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苞是桐城派古文主要代表，他主张“义法”，核心观念是“言有物”“言有序”(方苞 《又書貨殖傳後》)。从字面上看，好像平淡无奇。但是，结合历史语境分析，却颇具深义。本来“言有物”，相对于言无物，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讲空话。但是，他的“物”的内涵，是“阐道翼教”“助流政教”，属于文以载道的正统。他的成就以治经学为主，在古文作品相对较少，其中也有些封建伦理的腐朽说教，如对某妇“割肱疗姑”野蛮孝道的表彰。幸而他的文章最高的成就不在“言”这种非人道的“道”，而在一些至今读来仍然醒人耳目的杰作，《左忠毅公逸事》则是古典散文无可争议的经典，可以作为他“言有物”的最积极意义上的注解。
“言有物”作为一个散文流派的纲领，“物”，不是泛指，蕴含着历史的针对性。他对中国散文历史有过系统考虑。《四库全书总目》对他的《‘望溪集’提要》评论说，“其古文以法度为主，尝谓周秦以前，文之义法无一不备，唐宋以后，步趋绳尺而犹不能无过差。是以所上观《史》《汉》，下仿韩欧，不步少轶于规矩之外。”其文取法六經，以論語、孟子为最高典范；其次是左傳、史记。唐宋八大家文章固然有成就，但在他看来“明道”不足，明朝只取歸有光。这就意味着对影响甚大的独抒性灵的公安、竟陵派袁氏、钟惺等不屑一顾。公安、竟陵派之文章并非言之无物，只是在方苞看来，独抒个人性灵，不能“阐道翼教”，等于是空言无物。
《左忠毅公逸事》其义不在个人性灵，而在为他人、为国(朝廷)，置个人性命于不顾。这就是他的“言有物”之“物”。
本文所记之事，虽为“逸事”，小事，不见于经典。文章最后声言，全纱先辈方塗山所言，方为左光斗外甥，而且“與先君子善”，至于左光斗獄中对史可法的那一番话，则是他親自听史可法说的。他强调的是，所写人物皆历史人物，文中故事，虽然未见于正史，具实录性质，并非耳食之言。
至于方苞的“言有序”，从字面上看也是常识性的，无非是说，文章要讲结构条理，似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但是联系到具体论述，这个“有序”就是文章要“雅洁”，“澄清无滓”。所针对的是清初文壇上“絺（通“黹”刺繡，引申為雕琢）章繪句以取寵的文风。这里的关键是“滓”，什么是“滓”呢？从他的写作规范中可知，首先，不可入语录中语；应该是指朱熹式的口语，在他看来，是不“雅”的。其次，不可入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第三，不可入漢賦中板重字法；第四，不可入詩歌中雋語；第五，不可入南、北史佻巧語。所谓“六朝藻丽俳語”，汉赋板重字法，因其堆砌，不够简“洁”的。至于“不可入诗歌中雋语”，意思就不仅排斥华丽辞藻，而且也排斥抒情。“南、北史佻巧語”应该是包括抒情赞叹。避免了这一切，文章就能达到他所追求的不俗之“雅”，不繁之“洁”。这大概就桐城派《古文義法》精神。理清了他的这种主张，才有可能深入分析《左问鼎毅公逸事》的优越和局限。
从文体而言，这是一篇记叙文。所记二人三事。题目点明是“左忠毅公”，当然以左光斗为主角，然皆以史可法眼光出之。全文当然有感情，但，史可法视听之效果为限。
就第一事而言，写左氏识才，爱才。为官出巡，见陌生穷困书生之文，赏识到为之解衣掩户，日后于科场见之，当场评为第一。召入府中，对夫人坦言：自己的儿子都平庸，日后能够继承大志者，只有此人。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明显相当的传奇色彩。如果当作传奇文章来写，则应该有相应的形容和渲染，则骈丽、排比、抒情是免不了的。但是，本文却本先秦六经之道，重叙述，弃描写与抒情，更不着笔正面心理活动。
这一段，首先在用词方面，几乎都是当时书面常用的名词和动词，没有任何生僻的上古语，形容词也平常，只有一个(“严寒”之“严”)，副词两个(“微行”的 “微”“瞿然而视”的“瞿然”)。全部过程直叙到底，没有唐宋散文的刻划和一唱三叹，没有公安竟陵文章的心灵剖白，当然也没有朱熹语录式的口语。其次，在句法上，都是简单句，句与句之间，几乎没有接连词，时间、空间的连贯性以及因果，尽在句间空白之中。这就是方苞所追求的简洁而高雅的风格。第三，文章虽然简洁，但是，节奏却不单调，句读以短句为主，间有长句，最短者只有一字：“曰”，最长者“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十字，其它句读停顿，多为二字(一日、微行、及試，呈卷、召入)，三字(入古寺、公閱畢、為掩戶、吏呼名，至史公)四字(風雪嚴寒，從數騎出、文方成草、叩之寺僧、使拜夫人、惟此生耳)其间杂以五字句(先君子嘗言、即解貂覆生，公瞿然注視、即面署第一)。语言节制，节奏有起伏。第四，叙奇事，大抵为陈述语气，只在结语处用语气词(“則史公可法也”，“惟此生耳！”)情感只在关键处略现。所有这一切，显然与公安派的强烈抒情，竟陵派的滥情形成对照。，
文章最核心部分是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的场面。文章写左公受刑之惨烈，写史公冒险犯难拜见，左公报以怒斥。大义凛然，其精神，其气概，可谓惊心动魄。然而，全程并无心理直接描写，而仅写外部效果，以可见的动作，可闻之语表现。
若让公安派来写同样的场景，史可法闻恩师被炮烙之惨，少不了内心悲痛之渲染，其视觉、听觉当有令人颤栗之文。然文章只写左公“旦夕且死”。不写史可法内心不可见之痛，只在外在之可见效果上用名词动词表现：一曰“涕泣谋於禁卒”，士人公然泣于狱卒，可想其内心之痛；二曰“卒感焉”。连狱卒都被感动了，可见其精诚，然而不见任何形容词。至见左公，只写“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只用了两个可视的细节雄辩地突出其受刑戮之烈，一个“矣”流露情感。接着写史可法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左光斗“目不可開”，只从声音中听出是史可法。
乃奋臂以指拨眥，目光如炬
这里，感人的不仅仅是左光斗用了很大力气才把眼皮拨开，更令震撼的是居然“目光如矩”。这样的形容显然夸张，一个“面額焦爛不可辨”到眼睛都睁不开的人，居然会“目光如矩”这是情感的夸张。不可能是他所说是听来的有的原话，而是他诗意的想象，这就有点近于他反对的“詩歌中雋語”了。这在方苞的文章中是很少见的，但是，这还只是表现左光斗的精神的序曲。接下来，其大义凛然，更是惊心动魄：左光斗对史可法来探看，不但没有欢欣，感到安慰，相反，是感到愤怒。
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
这种“怒”不是一般的怒，而怒不可遏，这好像完全不近人情，居然骂冒险来探望的门生是“庸奴”。但是，这恰恰突显其完全忘记了自己“旦夕且死”，有一种原则比之自己的生命，比之学生高贵的情谊更高，这就是左光斗所说的“大义”。按“大义”原则，他有权利如此无礼。因为，第一，国家糜烂，危急存亡；第二，我(老夫)已经完了，准备牺牲了(已矣)，都无所谓；第三，但是，你是可是 “天下事”的“支拄”；第四，如今你竟“轻身”来此，就是“昧大义”。昧大义者，就是奸人不来构陷你，我也可以打死你(扑杀汝)。
左光斗不仅在语言发出了威胁，而且更为动人的是，不顾目不能视，
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
左光斗越是粗暴，越是显示出他为史可法的轻身入探严峻后果，对形势严峻的焦灼。这是因为，在他心目中，史可法太重要了，对于国家，是唯一能支撑局面的，对于大义，是唯一能力挽狂澜，一旦丧身，则等于绝望。故方苞强调左氏粗暴，不但在行为，而且在语言“庸奴”，“扑杀汝”。用语似乎有点接近他所反对的“语录语”，有点不够“雅”了。从这里，也约略可见方氏之所谓“雅洁”，所谓不用语录语，是太绝对了，有时，他自己也不能完全遵守。就文章而言，这不仅不是缺点，而是表现了左氏深感危急。对史可法越是责之重，语之暴，越是显示出他对史可法期待之殷。在写法上，本文虽为逸事，非史家言，但是，所写皆历史人物，故皆遵史家记事记言之准则，左光斗精神之崇高皆在言语和行为之中。就是直接赞颂，也不是出自作者，而是史可法出来以后，对人言“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从被感者之言显示感人者精神之烈。
方苞的“雅洁”实际上是对先秦六经和论语、孟子的总结。应该说明的是，在先秦六经，乃至论语、孟子中，只有对话和动作，几乎没有环境和心理描写。故能寓赞颂于简洁叙事对话之中。方苞“雅洁”在他的许多成功的文章中得到相当的体现。如《逆旅小子》敘其路經石槽時，于客棧見襤褸的小儿，備受店主凌虐，訊問得知，店主乃其叔父，懼此孩成長分其家產。方苞書告京兆尹捕詰。四年後，复经此处，闻该儿已凍馁而死，其叔也暴卒。此本相当曲折情节，方苞以百餘字出之。方苞闻“逆旅小子”已死，接了一句：“叩以：‘吏曾呵詰乎？’則未也。”最后只三个字，余味无穷，堪称精致。
契诃夫云，简洁乃天才姊妹。然而，简洁过分，也可能变成简陋。方苞“尝谓周秦以前，文之义法无一不备。”其实，周秦以前之文，长于记言、记事，不长于描写与抒情。方苞无视于此，故其文往往简洁到极端，未免有简陋之失。就是《左忠毅公逸事》这样的杰作，也由于叙事过简，引起后世论者质疑。如“呈卷，即面署第一”。明代的考试有相当的严密的程序，哪里可能一看史可法的文章就定为第一。其它考生的文章看了没有呢？其它考官参与了没有呢？都省略了。（参阅蔡能昇 「左忠毅公逸事」釋疑，載於台湾翰林文苑天地第37期；梁容若 讀左忠毅公逸事，載於台湾國語日報社編古今文選第193期，）
这是桐城派最经典的文章，其强调简洁，废弃描写、抒情，现出了简陋的端倪。至于其它文章，则更是显然。如《狱中杂记》虽暴露黑暗难能可贵，但是，拘于叙述难免缺乏感染力。如“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于其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唯极贫困无依，则械系不少宽，为标准为警其余。”文章内容极其惨烈，而用语极其朴质。缺乏形象的感染力，简则简矣，陋则难免。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到方苞的的望溪集时说，“虽大体雅洁，而变化太少，终不能去町畦自辟门户”。“变化太少”，可能是说他拘于叙述对话，缺乏抒情、描写之调节也。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因其思想上以“阐道翼教”为务，故目为“桐城谬种”，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现代散文理论之奠基者，周作人宁取法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提倡“叙事与抒情”，于桐城之“义法”和“雅洁”，周作人一如方苞之于视公安派一样，视桐城之“义法”和“雅洁”为无物。
——作者：孙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