（409年），乞伏乾归复称“秦王”，但其妻却称皇后；冯跋称天王，其妻称皇后；石虎称“大赵天王”，尊其祖为武皇帝，父冠觅为太宗孝皇帝，其妻郑氏为天王皇后；苻坚称天王，然而追尊其父为“文桓皇帝”，母为皇太后，其妻为皇后。因此，无论是“王”还是“天王”都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称号而己。 既然这样，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他们认为才有资格称皇帝呢？古人认为“皇帝，至尊之称。皇者，煌也，盛德煌煌，无所不照。帝者，谛也，能行天道，事天审谛，故称皇帝”。“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其次称王。秦承三王之末（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为号”，《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郑玄注《中候敕省图》说：“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号天子”，《白虎通义》“德合天地者称帝”。从这些解释可以看出，“皇帝”应该是一种盛德的美称，天子是对皇帝其人的神化。经过了儒家文化浸染的内迁民族的政治首领在建立政权之时，时常利用“德”这一概念论证自己建立政权、称“帝”或“王”的合理性。刘渊：“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德”的含义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个人修养，即所谓的“敬天”、“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原则。而按照“皇帝”是盛德之美称这个标准，石虎、苻坚等人的确是不符合做皇帝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以臣弑君是“十恶”之首，而石虎和符坚都是通过弑君的方式继位的，属于“贼君取位”之类。故而因得位不正，“（苻）坚及母苟氏并虑众心未服，难居大位”，所以苻坚不像苻健、苻生父子一样称皇帝，而是称“天王”，而石虎也只能在群臣建议称帝的情况下称“天王”。 除了个人修养方面，“皇帝”称号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含义。秦王赢政改称“皇帝”之时，也是由于其“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故而觉得原有的称号不足以与其功业相称，由此看来，称帝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及建立功业。秦王改称号时最主要的的依据是车同轨、书同文，实现了一统。自先秦时期《公羊传》提出大一统以来，经过秦及两汉的实践，到十六国时期已经深入人心，是否一统这也是判断一个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关键，也是一个政权首领能否名正言顺地称帝的一个重要因素，“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天下一统”也是十六国各个政权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政治一统的问题没解决之前，各个政权的首领是不太有信心称皇帝的，故而这些政权一旦建立，都会以“天下一统”为目标。 石勒“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苻坚：“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俨然一派中华天子的架势，但江左偏安着一个实力弱小但在精神上居于优势的晋朝，毕竟让这位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自称华夏正统的氐人皇帝有些心虚，于是引群臣会议“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天下之后以讨之”，并于383年七月下诏伐晋。不料，淝水之战大败，其国大乱。对于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原因，宋人朱熹有非常精当的分析：“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可谓一语中的！即使是偏居一隅的赫连勃勃也想一统天下，其都城统万之意即是“统一天下，君临万邦”。 虽然这些政权首领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以一统为目标以示其政权的正统，可是在当时政权林立的情况下，实现一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他们没有实现真正的一统，但是皇帝的称号太具有诱惑力，因此，他们就降低标准和要求，只要建立一些稍可傲人的功业就着急着称帝。如赫连勃勃称“天王”十余年后，在418年攻占长安之时称帝；石勒在称“赵王”十余年后灭刘氏政权，于当年九月即称帝；慕容儁继承“燕王”之位三年时讨平冉闵，就于次年即皇帝位，并脱离了对东晋名义上的臣属关系。 综上所述，西晋灭亡前后，各个民族趁乱纷纷建立政权，整个北方地区政权林立，割据混乱，其中虽有曾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权，但这些政权大多都是偏居一隅，势力皆不足以号令群雄，再加之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夷狄之辩”思想的影响及“戎狄”只能做名臣不能称尊号的歧视与压迫，致使内迁民族在建立政权上有一种卑怯心理，因而他们在选择首领称号时，大都比较低调，不想冒然称帝而成为众矢之的，而是遵循春秋战国时期各个霸主名号的原则，多称“王”，或者是“天王”。 尽管如此，皇帝尊号仍旧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因此大多数政权的首领竭力按照古人对于“皇帝”尊称的理解，试图多方面做一些努力，以便接近盛德之尊称“皇帝”，最终名正言顺地得到理想的称号。 十六国政权首领的名号，无论是“王”、“天王”还是“皇帝”，皆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天王”名号与佛教并无太大关系，它只不过是这些政权首领不满足于称王、但又没有足够自信称帝情况下的一种暂时的选择，有了“天王”这一名号，十六国政权首领在通往皇帝称号的路途中又前进了一步而己，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先后使用“王”、“天王”、“皇帝”等名号状况，非常直观、清晰地反映了内迁民族逐步接受汉文化的具体过程及对国家一统的强烈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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