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李蔚：佛教界的三个“毒瘤”必须割除——读苏曼殊章太炎《儆告十方佛弟子启》

佛教界的三个“毒瘤”必须割除

——读苏曼殊章太炎《儆告十方佛弟子启》

李蔚

曼殊清醒地知道：佛教事业能否生存下去，不仅在于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佛教采取什么态度，关键还在于佛教界本身的努力，“法门败坏，不在外缘，而在内因”，必须按照佛法规定，对信徒提出严格的要求，维持佛法的清净，才能使佛教从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以日本为例，日本勋臣板垣退助创议废止佛法，日本僧徒遂以他为佛敌。其实，在曼殊等看来，根本问题还在于日本佛教徒自己，“娶妻食肉，深著世法，隳废律仪”，几与俗人无别，只是空有一块佛教徒的招牌，“纵无板垣，彼僧自当为人轻蔑”，不自克责，于人何尤！因此，他们主张应当着重从佛教界本身来要求。

那么，在清末，中国佛教界有哪些弊端背离了佛教本来的教义，需要加以革除；这些弊端又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不受世俗污染的佛教徒？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曼殊作为一位佛教徒，是怎样看、怎样要求的？这些，我们从曼殊与章太炎共同署名发表的另一文告《儆告十方佛弟子启》中，可以得到圆满的解答。这篇《启》当时同《告宰官白衣启》合印成一小册子，通过友人，在国内广泛地散发过，今天还可以看到。按其价值，它完全可以列为佛教经论之一，予以流传。

                                                     苏曼殊章太炎合著

请末，我国佛教界的腐败现象，按照曼殊、章太炎的归纳，基本上有三类，一类是佛教徒应赴，走出寺庙，广建坛场，为人礼忏，将纯洁的宗教信仰变成索取衣食的手段；一类是佛教付法，不是由佛徒公选，而是“密示传承”，其结果，形成争权夺利，甚至发生诤讼，丑不可闻；一类趋炎附势，仰仗有权者护法，使佛教堕落成为清政府的附属品，丧失了高洁的品性。

曼殊、太炎逐一分析了这三类弊端的产生原因及其危害，热烈希望佛教徒觉悟起来，自己动手认真加以纠正。

关于应赴礼忏。此举流毒沙门，其祸至烈，而以广东为最甚。“礼忏之法，虽起佛门”，但其目的是为了广泛宣扬佛法，令自开悟，“岂须广建坛场，聚徒讽诵？”查其根源，昔迦王虐杀安息国人，自知灭后当堕地狱。马鸣菩萨，为之礼忏。即令如此，加以罪障微薄，尚堕龙身，“岂况六通未具，四禅犹阙，唐持梵呗，何补秋毫？”礼忏之法，徒误正修。这一观点，后来曼殊又作了发展。几年后，在致庄湘的信中批评许多的所谓“佛教徒”将自己的信仰“取为衣食之资，将作贩卖之具”。这些人，“自既未度，焉能度人”，如此行事，岂非等于“从井救人，二惧陷溺”；且所谓“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以法与人，人以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况本无法与人，徒资口给耶？”因此，这种行为实际上是“盗施主物”。按照佛法，死后要“坐铁床，饮洋铜”的，万万不可为。

                                                      释曼殊静坐修持

关于付法。“本以僧众宏多，须入纲纪”、便于组织管理而为之，应该由耆年有德、众望所归者来担任主持，其产生方法，则“宜令学徒公选”。得法者“必若闻修有阙”，本寺找不到适当的人，“未妨兼请他僧”，但绝不可让官吏居士等与闻选事，以免选出“深于世法”的人来，妨碍佛教的纯洁性。更不能把付法搞得像俗士应举求官那样，变成对权势的追求，弄得庸俗不堪，玷污“上人”的光荣称号。

对于僧众趋炎附势，将佛教置于专制政府的附庸地位，苏曼殊、章太炎特别表示了激烈地反对，字里行间渗透着民主革命的精神：

王者护法之事，虽起古初，印度四姓有分，婆罗门夙为贵

种，主持宗教，尊过王家。……即实而言，为仁由己；出其言

善，则千里应之。岂待王者归依，方能弘法？此土（指中国）

传法之初，诚资世主；终由士民崇信，方得流行。唐时虽重羽

流，而瞿昙之尊，卒逾老子。三武虽尝灭法，而奕世之后，事

得再兴。吾宗苟有龙象，彼帝王焉能为损益哉？……夫世尊制

法，“王”、“贼”并称。周武帝初年信佛，道安说法，令帝席地

听之，与设食会餐，帝自辞曰：“法师不宜与贼臣同席。”即敕

将去（见宣律师《续高僧传》）。此则“王”、“贼”同言，末世

犹知其义。至于法门拜俗，礼所宜绝。远公已来，持之久矣。

宋世始有称臣之法，清代遂隆拜帝之仪。斯皆僧众自污，非他

能强。及至今日，宰官当前，跪拜惟谨，檀施在目，归命为依。

乃至刊《同戒录》者，有戒元、戒魁等名。依附俗科，尤可鄙

笑。夫儒俗逸民，尚有不臣天子；白莲邪教，且能睥睨贵游。

何意圣教衰微，反出二流之下！近世基督教救世军有布斯者，

自称“法将”，随俗利人，虽小善未圆，而众望斯集。一谒英皇，

遂招物议。以彼人天小教，犹当清净自持。岂有无上正觉之宗，

而可枉自卑屈？且法之兴废，视乎人材。枉法求存，虽存犹灭。

仁者弘教，当视势利如火坑矣。

以上“应赴礼忏”、“ 付法私密”、“依附权贵”，可视为佛教界的三个“毒瘤”。曼殊、太炎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同许多佛教寺院建在城市附近有关。“一近俗居，染污便起。……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嘱累正法，则专计资财。争取缕衣，则横生矛戟。驰情于供养，役形于利衰。为人轻贱，亦已宜矣。”

总而言之，他们是将佛教作为一种纯粹的思想信仰去信奉，“绍隆佛法”，自利利他，“悉以义解为本”，“欲得义解，必持经论”，反对此外而附加上去的一切东西，反对以利己主义思想去沾染清洁的信仰，更反对依附权贵，有失佛教固有的尊严。这里，体现了他们的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以及不为世俗、权势所动的道德观念。他们追求的乃是纯正的佛教徒，一个为传说所塑造的、延续了两千年的、受人尊敬的圣徒的形象，而摈弃当时广为存在的穿着袈裟、争权夺利的俗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废止礼忏，“无贩法名”；正确付法，“无诤讼名”；反对趋炎，“无猥鄙名”，他们说，“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

苏曼殊、章太炎对佛教事业一往情深，在这篇《启》的最后，他们写道：

            某等闻熏未周，方便尚缺，悲正法之将灭，惧邪见之堕人；陈此区区，无补毫末。亦

    谓应时便用，切要在兹。若十方大德，恕其狂愚，加以采录，挽回末法，或在斯言。若其不

    尔，便恐智日永沉，佛光乍灭。虽有千百法琳，恒沙智实，亦无能为役矣。

（录自拙作《苏曼殊评传》166-1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此节原题：“五十二 、佛教必须改革”。此次重发，增添个别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