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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7年，这一年注定是北宋文人最为热闹的一年，这一年的进士科，录取了整个北宋最为精华的十位人才，虽然有苏轼的《刑赏忠厚之制论》这一满分作文珠玉在前，但苏轼的其他同年在未来的发展亦是毫不逊色，这十位人才中，有四位后来成为北宋宰相，而另外几位则是思想流传千古的思想家，于是嘉祐二年的进士科也被称为“科举千年第一榜”。 这十位人才，分别是苏轼，苏辙，程颢、程颐，曾巩，曾布三对兄弟，除了这六位以外，后来的参与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吕惠卿，支持变法的宰相章惇，进行河湟开边的王韶，后世被称为张子的张载都在其中。这十位人才，不仅是北宋政坛后来的忠臣，更是北宋文化的重要鼻祖，如苏轼与曾巩，他们以一手好文章位列唐宋八大家，而程家两兄弟则以哲学流传千古，他们的集体出现，既造福了北宋的文坛和科举，也和宋仁宗时期的人才培养政策息息相关。 这一年的进士人才，更是多样化的代表，毫不夸张地说，多领域人才，就是嘉祐二年进士的标签，如旅行家生活家苏轼，哲学家程颢，军事家王韶，改革家吕惠卿，他们未来在北宋，以自身不同的特色绽放出了不一样的文人政治文化，影响后世无数科举学子对他们这一年的文化繁荣无限向往。  一、科举在北宋的盛放科举是自隋唐时代一直延续而来，不得不说，科举制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的分工和进步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即便是乱象丛生的五代十国，科举都一直在实行着，这对文化的保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到了北宋，因为重文抑武的国策的进行，令文人的需求大增，宋太宗太平兴国时，宋真宗景德年后，都对科举有过不同的改制和扶持，最后到了宋仁宗时代，北宋的文人精英也大多数成长或者出现于这个时代。 嘉祐二年，这一年的科举被称为千年第一榜，宋仁宗更是惊喜不已，光是中进士就有三对是兄弟，其中曾巩、苏轼的文章写得极好，后来并列唐宋八大家，早在科举前，曾巩便是欧阳修的徒弟，而曾巩的好友苏轼更是让欧阳修赞叹不已。放榜后，宋仁宗还进行了“制科”的考核，最后苏轼与其弟苏辙分别以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成绩通过制科，而整个北宋朝，通过制科的人也仅有数十人。 当然除了这些后世常常了解到的历史明星之外，其余的几位也都是北宋后来举重若轻的人物，他们也形成一个整体，将北宋带到一个繁荣的境地，其中著名的宰相曾布、章惇更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到了后来为北宋政府的积弱局面作出了巨大的改变贡献，而王韶，则是王安石变法之后，拓展领土的军事典范，著名的熙河开边，有效地牵制了西夏的力量，让北宋后期牢牢压制住西夏做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嘉祐二年，是科举的“广告年”，这首先代表着人才必然源自科举，也昭告天下，科举的魅力的重要性，于是两宋时代，科举取士的人数达到11万之多，这数字背后的“代表人物“们，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导作用的。  二、千年第一榜背后的科举发达因素1、宋仁宗对文人的重视，以助天下向文 宋真宗末年，为了给儿子宋仁宗积蓄足够的文官力量，宋真宗大力开辟台谏，以此形成权力牵制，由此以来，到了宋仁宗时期，他就很充分地发挥了这些文官的力量，也让宋仁宗感受到文官的重要性，于是宋仁宗一生十分重视才人，既有宽广的纳谏之心，也有对士大夫足够的包容，这样的政治需求和环境下，天下文人大增。 2、庆历新政后对科举扶持 范仲淹庆历新政，其中一直保持存在的便是对科举的支持。范仲淹虽然出身豪门，但是他本人却坚信自强不息，在考取功名的过程中，坚持自食其力，最后以寒门的方式获得功名。庆历年间，他主持庆历新政，他主张加大对科举寒门的扶持，宋仁宗自然应允，而北宋得以等同于国子监的平民书院太学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庆历新政的实施，多多少少影响了天下士子的观念，最后产生了一朝的政治人才。 3、印刷行业的发达 印刷是传播文化的关键，北宋时期，自唐代以来已经从成熟走向完美的雕版印刷术，促进了民间的文化和社会书籍的流动，这其中就包括了基本的教科书，也正是因为教科书籍的增多，让民间教育机构书院也随之出现，这让科举的预备学子越来越多，为两宋时期的十万进士提供了巨大的铺垫力量。  三、科举第一榜的在北宋形成的影响嘉祐二年的这十位进士，堪称是北宋中后期的支柱并不为过，文有苏轼接过欧阳修的文坛领袖之位，不仅文章独步天下，诗词更是震烁古今，虽然在仕途上屡屡受挫，被贬成为人生常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轼才是这十人中，在后世影响力最广的人。 从行政路线而言，苏辙，曾布，吕惠卿，王韶，章惇都发挥出了他们的政治才能，即便王韶没有拜相，但他的熙河开边并不亚于一位宰相所为，因为进士王韶到了后来变成了武将，因此没有身居太高的地位，可熙河开边的功绩却是实实在在。另外四位宰相有三位支撑了王安石变法的进行，对北宋而言，有锐意进取的积极性在内。 而二程与张载，则是另辟蹊径，在精神上，哲学上开启了盛放，不拘泥于传统的形态，可以说，二程是古典哲学的重要里程碑人物。 嘉祐二年的千年科举第一榜，象征着人文思想的进步，文人全面化的生长，是古代人才绽放的一个重要的时光标志，他们直接或者间接打造的北宋文化，形成的时代影响非常深刻，例如唐宋八大家，在宋代，这其中就占据了一半，再从其他角度而言，二程以及王韶的转型，代表着北宋仁宗时期的思想自由，文人多样化的一种趋势，文人也不再拘束或者单调。  而后，千年科举第一榜这种盛况鲜有甚至几乎没有产生，这也是一个君主和士大夫最和谐的时代，君主与臣，互相的契合缺一也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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