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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怪谭

 扫地僧一一 2017-06-12

宋代科举:状元榜眼靠才华,探花靠颜值

2017-06-10文史怪谭 2评

文/杜雅萍

古龙小说笔下逼格最高的人物李寻欢,除了盖世武功,还是个学霸,而且全家都是学霸,小说里是这样写的“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其实,由此殊荣的家族历史上海真有,如苏轼家族。苏门父子皆登科,曾传为佳话,有人说苏辙、苏轼、苏洵是父子三探花,这种说法是有点穿越的。

1、宋代科举ABC

唐代,政府正式的公文上,并没有状元、榜眼、探花的名称,直到北宋末年才有状元、榜眼、探花的称呼。第一名称状元,因第二、三名分立状元左右,如其两眼,故名榜眼。

“探花”最早出现在唐朝,但当时并非是指殿试进士的第三名。唐朝惯例,新科进士放榜后,要举行一场游园盛会,从进士中挑选两名美少年为“探花使”,负责到各园采摘鲜花,迎接状元,被选中者即为“探花郎”。

北宋末年,探花虽然只是第三名,却有青年才俊的别意。《红楼梦》里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是探花出身,有几重含义,林如海年少登科,且颜值很高。

北宋建立初期战事未平,高祖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公元960)便开科取士,录取了19人。

从北宋开始,科举制度成为取士的主要手段,科举制在北宋更加完善。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后确立了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首先,真宗时,确立了糊名制度。为了公平起见,考卷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当时很多大人物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

其次,唐朝科举每年一考,耗费太大,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定为三年一大比。此制为后世沿用,直至科举制废除。

第三,考试内容从诗、赋而专考经义。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

第四,“殿试”成为常制。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三年一次的大考中,一届考试能出很多名人的名榜,苏东坡就出在这次榜单上。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东坡会试中进士。跟他一起考中的还有唐宋八大家的另一位曾巩、苏轼的弟弟苏辙、曾巩的弟弟曾布。而这科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落榜的考生里,还有苏洵。北宋最会写文章的人都汇聚一处,真可谓文坛奇遇。

这科中举者中,有9人官至宰相,比如大名鼎鼎的吕惠卿、章惇、林希。这还不算,这科还出了两位理学大家:程颢(二程中的哥哥,明道先生)、张载(名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主考官欧阳修可谓慧眼如炬,他对苏轼大为激赏,对苏辙也颇欣赏,“亦以谓不忝其家”,于是兄弟俩同第进士高等。苏轼当时22岁,苏辙19岁。苏氏兄弟同时高中,落第的考生怀疑其中有内幕。欧阳修才不管这些闲话,他对又看了苏洵的文章,誉为“孙卿子之书”,并献诸朝廷。

苏氏文章遂擅天下,名动京城。当时有谚语说:“苏文生,吃菜根;苏文熟,吃羊肉。”是说精熟三苏的文章,就能登科及第,享有富贵,足见三苏文章受世人重视的程度。

2、科举助宋代养成文人政治

经过安史之乱、唐末藩镇之乱、五代十国的乱世,本已风雨飘摇的门阀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宋朝,取士不问家世,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中枢机构。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仕途顺畅,一步步成为王朝的栋梁,甚至宰辅。宋代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

科举为所有人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给了寒门子弟更多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中进士前后,人生完全不同,当时有一副对联写明中进士前后生活的变化:

旧岁饥荒,柴米无依。走出十字街头,赊不得,借不得,许多内戚外亲,袖手旁观,无人雪中送炭;

今科侥幸,衣禄有望。夺得五经魁首,姓亦扬,名也扬,不论张三李四,踵门庆贺,都来锦上添花。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科举如此有利可图,读书人必然趋之若鹜。宋代凭借科举制养成一个士大夫阶层,并形成文人政府。宋太祖鉴于唐末藩镇教训,格外倚重文人政府,同时消弱武人的权力,将军权彻底纳入中央政府统辖,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文人政府的养成。

赵匡胤认识到武力可以夺天下,但绝不能以武力治天下。唐以前,地方官掌握军权,五代藩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宋初选派文臣百余人,去分治各个大藩。文人最多是贪污,而武人一旦作乱,老百姓就要饱受干戈之苦。

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治国方针,祖宗家法。当然了,有的皇帝能遵从祖训,有的皇帝则讨厌把权力分给别人。

宋仁宗对这一国策执行得相当充分,当时包拯担任谏官,抨击宋仁宗对宠妃的伯父滥授官位,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言事,甚至在进谏时把唾沫星子都喷到皇帝的脸上,宋仁宗也都忍受了下来。

士大夫政治形成需要开明的政治环境和氛围,要求帝王恪守祖训;要求士大夫阶层必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君子群体,他们应占据社会主流,而不应当是被逆淘汰出局的弱势群体。因为这种理想化的政治没有形成制度,没有法律方面的保障,很难延续。

随着北宋政治腐败,北方军事压力加剧,士大夫政治开始瓦解。

南宋建立后,士大夫政治宣告结束。宋高宗时,陈东与另一个士子欧阳澈上书要求起用抗战派大臣李纲,高宗将他们斩于东市。迫于压力,高宗后来帅锅给当时的宰相黄潜善和汪伯彦。

南渡以后,这条国策执行情况之所以逆转,标志着君主政体开始转向专制模式;以绍兴和议为坐标,中国政治进一步转入独裁模式。这种逆转导致了政治生态的总体恶化,士大夫上书言事的空间大受打压。这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影响深远。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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