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9年底筹建的“亚洲文明特藏”图书中，亦收有与同时期的亚洲文明密切相关的古代埃及文明的诸多研究专著。西方文明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趣由来已久，自古希腊始，经中世纪至近现代不衰。一般认为，法国学者商博良于1822年宣布解读象形文字的成果，标志着现代埃及学的诞生。之后，系统的文献释读整理和从寻宝式的探险活动向科学的埃及考古学的转变，保障了关于法老时代埃及文明各个方面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其中，埃及学自身的建立和发展，即古代埃及文明的“再发现”过程，涉及到西方文明的埃及印象，并与近代以来欧美各国在埃及博弈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学术史。在上外“亚洲文明特藏”中，著名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Brian M. Fagan, 1936- ）撰写的《劫掠尼罗河：埃及的盗墓贼、旅行者和考古学家》即是关于这一内容的一部重要著作。 布莱恩·费根是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旧世界考古和史前史，长期致力于向公众传播考古学，本书即为一部埃及学学科史的普及型著作。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坟墓和宝藏”。作者并没有突兀地从希腊和罗马时代关于古代埃及文明的记载开始，而是追溯至法老时代（公元前12世纪末）底比斯地区的一起盗墓事件。无论该案件最终的审理结果如何，都无法防止之后的盗墓行为愈演愈烈。因此，古代埃及文明的遗存最初大量毁于古埃及人自己之手。后来，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史话”式叙述留下了域外关于埃及文明的首次详细记载，罗马埃及与帝国其他地区的贸易繁荣，伊斯兰寻宝人动作频频。受古代尸体对某些疾病具有强大治疗效果的观念驱使，木乃伊跨国贸易持续数个世纪。18世纪晚期，欧洲旅行者乘船向南已抵达第二瀑布，大部分主要的考古遗址均已被发现。但直到拿破仑和他的随行科考团于19世纪初揭开尼罗河古老文明的面纱之前，欧洲人获得关于埃及的知识仍十分困难。 第二部分“伟大的贝尔佐尼（Giovanni Belzoni）”是全书的中心。作者选取在埃及寻宝探险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讲述了在一片混乱的埃及考古学的“英雄时代”，身材高大魁梧的马戏团成员、意大利人贝尔佐尼如何机缘巧合成为老练的盗墓贼和早期考古学家的经历。他在尼罗河沿岸引人注目的寻宝生涯具有所有大冒险故事的必要元素：互为搜寻古董竞争对手的外交人员、忠诚的随从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地痞，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由于利益冲突导致的互殴和火拼。他在埃及集中寻宝探险的三年里，在帝王谷发现了新王国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塞提一世的陵墓，清理出阿布辛贝神庙的入口，找到吉萨哈夫拉金字塔的入口，前往红海之滨发现托勒密时期的重要港口城市贝莱尼斯（Berenice）遗址，试图在法雍地区寻找亚历山大曾经求取神谕的阿蒙神庙未果，将方尖碑、拉美西斯二世雕像、纸草和大量器物运离埃及。贝尔佐尼挖掘考古遗址的方式简单粗暴，造成许多破坏，但他的重要发现同时奠定了科学的埃及学的基础。作者指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时代在尼罗河谷（尤其是底比斯地区）搜刮古物的最主要的三位竞争者，他们的“成果”却分别充实了自己对手的国家博物馆：意大利人贝尔佐尼的所得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厅，法国驻埃及总领事德罗维蒂（Bernardino Drovetti，本为意大利人，后加入法国籍）的收藏构成了意大利都灵博物馆的基础，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Henry Salt）的个人藏品则极大地丰富了法国卢浮宫的馆藏。他们所有人都收获了功名或财富，唯一的输家，是埃及。这也呼应了本书主题，即从法老埃及至近代社会，埃及本土居民和域外来客对尼罗河谷古老文明的“劫掠”从未停止。 第三部分“一门科学的诞生”讲述了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法国语言天才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一部分古物爱好者和艺术家不再掠夺而是转而保护古物。这种考古和古物保护的自觉意识实践的典范是法国人奥古斯特·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他付出极大努力促成建立埃及国家古物保护部门并出任首任负责人。德国埃及学家莱普修斯（Richard Lepsius）、法国埃及学家马斯佩罗（Gaston Maspero）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Sir Flinders Petrie）在1880年代的发掘体现出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方法和理念，这是埃及考古学的重要转折点。1922年，法老图坦哈蒙墓的发现轰动世界。这一发现改变了埃及学的图景，从此，现代埃及人在研究、保存和解释古代埃及文明方面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就内容而言，这部著作对从“埃及热”现象到“埃及学”的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宏观的观察视角，并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细节。如在以往关于“前埃及学”的背景叙述中，尽管也会提到欧洲的旅行家，但对他们游历的动因几无涉及。本书将欧洲人前往尼罗河谷的游历置于文艺复兴时期知识阶层渴求文化和新知的新风尚语境之中。新兴的学术研究激发起对人类的多样性和文明史的好奇心，有闲暇的旅行者前往地中海区域各处进行“壮游”（The Grand Tour），带回沿途搜集到的古代手稿或雕塑作品充实自己的收藏。尽管仍少有人前往亚历山大城和尼罗河谷，除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方尖碑外，人们也基本无法见到埃及古物，但木乃伊研成粉末的药却为人熟知，许多人因此意识到古埃及不同寻常的丧葬习俗。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贝尔佐尼这样富有争议的盗墓者占据“C位”，使用了共六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详细叙述他在尼罗河谷的活动及其相关生平，勾勒出以贝尔佐尼为中心的19世纪前期欧洲、埃及的时代风貌、外交风云和各色人物群像。贝尔佐尼到达埃及实属偶然，是由于当时的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在统一埃及后开始进行近代工业改革，希望引进欧洲的技术。阿里的一名经纪人建议贝尔佐尼去埃及，用后者年轻时学习的水利技术帮助埃及改进灌溉农具。因新农具模型在演示过程中误伤了贝尔佐尼自己的仆人，阿里在官员的反对下，弃用了这项有可能给使用者带来伤害的设计。为维持生计，贝尔佐尼才决定为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运送拉美西斯二世的胸像，这成为他在埃及进行寻宝式探险的开端。他在马戏团练就的使用杠杆等各种工具的本领，成为他在埃及复杂的环境下进行挖掘遗址、运输大型雕像的意外助力。另外，贝尔佐尼长期以来以盗墓者的负面形象出现，但本书提供了更多细节可以看出他的另一面。他在招募当地人清理阿布辛贝神庙入口的沙堆时，一口答应地方首领关于多分进入神庙后取得的财宝的要求，是因为他判断神庙里不会有宝藏。明知无宝可寻还要清理神庙入口，是因为他期待神庙中精美的雕像和建筑本身，这与他的盗墓贼形象不符。在用暴力手段打开入口进入塞提一世陵墓后，他没有因为墓中早已没有宝藏而失望离开，而是请人制作铭文和浮雕的蜡版拓印，并制作陵墓的模型，以便在未来开办藏品展览时使用。此外，他还在陵墓因洪水有所损毁时做过一些修补。在自己自传性质的著作中，贝尔佐尼对即将离开的已经熟悉的遗址表达真切不舍，并在最终不堪忍受英国和法国驻埃及总领事的各种纠纷，决定离开埃及、返回欧洲时写道：“（我离开）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我曾呆过的这个国家，恰恰相反，我有理由感恩；总的来说，我也不抱怨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但我厌恶这个国家的一些欧洲人，他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令人性蒙尘。”通过费根的叙述，一个更加立体的贝尔佐尼的形象呈现出来：他是同时代最“出色”的盗墓者和探险家，既渴求古物换来财富，也渴望通过举行古物展览获得声名；但他同时在那个时代罕见地拥有了朦胧的考古意识，甚至在发现哈夫拉金字塔入口时表现出敏锐的考古直觉和精准判断；而且归根结底，他亦是一个与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爱憎的活生生的人。 这种写作的衡平性亦体现在全书对于“劫掠古文明”这一历史现象的评价方面。近代以来，列强对古老文明遗产的掠夺普遍发生于世界范围内拥有古老文明的地区，殖民主义应当受到批判自不必赘言，但文物流散保存于更多的大型博物馆，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人群接触到并对异域的灿烂文明产生强烈兴趣，这在客观上直接引起文物保护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埃及因修阿斯旺大坝而被迫将整座阿布辛贝神庙切割迁移，得到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支持，即是一个典型案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近年对于学术史梳理的出版物中，本书的第三部分的部分内容已有可以替代的阅读选择，如关于商博良对象形文字的破译，可以参考阅读《破解古埃及：一场激烈的智力竞争》。但是，本书在整体上对于埃及学学科发展史与宏观政治和社会局势的互动分析不时显示出深刻洞见，有其独特价值。经过两次修订后，全书在细节的丰富和准确性上也更为完善，并在每一章后均附有进一步阅读的推荐书目，是一部专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均可获益的可读性较强的学科史著作。
图书信息： Brian Fagan. The Rape of the Nile: Tomb Robbers, Tourists, and Archaeologists in Egypt. 3r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4. （上外“亚洲文明特藏”中为1992年第二版）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20年/4月/24日/第007版：悦读 （作者王欢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志远青年学者、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