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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以“有笔有墨，有刀有石”以及“印外求印”的追求，为后世篆刻创作开启无限可能。一方普通的青田石素章印作“为五斗米折腰”，却在百余年后拍卖会上卖出1200万元的天价。 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huī）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 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在篆刻上，赵之谦在前人的基础上广为取法，融会贯通，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赵之谦的篆刻参用多种金石文字，形式多样，富有高古堂皇的气象。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赵叔儒、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从他处受惠良多。著有《六朝别字记》、《悲庵居士文存》等，又有篆刻集《二金蝶堂印存》。 杨憩亭画赵之谦《四十二岁小像》 赵之谦，是为近当代印人大开门户的篆刻巨匠，为后来两百年的治印者开门径无数。赵之谦篆刻治印，不像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等人印作数量之丰，穷其一生所刻不到400方印作，风格工稳豪放，清新质朴，奇崛平稳。抛开无限可能的印面，仅其治印边款，也是穷尽各种创作的可能，冲刀、切刀运用自如；不仅有单刀、双刀之法；还有阴文、阳文交错；行书、楷书、隶书、篆书；更有画面、文字之和；各种交错组合，各种融汇，各种穿插，各种贯通，将刀法、笔势、墨韵，融汇贯通在整个印石之中。赵之谦篆刻以“印外求印”的追求，为之后的印人打开了各种创作面貌的可能性，赵叔儒、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等等，都从他的篆刻中汲取了自己的方向，衍生出各自崭新的篆刻面貌。 赵之谦篆刻，用刀之法取浙派与皖派的用刀之长，总体而言是双刀刻制，冲切结合，冲刀为主，切刀为辅（其碎切刀法渊源可由取法钱松进而上溯到朱简），偶尔单刀刻法（如“丁文蔚”印）或凿刻法（如“福德长寿”印）。用刀深浅方面，赵氏以钝刀硬入之法刻印（私以为赵所用刻刀应不似后来的吴昌硕之厚刃钝刀，其刻刀在厚度和钝度上当介于吴昌硕和吴让之之间），运刀时腕力十足，刀锋入石更深，深刻而非浅削，以求劲挺浑厚、淳朴老辣的线条效果。 赵之谦从青年时代起，就刻苦致力于经学、文字训诂和金石考据。赵之谦善于向前人和同时代各派名家学习，同时又不囿前人，勇于创新。在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其魏碑体书风的形成，使得碑派技法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从而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典范。 赵之谦篆刻。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400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赵之谦篆刻，不满足于浙派、皖派和汉印，而是在寻求浙、皖两派合处的同时，上溯秦汉，进而将触角伸向汉碑汉镜等等。其取法之广，是前无古人的。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赵叔儒、易大厂，直至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家在绍兴，离杭州不远，在当时的交通以及社会环境下，受地域影响，从浙派入手，便成为必然。赵之谦是从学陈曼生开始的，之后他弃陈曼生，却没弃浙派。很快就发现有邓石如的皖派风格的出现。二十六岁前后作品，是介于浙派、皖派、汉印之间，摇摆不定的。 魏稼孙为赵集《二金蝶堂印谱》是壬戌夏开始的。赵之谦大量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约半年而成初稿。次年的秋冬魏至京小住，新增部分作品，而后随刻随寄，直到甲子年，才完成印谱。在壬戌、癸亥、甲子（34至36岁）三年中，赵为魏稼孙刻二十多方，为同年同事老友胡澍刻近二十方，为金石家好友沈均初（应读为韵初）刻三十余方。加上自用印及为其他好友的所刻之印，三年刻印二百余方，占赵之谦一生刻印的一半多。大批量的精心创作，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为了补充《二金蝶堂印谱》，另外一个原因，是篆刻前辈吴让之的存在和刺激。 吴让之（1799～1870年）长赵之谦三十岁，是当时惟一的前辈篆刻巨匠。魏稼孙在决定编《二金蝶堂印谱》之初，便拟请吴作序。癸亥夏秋之际，魏专程到泰州访吴让之，出示《二金蝶堂印谱》初稿，吴应请为作序，中云：“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赵之谦得印谱序后，以为吴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如想象那么高，仅称自己“已入完翁室”。这对赵之谦来说恐怕是个不小的刺激。也促使他去开创新局，超越皖派。这期间的二百方作品已看不到浙派风格了，而且形式多样，变化丰富，某些印章反差极大。印风虽然未能统一，却能反映出赵之谦一心想要开辟道路的追求。 三十四岁刻的《悲翁》，款云:“由宋元刻法迫秦汉篆书。”—追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强调刀笔的统一和秀美的结体。约同年刻《魏锡曾印》，款云:“此最平实家数，有茂字意否”—追求汉印平实中见朴茂的境界，开赵叔儒、陈巨来为代表的近代海派印风。约三十六岁刻的《郑斋所得》，款云:“略似六国币。”—取法汉金文，追求线条的爽朗，结构的巧妙，平中寓奇。《灵寿花馆》、《镜山所得金石》等此类名品，开黄牧甫印风。三十五岁刻的《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巧妙构思也是黄牧甫印风的基础。三十四岁刻的《锡曾审定》，继三十一岁刻《丁文蔚》之后，再次尝试单刀直入，开齐白石之先河。 三十七岁之后直至四十四岁的八年间。虽然也为自己刻了若干好章，有三十八岁刻的《为五斗米折腰》，约四十一岁刻的《定光佛再世坠落娑婆世界凡夫》，四十三岁刻的《汉学居》，四十四岁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等等，这是他印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可惜，八年间所刻也不到七十方。 在十年赶考，四次礼部试均告失败之后，四十四岁的赵之谦心灰意冷，转求实务，呈请分发，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为官是他的理想，他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爱好—篆刻。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五十四岁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创作的原动力。观其一生所刻，皆是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所作，绝无泛泛的应酬作品。他曾在杭州（42岁）以字画为生，晚年也有过应酬，但却从未以篆刻鬻食，这表明了他不愿以篆刻为生的态度。也可知其对篆刻艺术爱好的纯粹。 赵之谦篆刻，为五斗米折腰，创文人篆刻的最高拍卖纪录 2017年12月20日晚，中国嘉德2017年秋拍“清宁——国石篆刻艺术”专场在嘉德艺术中心举槌，本场共有298件精品上拍，其中，赵之谦刻青田石自用印章《为五斗米折腰》以1050万落槌，加上佣金最终1207.5万元成交，超最低估价6倍之多。(拍前估价：1,800,000-2,800,000元)创造了文人篆刻的最高纪录。 赵之谦篆刻，青田石自用印章4.8×4.8×5.3cm，成交价：RMB 12,075,000 印盒签条为小林斗盦所题“为五斗米折腰” 唐醉石的印跋（跋款）
△为五斗米折腰 最为知名的大概是他那枚“为五斗米折腰”的自用印了，以1200万元的天价一跃成为史上最贵的青田石印章。 为五斗米折腰 青田石 传世之作“为五斗米折腰”，是晚清篆刻大家赵之谦所刻朱文印成熟之作。据查，这是一方赵之谦30岁左右时刻的自用闲章，用的只是很普通的青田石印材，朱文印，尺寸4.8×4.8×5.3cm。 “为五斗米折腰”是赵之谦在光绪初年担任江西鄱阳知县时所刻，当时赵之谦虽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却受困于官场昏腐黑暗而无法实现其经世济用的政治抱负，又因需养家糊口或接济亲友而身不由己屈身权贵，由此内心矛盾重重郁郁不得志。于是他想起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挂印隐居的陶渊明，于是便刻了这方“为五斗米折腰”印，以表其两难心境和郁闷之情。 赵之谦成熟期的朱文印篆法深受邓石如、吴让之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并践行他们“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印学思想，力求篆法上将书法的笔墨书写意味在印石上加以完美再现，比如线条的粗细变化、起收转折等处的方圆处理、线条相交处的类似洇墨效果等等。同时，赵之谦又在邓和吴尤其是吴让之婀娜妍秀的印风基础上，进一步把线条处理得更加刚健遒劲和富于变化，形成更接近于汉印古风苍朴浑厚的特点。 “为五斗米折腰”这方印，可见印面文字采用标准小篆书体处理，字体取长势，上紧下松，弧直并举，使印文线条更显刚健劲挺和富有弹性，可以充分感受到赵之谦毛笔拟稿篆字妍秀健挺的原貌。“势圆笔方、粗细多变”是赵之谦朱文印字体处理的一大特点。在这方“为五斗米折腰”印上，除了“五”字外，其他字体都处理成以弧线为主的圆势，而每条笔画上，往往会掺与方笔处理，形成特有的“钉头鼠尾”的效果，如“为”“斗”“折”的线条起笔或转折处不少切成方笔，由此形成方圆结合、刚柔相济的线条特点。 赵之谦的朱文印十分注重线条粗细变化，甚至不惜通过印文线条粗细强化后的笔断意连来追求其遒劲的线条效果。为了达成印边与印文线条和视觉方面的协调统一，赵之谦又往往对印边施以大量的残破处理，通过巧妙的残破使整方印的风格浑然一体。如“为五斗米折腰”一印的每个字都有笔断意连的情况，因而在四条印边尤其是上边线和左边线进行了大量残破以求整体协调，并使整方印风具有高古的残破之美。
△赐兰堂 “赐兰堂”朱文，无年款。赐兰堂是潘祖荫斋号名，潘祖荫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三月廿九日、十月初八日两次得慈禧画兰，因名“赐兰堂”，并致书赵刻印。赵刻后作款云：“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此为潘大司寇纪皇太后特颁天藻，以志殊荣，敬勒斯石。之谦。”因潘得赐有具体年月，故知此印亦为光绪八年之作。赵之谦自壬申年（一八七二）离京赴江西任后即“誓不操刀”，不再刻章。十年后，潘祖荫命刻，才有了十年间唯一所刻，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赐兰堂石章，青田石，纵3.4厘米，横7.3厘米，高4.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赵之谦作“赐兰堂”印乃应工部尚书、收藏家潘祖荫之请而篆刻。潘祖荫曾多次得到慈禧太后赐御笔兰花，故自名其斋号为“赐兰堂”。潘祖荫藏书十分丰富。曾撰《滂喜斋读书记》。曾用三百金购得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册，潘祖荫对人说“此世罕见本，我买得便宜。”在他死后，北京琉璃厂书店检点成《滂喜斋宁元本书目》一卷。收藏极富，所藏图书、金石甲于天下。潘祖荫研索钟鼎、篆、隶书法文字，往来籀分。 赵之谦此印饰以流动矫健的双龙，体态灵活，具有昂首欲飞的动感，印文取法邓石如流畅圆转的书法，神满气足，气势酣畅，刀法峻健，是一件成功之作。印文在方印的边款中，赵之谦称“皇太后天藻”。不刻印已十年，目奇手硬。此为潘大司寇纪，特须。志殊荣敬斯石。之谦”，在他行将结束篆刻创作生涯之际留下此作，尤显珍贵。
△灵寿花馆 “灵寿花馆”，是赵之谦朱文印中数量不多的另类风格的作品。全印给人的印象是横、直、斜三种线条的有机组合。横、直线条刻得坚挺有力，印文左右两部的斜线条相互呼应，交叉得当，这种斜线条似乎得之于战国泉布中的文字，如处理不当会有拼凑和凌乱不堪之感。但赵之谦深厚的功力和伟大的创造力，竟和谐地把他们统一在一起了。正如真正的建筑师，不论你材料方圆、横直，都能自如地构造出最美的建筑物来，给人以美的享受。 此朱文印用字既非小篆，也不似缪篆，而有镜铭钱币文字之趣。“花”字六条斜线便出乎意料。“灵”字下方各有一斜线，与之呼应，便使“花”字的斜线并不突兀。印中横线基本平行，但其排叠的疏密却不雷同，大都上紧下松。而竖线甚至都不垂直，总有些倾斜敧侧。更妙的是四字笔画互相穿插搭接，紧紧相依，抱成一团。这路朱文包括“郑斋”“郑斋所藏”等印，后来影响了黄牧甫，黄以直挺光洁的线条巧妙分割空间，形成了“黟山派”。 朱文印“灵寿花馆”就为后来的黄牧甫开了一条路，整方印中，以横平竖直为基调，大量的线条排叠，又参以斜线打破平板呆滞，在分布上疏密得宜，这正是比他小20岁的黄牧甫受启发的地方，黄牧甫后来评论赵之谦：“仿古印以光洁胜者，唯赵撝叔，余未得其万一”说赵之谦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这当然不仅指赵之谦在仿古印上的审美，而是在整个篆刻审美中对“光洁完整”的审美契合。 赵之谦“灵寿花馆”一印是赵的晚期作品，一方作品里，光洁的线条有，毛涩的线条有，浙派的切与皖派的冲在赵之谦手里达成了完美的统一，一个篆刻高手的刀法成就在一方作品里纯熟运用，冲、切已由心而生，不管是如何行刀，都是为了达成赵之谦心里所想的艺术效果（这个时候，他已经大开“印外求印”大门，一些现代装饰的设计思想也已进入他的艺术思维）。问题中提到的那个特殊的线条特征，自然是“冲、切、剜、挖”等各种手法的精熟运用结果，如果真想达成完全一模一样的线质特征，所需要的只是细心揣摩，多加练习。伟人曾经说过：“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对于篆刻而言：“手上的泡也是自己磨出来的”。
△餐经养年 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赵之谦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区。愿苦厄悉除，往生净土者。 4.30cm×4.20cm 青田石 “餐经养年”（“湌”同餐，音义皆同），乃赵之谦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边款以魏楷阳文刻就，开后世之先河。此枚印章古劲浑厚，闲静遒丽，别创新路，其侧款以魏碑隶书笔墨味入印，突破了邓石如、吴让之的藩篱，朴茂隽永，秀而有骨，尤其是以阳文三个整面的侧款，此方印章乃独创一家，实在难得。赵之谦以“有笔有墨，有刀有石”以及“印外求印”的追求，为后世篆刻治印人开启了各种创作面貌的可能性。 “餐经养年”印系赵之谦为纪念他的亡妻范敬玉及亡女惠榛所刻的悼亡之印。按照边款记载的时间，为同治三年（1864年）刻作，距今已近一百四十年时间。此印三面边款用魏碑体阳刻，苍老古朴，另一面阳刻佛造像一区。这是一方篆刻界看重的名印，从印章问世到现在一百三十多年间，诸多印谱及印学著作均有著录。特别是这方印的边款，有“始公平造像”的遗意，为近现代篆刻艺术及理论家所推重，每有文章谈到篆刻的边款艺术必举赵之谦此印。 “餐经养年”印质为青田石质，体高6.1厘米， 面纵宽均为4.3厘米，在此方印章的一侧面刻有一尊圆雕观音莲花座像，另外三个侧面均以魏书阳文刻侧款（加栏），边款为：“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赵之谦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区，愿苦厄悉除，往生净土者。”此章为同治三年（1864）所刻，距今已近一百五十年时间，赵之谦时年三十六岁，在两年前他的妻子、女儿相继去世，此后赵之谦便自号“悲庵”，此印是其为纪念亡妻亡女而刻的一枚纪念性印章，是希图以宗教的方式来宣泄和排解胸中悲痛和抑郁，以求得一丝精神的慰藉。他曾与人曰：“生平艺事，皆天分高于人力，惟治印则天五人五，无间然矣”。可见其非常自负，其所言天赋与勤奋各占一半，正是因为他勤勉刻苦的精神，使得他在印学上不断精进。
△寿如金石佳且好兮 沈均初所赠石，刻汉镜铭，寄次行温州。此蒙游戏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蒋以下所能，不善学之，便堕恶趣。悲翁并志。 3.10cm×3.10cm 寿山石 “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此印取法汉代“长宜子孙” 镜铭。清代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沈树镛曾将此镜铭文赠送给赵之谦，句意吉祥，遂以之入印，之后黄牧甫、吴昌硕俱仿作多件。“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取法汉代镜铭，可说是印外求印的一个绝佳的典范。说此印是印外求印的典范，因为从来的印家向不留意汉镜铭文等印章以外的文字。说赵氏是开天辟地，他敢把看到的碑帖，器皿上的文字都拿来入印，秦诏版、汉碑碑额、《吴纪功碑》等等。开创了前人没有的面目，丰富多彩，且达到可赏可赞的高度。 镜铭，是铜镜背面的文字，汉代的镜铭，虽有不少带有隶意，但几乎都是古雅的篆书。“寿如金石，佳且好兮”这八个字采自汉“长宜子孙”镜。原先的文字率意简练，线条挺拔光洁，造型别具特色。现在的二个“女”旁，即参照了原文，但更为简括，极具匠心。印中的“兮”，下部作云纹状，是此印的印眼。也只有天才的赵之谦，才敢作此大胆之极的安排。这一笔，虽说极为大胆，却也极为陡险。要在恰到好处。这个界限，这个“度”，很难把握。 “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款云：“沈均初所赠石，刻汉镜铭寄次行温州。此蒙游戏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蒋以下所能。不善学之，便堕恶趣。悲翁并志。”赵之谦癸亥年初抵京，弟子钱次行（钱松之子）没有同往，留在温州好友陈子余处，由陈代教其读书，打算在北京落稳脚跟后再带其出来。这些曾致魏稼孙函中谈及。前文印款诗中“行路难忘钱及朱”之“钱”，即指钱次行。当时想起这位弟子，便为他刻了几方印。其中“钱式之印”款云：“悲盦自京师刻寄次行。癸亥十月雪中。”“寿如金石佳且好兮”一印虽未刻年款，但当是同时所刻。赵之谦与钱次行之间无什么书信来往，因此赵多次在致魏稼孙信中问及钱式。两年后钱式去世（年仅十八），赵之谦也并不知晓。乙丑（一八六五）科落榜后，赵之谦于秋季返回浙江老家。到达杭州始知此消息。在致沈均初函中说道：“钱次行竟不幸而夭。前年寄银及印石无从收归。叔盖家仅存一孀，居弟妇，嗣后无人，可叹也。”信中谈及“印石”者，便是此指。可知是印作于癸亥年。
△悲盦 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尗记。 2.10cm×2.10cm 青田石 关于“悲庵”的来历：作为年轻成名的天才篆刻家，本应志得意满，天才的命运注定是悲剧，又或者说痛苦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赵之谦的一生，在其30岁之后可以说是充满悲剧了色彩。1859年，31岁的赵之谦好不容易以浙江乡试第三名的成绩中举，偏偏几个月后天平军又攻破杭州城、恩师为人所弹劾；1862年家乡传来其妻女尽皆病死于战乱的噩耗，赵之谦悲痛不已，于是刻了“悲庵”一印，落款为“家破人亡更号悲庵”。纵观历史上的大画家、大书法家无不历经磨难，但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磨难，才使得他们在艺术上产生了不朽的作品，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磨难，激发了他们天才的艺术才情。 赵之谦在篆刻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自评为“后汉隋前有此人”，看来此话并非夸张。赵之谦的青少年时代，就历经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年他曾两度丧妻，使他精神和生活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多年的文物珍藏和大量作品也因战火硝烟而流失殆尽，所以他在三十六岁时刻一枚印章，“我欲不伤悲不得已”，孤与苦无处诉，生活的残酷没有给他一丝快乐，使得赵之谦胸中积苦无处宣泄，幸而他还可以寄情于书画，苦难的生活激发了他创作的欲望。
△赵之谦印 稼孙索余少作，因检此示之。同治壬戌六月记于福州。 2.80cm×2.80cm 青田石
△二金蝶堂 二金蝶堂，述祖德也。旧有此印，今失之矣。既补刻，乃为铭曰：“旌孝子，七世祖。十九年，走寻父。父已歾，负骨归。启殡宫，金蝶飞。二金蝶，投怀中。表至行，大吾宗。遭乱离，丧家室。剩一身，险以出。思祖德，惟下泪。刻此石，告万世。”同治纪元壬戌夏，赵之谦辟地闽中作记。此石制纽浑朴，百余年物也，以二百钱得之惇仁里徐氏肆中。 2.80cm×2.80cm 青田石
△稼孙 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壬戌闰月，撝尗。 1.60cm×1.60cm 寿山石
△鉴古堂 魏稼孙述其高祖芦溪先生，自慈溪迁钱唐，乐善好施予。子秋浦先生继之，盛德硕学，为世宗仰，一时师友如龙泓、玉几、息园、大宗交相敬爱。所居鉴古堂题额，龙泓手笔也。自庚申二月，贼陷杭州，稼孙举家奔辟，屋毁于火。辛酉冬，余入福州，稼孙来相见。今年夏，余赴温州，书来属刻印，时得家人死徙、居室遭焚之耗，已九十日矣。以刀勒石，百感交集，系之辞曰：“惟善人后有子孙，刀兵水火无能冤，石犹可毁，名长存。”同治纪元壬戌九月，赵之谦。 3.90cm×3.90cm 寿山石
△二金蝶堂双钩两汉刻石之记 大清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刻，时客京师半载余矣。 4.20cm×3.00cm 昌化石
△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 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闲，刻此以志一时之乐。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 3.20cm×5.40cm 青田石
△汉石经室 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闻尚在人间。均初将求而得之，詺其室以俟。癸亥秋，悲盦刻。是岁除夜，均初来告，已得《石经》。元日早起，亟走相贺，出此纵观，欢憙如意，遂纪于石。 2.80cm×2.80cm 青田石
△福德长寿 龙门山摩崖有“福德长寿”四字，北魏人书也。语为吉祥，字极奇伟。镫下无事，戏以古椎凿法，为均初制此。癸亥冬，之谦记。 2.20cm×2.00cm 青田石
△朱志复字子泽之印信 生向指《天发神谶碑》问，摹印家能夺胎者几人，未之告也。作此稍用其意，实《禅国山碑》法也。甲子二月，无闷。 2.40cm×2.50cm 青田石
△不见是而无闷 悲盦居士甲子以后更号无闷。刻此记之。 2.00cm×2.10cm 青田石
△赵之谦印 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 2.50cm×2.50cm 青田石
△魏锡曾印 悲盦拟铸印。 2.20cm×2.20cm 寿山石
△赵之谦印 雨洗繁红春渐稀，湖山緑暗水云微。西泠桥外沉沉路，风定杨花犹自飞。丁酉游杭句，録于悲盦所作印侧。君匋。 4.30cm×4.20cm 青田石
△以分为隶 闻之谦之印百又一方，在津已将卅载，乙未冬与朱咏葵兄踏雪相寻，始得一亲。翌年小除，竟为余斋中物，快何如之！丁酉元日，钱君匋记于上海丛翠堂。 4.30cm×4.20cm 青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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