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虽然存在着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随着史料的重新发掘整理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古代社会的人口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力图从原始资料出发，并吸取国内外学者较新的研究成果，对古希腊的人口和人口思想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古希腊人的婚育观；（2）城邦人口政策；（3）雅典的公民人口数量；（4）雅典公民的年龄构成和家庭人口规模。 关键词：古希腊 人口 人口思想 作者简介：王大庆（1969——），男，北京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和中外古史比较研究。 人口问题是当今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人口的状况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研究人类社会人口发展的历史，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现代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的由来，而且还能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对于我们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如果说现代的人口研究可以借助于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学等手段和方法，那么古代的人口研究则十分困难，有些地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口资料，就是留下一些资料的地区，人口数字也是支零破碎的，其中还往往夹杂着人为的主观因素，需要历史学家进行周密的考证后才能使用。同时，从有限的点上的记录几乎不能找出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近年来，随着古代典籍的重新发掘，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以及现代科学手段的运用，古代社会的人口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是在一定时期某些区域人口历史的研究上。本文选取古代希腊的雅典作为主要的参照系，力图从原始材料出发，参考近年来国外的研究成果，对古希腊的人口发展和人口思想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一、 古希腊人的婚育观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结婚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为了传宗接代，使家庭得以沿续。 古希腊的戏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的现实生活，有大量戏剧涉及到家庭问题，但几乎从未有过爱情故事。结婚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家庭的大事，儿女的婚姻往往由父母作主。新娘过门后除了料理家务，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斯巴达古代的立法者来库古认为，对自由妇女来说，生育是第一要务。[1]丈夫可以提出离婚，通常的原因有二，一是妻子不贞，二是无子，而后者更为重要与合理。[2]（P123）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中，美狄亚面对负心的丈夫说道：“若是你因为没有子嗣再去求亲，倒还可以原谅。”[3]（P77）一个男人未婚而亡被认为是大不幸，一个女人到了年龄而没有结婚是极不名誉的事情，不能生育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考察一下古希腊人的婚育观。 （一） 婚龄。男女的结婚年龄是古希腊人经常探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考虑婚龄的出发点是“使配偶双方的年龄彼此相配而不致相差悬殊，出现男方尚有能力生育而女方已经不能或女方尚有能力生育而男方不能的情况。”可见，生儿育女是结婚的主要目的。他认为最佳的结婚年龄是男子37岁，女子18岁。[4]（P264—265）赫西俄德认为男子30岁结婚最合适，女性则在青春期后第五年过门[5](P21)。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也分别对此作出了规定，认为男子的婚龄在30到35岁之间。女子则应在16到20岁之间[6]（P74）。最佳的生育年龄是女子20到40岁，男子过了跑步最快的年龄到55岁[7](P195)。综上所述，他们的婚龄观是大体相当的，男子在30岁左右，女子在18岁左右结婚为宜。应该说，古希腊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基本遵循了这一规定。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讲到一个雅典人伊斯霍玛霍斯，他的妻子过门时还不到15岁。[8](P7) （二） 优生。在古希腊家庭中，父亲有权决定新生儿的去留，对体质非常衰弱或畸形的婴儿有权弃置，斯巴达的弃婴制度就十分有名。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健康的婴儿生存下来，这不仅是对家庭而且对城邦都是十分重要的。希腊人认识到孩子的健康与否和父母的身体状况直接相关，据传说，来库古提倡妇女也参加体育锻炼。[9](P102-103)因为男女都健壮才能生出健康的婴儿。他还制定了丈夫对妻子的“拜访制度”，因为他认为“不经常在一起才会生出更健壮的后代”。更有甚者，为了让每家的后代都健壮，还立法允许老年人可以让自己的少妻选择一个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人生一个健壮的孩子，[1]这种制度后来被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发挥到极致，健壮的男女在城邦的严格监控下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配生子。[6](P163)亚里士多德则从现实出发，对如何才能健康生育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不能违反婚龄规定，那样的话“会造成发育不全，体格弱小，多为雌性。”又比如他认为“婚期一般选在冬天较好。”[4](P264-266)柏拉图还在《法律篇》中建议不要在酒后要孩子，这样会影响后代的健康。[6](P172)总之，生育健康的后代是婚育的目标。 （三） 多子。希腊人认为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生育，不仅要生育健康的后代，而且要尽可能地多生。希罗多德说：“多子是男子除勇武外第二大美德。”[10](P131)多子才能多福，悲剧《伊翁》中的主人公夸耀说：“我原有适量的财产，还过着多子多福的生活。”[11](P22)现实生活中，希腊普通家庭孩子的数目是比较高的，美国史家斯塔尔估算，希腊的已婚妇女一生平均要生育5—6.5个孩子。[12](P41-42)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每户孩子的确切数字，但我们还是知道一些情况，如苏格拉底有三个儿子，柏拉图有两兄一姊一弟，德莫克里特在家中行三，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提到一家人，仅自由人就有14个。[13](P74) 二、 城邦的人口政策 古希腊以城邦制度闻名于世，许多独立小国并存的形态贯穿了希腊文明的始终。城邦的理想是独立与自足。因此，城邦的人口数量是政治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讲：“那些治理有方的著名城邦无一不对其人口进行控制，……过于稠密的人口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一个城邦过小就不能自足，过大……就难于建立一个政体（不能知道当官的是什么人）”，因此，“一个城邦的最佳人口界限，就是人们在其中能有自给自足的舒适生活并且易于监视的最大人口数量。”[4](P239-241)可见，城邦人口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数，防止过大或过小。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家有5040个土地所有者，数量保持不变，目的是使居民互相认识，因为“只有熟悉其人的德性才能给以适当的荣誉。”[6](P125)实际上，城邦可以通过扩大或缩小公民条件的办法来控制公民的人数，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几易公民条件正说明了这一点。[9](P499)但是，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就要包括鼓励和控制生育两个方面。 先说鼓励。前面讲到，普通人家出于家庭的需要趋向于多生孩子，城邦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生育，尤其是在战争、瘟疫或饥荒造成大量人口丧失的情况下。伯利克里在雅典阵亡将士的墓前演说中说：“阵亡者父母中那些适当年龄的人仍然要坚持下去，希望多生一些儿女……这些新生的儿女会使你们忘记那些死者，他们会帮助城邦填补死者的空位和保证它的安全。”[14](P136)斯巴达曾经颁布鼓励生育的法令，规定凡有三个孩子的父亲可以免除兵役，四个孩子的父亲可以免除城邦的一切义务。[4](P49)无子不仅被认为是个人的不幸，同时，也损害了城邦的公益。柏拉图在《法律篇》中首先制定的是婚姻法。认为男子过了婚龄仍不结婚生子是违反神意的，这样的人从35岁开始每年须交纳罚款，并且“把他排除在年轻人的各种荣誉之外。”[6]据戴那兴斯记载，在雅典，没有合法的男性后裔者在公民大会上没有发言权。[14](P136注) 再看控制。亚里士多德从维护城邦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城邦人口过多就会破坏良好的秩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人口超过10万的城邦就已经不是一个城邦了。[15](P116)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在限制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应该限制孩子的数目。”[4](P8)婴儿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使人口的增长率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而战争和瘟疫又会在突然间夺走大量人口；因此，在古代，这些因素都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调节剂。但可以肯定的是雅典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出现了一次人口较大幅度的增长，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外殖民，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次殖民高潮。据英国史家芬利估计人数可达一万人。[16](P62)通过殖民来减少人口过分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是城邦一贯采取的政策。 三、 雅典的公民人口数量 雅典被认为是希腊人口最多的城邦，拥有最大规模的城市。由于古希腊的绝大部分史料都出自雅典，因此它也就成为希腊众多的城邦中几乎唯一能够推算出比较准确的人口数字的城邦。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勾沉索隐，发掘史料，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测算出了雅典人口数量，并互相参照，在一定的范围内达成了共识。这里要说明一点，雅典的总人口包括三个部分，即公民及其家属，奴隶和外邦人，虽然后两部分在古典时代的总人口中占据很大比例，但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我们只考察第一部分，即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团体的人口。下面简要叙述一下雅典人口的发展历程。 （一） 古风时期的人口。 古风时期没有留下任何人口数字，但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有人根据公元前八到七世纪雅典墓葬和水井的增多推断雅典在这一时期有过一次幅度较大的人口增长，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斯诺德格拉斯认为这并不能表明公元前780—720年雅典在没有外来人口进入的情况下有一次巨大的人口增长，因为：（1）与黑暗时代不同，社会下层在这一时期可能有了正式墓葬的权利；（2）这可能是城市出现，人口大量移居城市的结果。况且，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雅典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17](P70-71)黄洋从土地占有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年来有关这一地区的地形学和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古风时期没有出现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绝对缺乏的现象。土地缺乏是相对的，结论似乎是大部分土地被少数大土地所有者占有，对下层农民而言，有着土地缺乏和粮食不足的问题，他进一步论证，这种情况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的结果。[17](P52)还有人认为公元前八世纪水井增多更可能是半游牧生活完全转变为定居生活的结果。[18](P420)总之，许多人对古风时期的人口激增说提出了疑问。新近的研究表明，前八到七世纪，可能由于干旱或瘟疫，雅典倒是出现过一次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才又恢复了活力。[19](P33-34) （二） 古典时期的人口。 古典时期通常指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晚期，是古典城邦的极盛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中有一些人口数字，大多是战争中的军队人数。芬利认为，在古代留下的各种数字中，一般来说，军队和税收的数字是可信的。[20](P26)雅典实行公民兵制度，根据财产划分的四个等级分别担任：（1）负责装备战船；（2）骑兵；（3）重装兵；（4）轻装兵和水手。我们知道，后两个等级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两次战争中都留下了重装兵的人数； 我们又知道重装兵与最后一个等级日佣级在人数上的大致比例，[21](P8-9)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便能够推知雅典公民的大概人数。此外，我们还有很多辅助性材料，如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参加人数、 雅典剧场的观众容量 以及其它文献中提到过的一些数字， 所以，得到一个大致的人口数字是完全可以的。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史家们推测的过程了，只列举一下基本的结果： 第一，古典时代雅典公民人口总数在三万左右，加上家属总人口在十万人左右；[22]（P224，239） 第二，两次大规模的战争期间，雅典的人口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重装兵由一万增至两万，总人口增长了25%，但由于向海外殖民和战争中的损失，伯罗奔尼撒战后的公民人口又回复到了希波战争前的水平，公元前四世纪基本保持在这一水平上。[21]（P179） 四、 雅典公民的年龄构成和家庭人口规模 仅有了总人口数，要了解人口的状况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分析。下面分别探讨一下雅典人口的年龄构成和家庭人口的规模。 上面谈到在希腊人的家庭观念中，婚姻和生育至关重要。普通人家趋向于多生孩子，因此，婴儿的粗出生率是很高的。由于女子的婚龄较低，一进入成熟阶段就开始生育，直到生育年龄结束，较长的生育期增加了可能的生育数量，斯塔尔估计，一个已婚妇女平均一生要生5—6.5个孩子。但是由于生活水平和卫生条件的恶劣，婴儿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据估计，一般只有2—2.5个孩子达到成年，[12]（P41-42）这样就大大限制了人口增长的幅度，同时，也降低了人口的平均寿命。小孩从出生到成年，随时都有可能被各种疾病夺去生命，只有体格较好的才能进入成年，但由于长期的辛劳、战争和瘟疫，也使许多人在中年就夭亡了，活到五、六十岁的人不多，虽然记载中有不少年过七十的人，但只有极少的例外而已，并非普遍现象，古希腊不存在“老龄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能够进入高龄的大多数是富人，《阿尔克提斯》一剧中讲：“那些富有的人可以拿钱买命，老了才死。”[3]（P9）而这部分人本身就是很少的。公元前四世纪雅典重装兵的一份资格审查表明，500个18—19岁的年轻人，年龄达到60岁的只有103个。[12]（P41-42）《长征记》中提到队伍中有“四十岁以上的老人”。[23]（P120）这样，雅典人口的年龄构成有两个特点，第一，人口的平均寿命较低，斯塔尔估计在30—35岁左右，[12]（P41-42）第二，未成年者在人口中的比重较大，老年人的人数相对较少，人口的基底很大，向上逐渐缩小，呈金字塔型。 下面看一看家庭人口的规模。有了公民及家属的总人口，就有可能推出雅典家庭的人口规模。据记载，雅典城邦有“一万多户”人家，[13]（P109）这个数字十分不确切，我们姑且取一个中间数字一万五千户，从上文可知总人口在十万左右，那么每户的平均人口就在六人上下，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新婚的两口之家和子女很多的大家庭，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平均数。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雅典的家庭是两代还是三代同堂。关于这一点没有直接的材料，典籍中提到的家庭都只有父母和子女，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完整的家庭由父母、子女和奴隶组成。[4]（P60）阿里斯托芬的家庭喜剧《马蜂》反映了父子两代人的矛盾冲突，没有提到第三代，剧中只有老人和没有娶妻或出嫁的儿女。可以推测，儿女成家后一般要另立门户，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因此，可能的情况是，六人中除了父母，就是孩子，这一情况与上面提到的几个家庭人口数字和人口的年龄构成也基本吻合。以苏格拉底为例，他在七十岁这一年去世，三个儿子中一个已经成年。 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人口规律。意大利人口史家奇波拉认为，在任何农业社会，在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结构及其变动方面，都倾向于保持一套固定的模式。在整个过程中粗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在正常情况下，后者略低于前者，人口呈缓慢的上升趋势。但是，当人口上升到某一临界点时，会突然出现明显的死亡高峰，少数情况下与战争一致，通常是传染病和饥荒的结果，因此人口又降低到从前的水平，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过程。[24]（P63-65）古代雅典人口发展史基本上符合了这一规律。固然，婚姻观和风俗习惯影响着这一人口的增长模式，但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决定着农业社会人口发展规律的是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即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和以农业为主的谋生手段。对一个典型的小农来说，生育很多的孩子既意味着劳动人手的增多，也意味着消费者的增多，然而，生产资料是有限的，消费者的增多也加剧了生存的压力。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彼奥提亚的一个小农赫西俄德的说法正反映了这一十分矛盾的心态：“应该只生一个儿子供养父亲一家，因为只有这样，家中的财富才能增加。如果生两个儿子，你就不能早死。不过子女多的人家，宙斯也易于多给他们财富，人多多干活，财富增长快”。[5](P12) 综上所述，对于人口问题，古代希腊人已经有了很多思考。他们探讨了公民的婚育年龄，提出了优生优育的主张，并认为多子多福。同时，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邦社会，人口的增长是有限度的，所以，在城邦的人口政策上又表现出鼓励和控制两种相反的倾向。实际上，这些观念和政策正反映了希腊城邦人口的现实状况。以雅典为例，从古风到古典时代，由于瘟疫和战争等原因，人口数量经历了一定的起伏，但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水平。从人口的年龄构成和家庭的人口规模看来，则表现出人均寿命偏低和未成年人比重较大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色诺芬.拉西戴梦人的政制,Ⅰ.[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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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he ancient Greek; population; population thou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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